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全国各地均展开了美丽乡村规划的实践探索。国内外文献研究表明，乡村系统的复杂性要求适应于地域条件的规划模式及地方路径。成都市乡村规划建设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以及两次灾后重建（2008 年5·12 汶川和2013 年4·20 芦山）的政策革新中重点围绕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地域文化等方面实践探索，提出了一种基于成都地区独有的内涵式发展的乡村规划建设模式和地方路径，即产村融合的规划模式及技术框架，包括规划集中选址、成片连线建设、“产村单元”构建、“小组生微”布局、建筑风貌塑造等，并在此实践基础上凝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因素和理想路径。

通过对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青龙社区的实地考察，结合对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生产满意度以及对于农地整治的愿望三个方面详细调查了青龙社区居民对撤村并居政策实施的态度。从政府规划、社区管理等多个层面深入了解青龙社区撤村并居的实施方案，总结青龙社区撤村并居的实际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的撤村并居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给出了改进建议。

当前乡村环境冲突事件频发，邻避现象在乡村逐步显现，冲击着乡村的和谐和稳定。本文将邻避冲突的分析视野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以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乡村邻避冲突中各相关主体的行动及其效果。研究表明，由于乡村产权权益弱化、松散的乡村自组织容易崩解和乡村中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优势地位，乡村邻避冲突治理出现了局部失序的现象。比较研究表明，解决乡村邻避冲突主要在于国家权力的常态化切入乡村，以及在此基础上村民稳固的自组织。

在各地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道路的背景下，各类旨在复兴乡村发展活力并以社区营造为核心的新“乡建”试验兴起。以江苏句容市茅山陈庄的社区营造过程为例，在剖析乡镇政府和村民对乡村改造态度和参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规划师等第三方主体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社区营造既面临着村民有强烈参与需求却缺乏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赋权”与支持的问题；又面临着村民在个体有利可图的参与过程中过度追求个体利益、出现不遵守参与规则等无序参与问题以及在乡村公共事务上参与不足两者并存的困境。因而，乡村社区营造既需要第三方（规划师）改变以往的技术精英的角色定位，通过信息赋权和教育赋权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工作机制，增强社区对于乡村建设过程的影响力，并构建起政府、村民和第三方主体三者协同配合的机制；更要求第三方赋予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责任，建立整合集成的工作机制，整合社区需求、协调与引导村民参与行为，并通过资源供给协助社区实现改进项目。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广泛介入可能代替政府的部分作用，乡村社区营造依旧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需要政府、社区村民与第三方力量形成协同效应。

作为快速城市化经济体，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如何向一元经济融合是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地域广袤、发展条件迥异，需要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如果说“城乡统筹”是一个全国性的城乡发展导向，“城乡一体化”则是中国东部沿海及内陆特大城市市域城乡发展的现实命题。既有研究较关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针对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的路径的讨论则相对不足。本文从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与政策干预的视角，首先分析比较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发达经济体的城乡关系演进的模式，然后基于东亚经验探讨中国特大城市市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治理策略。

中央高层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触发了各级政府项目在乡村领域的持续投放，之前深陷“中空”危机的乡村治理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本文简要回顾了海外经验中政府层面发起的乡村项目对乡村治理的促动，以南京市江宁区的三个典型乡村项目为研究对象，基于不同类型特点进行了评述。文章认为，政府项目引发了一系列关乎乡村治理改善的“链式反应”，这一由政府先行推动、带动市场、农民参与的乡村运动，可以视作中国特色治理模式在乡村地域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界定乡村治理当中政府的干预边界是实践的当务之急。市场因素是这一过程更为根本的动力，乡村善治的达成更有赖于村民归属感与社群参与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