在全球化过程中，德国乃至欧洲的乡村发展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特征。从后工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于乡村发展认识的转变出发，本文对德国乡村治理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方法进行了归纳，并从乡村地区发展的任务重点、制度框架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总结了相关经验对于中国乡村治理和规划工作的启示。基于内生性区域发展策略的要求，德国乡村治理工作从区域整体出发推动乡村地区发展，强调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促进广泛的社会决策，致力于在公共和私人相关者之间构建相对稳定的合作平台和互动网络，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加强社会认同，巩固乡村地区相对的独立性地位，实现外部调控与自我调控相互结合。根据空间发展的综合性特点，基于乡村治理的战略性空间发展规划在编制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面的政策和工具，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规划框架和协作方式，维护乡村地区空间的可体验性和场所质量。

针对我国西南山地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下住区规划和设计的科技问题，研究分析了农村家庭结构及住区变迁发展的基本事实，提出家庭规模小型化、构成简单化、关系平等化和功能社会化等基本特征，分析了家庭结构变化与住区空间物质形态之间的互动规律。指出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当前西南农村家庭结构与住区建设存在空巢老人养老、留守儿童教育及家庭安全保护三大典型问题。提出了建立与农村住区养老功能相适应的住区形态、建设儿童成长家园、建设住区安全可防卫生活环境三个优化农村住区规划设计的策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使“三农”问题再次受到高度重视。针对目前我国乡村规划中公众参与不足所导致的农民主体利益诉求被忽视、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本研究对乡村规划中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梳理，突出农民在乡村规划建设中利益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和构建适用于新时期适合中国本土乡村规划编制、审批和管理客观诉求的农民公众参与模式，强化乡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多途径的参与模式在决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来提高农民公众参与的强度和深度，确保农民成为乡村规划的主要受益者。

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原本是属于政府管理与城乡建设两大不同体系的内容，在城乡一体发展背景下，它们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而必须协同处理旧症结，解决面临的新问题。根据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的现实需求，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转型、融合、并进”已成必然趋势。在研究国内外乡村治理与规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民生为本，化城入乡、多元驱动”的乡村治理与规划改革新思路，探索贴近我国乡村实际且能够落地实施的治理与规划协同推进新路径。

我国传统乡村的治理以精英为本，在正式与非正式渠道的二元治理结构下形成同时具有约束性和激励性的传统乡村柔性治理制度。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逐步走向高度集权的官治化，并在城乡分治的基础上形成以土地为本的当代乡村规划和建设的硬性制度。本文通过对传统和当代乡村治理的经济条件、社会基础和空间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提出实现乡村治理的制度改革的三个基本途径。

文章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认为现行“乡政村治”模式面临着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其他新型农村治理主体涌现的新形势，并从推进实用型乡村规划出发，开展乡村治理体系与公共物品供给和乡村规划改革研究。文章将乡村治理领域划分为公、共、私三大范畴，重点讨论如何借助新兴“乡村组织”实现基于“共”的公共物品供给，以及据此改变乡村规划中公共服务中心配置的具体策略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