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发展权是影响乡村土地利用变迁和开发收益分配的关键。实际上，集体土地 发展权的“赋予”与“行使”在“一致”和“偏离”之间摇摆，这种张力受到政策制度、 组织理念、资源等结构性要素及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的共同影响，最终作用于乡村建设 空间。文章构建了“结构—参与者”→“集体土地发展权”→“空间变迁”的解释框架， 以北京市 D 村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 D 村建设用地“增量扩张”“增征并存”“减量发展”的 3 大阶段中，随着发展理念、政策制度、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不断变化，政府、 村集体、企业等参与者关系经历了“增长联盟”—“竞合博弈”—“被动服从”的互动演进， 并导致不同阶段集体土地发展权赋予与行使的“偏合”，推动了乡村建设用地变迁。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典型，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的农地转用支撑了广 大都市区乡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起初由于区位原因，不同村庄农地转用的规模差异很 大，但是区位普遍改善后，国家农地转用政策却日益收紧，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的差 异导致村庄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在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的当 下，“三区三线”落地将进一步固化和强化这种差距。非农化村庄通过存量建设用地的“三旧”改造，可以更进一步获得土地资本化红利，而农业村庄却不得不担负起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论文以南海区里水镇为例，揭示都市区村庄“村—村”差异的困 局，从土地发展权均衡的角度探讨平衡镇域经济发展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的可能 性，提出通过构建城乡利益共同体和镇域发展共同体来实现镇域内部城市更新与乡村发 展的有机联动，推动镇域城乡高质量发展。

生态补偿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性财政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主体 功能区划视角下不同地区因目标定位差异、发展机会差异导致的潜在不均衡问题。文章 估算了 2008—2015 年山西省 18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因生态保护损失的机会成本，并与实 际的补偿额度进行对比，同时测度全省生态服务价值的演变格局，以表征生态保护效 益的外部性，对研究区生态补偿的效益(绩效)进行评价。结论 :1山西境内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额度显著低于其损失的机会成本，其中晋 西南地区的幅度更为显著 ;2研究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总体上优于全省均值，其 内部大致呈现为自北向南递减的趋势，说明主体功能区划战略与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预期的积极效果。建议围绕经济和生态双重目标进一步开展调控，合理 估算机会成本，以此为基础更为精准化地确定转移支付额度，并引入横向生态转移支 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以实现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农产品主产区是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稳定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区域，在空间用途 管控方面会十分严格。基于公平和效率，文章从土地发展权的角度，分析农产品主产区 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空间用途管控等造成的区域发展受损情况，综合现有各类农业 农村综合补贴和补偿，提出弥补农产品主产区发展损失的补偿方案和实施路径 ;参考 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转移支付的做法，提出建立农产品主产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实施建议。

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期，重新审视央地关系，更好地应对空间碎片化管理现状， 对建立统一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效能十分关键。基于此，文章采用一统体制与 有效治理的理论框架，在我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与负荷背景下，剖析空间规划体系演变过 程中的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张力演进，并以建设用地指标这一央地博弈的 焦点作为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期为过渡期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文章认为:(1)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过程中，我国空间规划中的地方自由裁量权逐渐扩大， 中央周期性的国家规划机构改革以及采取的周期性规划调整与修编工作是央地之间张 力协调的重要表征。(2)空间规划体系的演进，是央地关系演变在空间治理领域的体现， 由中央应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等目标之间矛盾的战略调整所引发。(3) 在面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阶段，应针对开发与保护等不同目标做 到有针对性的“收与放”，避免地方政府的“要素空壳化”，最终实现空间治理效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