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村并组后，村庄社会和地理空间扩张，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增多，而村干部数量却同步减少，国家主导的农村网格化管理手段试图解决人少事多的问题，从而达到管控全方位、服务精细化的目的。但从县域基层实际来看，农村网格化管理并未有效整合科层组织之间分割的资源和降低基层治理成本，存在着“准村干部”式的参与和科层组织转嫁行政任务相促进的悖论。这种悖论形成的逻辑是科层组织除了G D P 增长的政绩目标之外，还有非经济增长的政绩目标追求。为此，他们把城市网格化管理方式简单复制到农村地区，且以管控为实质目的，使村级组织承担了更多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最终产生“行政吸纳社会”现象，导致网格化管理目标与手段偏离、科层组织价值取向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出现错位等后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怎样强化区域协同、适应创新变化、将智慧与生态结合的理念运用到乡村规划中是急需探究的问题。通过对“北京绿十字”乡村规划实践的观察和研究，总结了多方参与乡村规划建设模式的特征，并综合比较德、日等国及中国安吉的乡村建设，从规划编制、多方协作、规划实施、产业发展和自我管理五个方面对这种模式做利弊分析，最后提出乡村规划建设的优化策略。

乡村治理的重构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重构乡村经济结构的同时必然启动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形成新的促进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治理模式。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和运行模式决定了乡村治理的重构过程和机制。以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为例，总结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多元化重构的特征，进而从内外两个方面揭示利益重组推动内部治理重构与升级需求倒逼外部治理重构的机制和趋势，为乡村建设与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项目制在基层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困境，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本文发现这与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密切相关。在项目争取阶段，村庄获得的项目多少主要取决于村支书的私人关系和资源；在项目实施阶段，村支书将国家的项目资源转化成了治理资源，为以自己为核心的村庄精英谋取私利。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给村庄治理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后果：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被弱化、村干部日益走向“悬浮”、村庄民主名实分离、分利秩序蚕食项目资源、农民的诉求无法得到回应等。扭转此种局面需要从项目分配和项目实施两个阶段加以规范和完善。

当下“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带来繁荣，但单一建设路径也暗藏风险，多元的乡村建设模式亟待培养。引入治理结构的理论视角，审视当下一批乡村建设实验，并总结了三类建设主体：企业资本、N P O 与N G O、知识分子与本土精英。各主体在乡村建设中构建三类治理结构：辅助的自上而下型、协调权益的中间桥梁型、血缘牵连的自下而上型。通过与政府主导乡村建设模式对比，认为多元的乡村治理结构能与政府力量和基层自治相协调，并弥补单一建设模式的缺位和风险。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乡村建设平台，促进更多样的主体参与乡村建设，能够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丰富乡村建设图景，应对日益严峻的乡村衰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城镇化阶段的转型及消费社会的来临，各种情怀推动下、各种形式的“乡建运动”正在各地广泛发生并渐成热潮。本文从资本实现空间生产的批判性视角切入，将当前的乡建热潮视作为资本循环过程中对“消费性建成环境”的主动营造，在此过程中，通过打造符号化的乡村空间来获取“垄断地租”是资本快速增值的内在逻辑。在资本力量的扭曲下，许多乡建活动导致了主题乐园化、过度商业化、乡村绅士化、价值逐利化等趋势。基于此，文章提出要剖析当前乡村建设热潮背后的资本动机与运作逻辑，节制资本的无限渗透；并认为活化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规范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的方式，促进现代产业资本与乡村内生转型的有机融合，才是至关中国未来广大乡村复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