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我国乡村产业自适应、自组织、自协调与自恢复能力持续下降，产业风险“外部胁迫加剧—内生动力弱化—治理机制滞后”等系统化特征凸显，空间异化程度加深。研究提出了基于“风险源—风险受体—风险治理机制”结构的乡村产业系统风险评估方法，通过大运河天津段乡村的多源数据解析，识别乡村产业风险格局特征并提出基于风险治理的乡村产业韧性布局策略。研究表明 ：大运河天津段乡村产业的系统风险呈现“高低交错 + 多元驱动”的空间异化特征和“低风险均衡型 + 单一高风险型 + 多风险并存型”的聚类规律 ；近郊乡村风险源压力较大，远郊乡村的风险治理机制建设相对滞后，风险受体状态主要与农作类型、非农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组织建设及资源承载能力有关。研究针对风险的空间分异及聚类特征，通过统筹乡村产业的风险源控制、风险受体优化、治理机制建设等路径，提出乡村产业“外源协同—内生培育—机制响应”的系统韧性布局策略，为实现乡村产业系统风险的长效治理提供相关借鉴。

对于水系发达的徽州而言，堪舆学“观水”理论在村落选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堪舆学的视角下，对“观水”活动的主要观测对象“水口”与“水势”进行研究：从“藏风聚气”“形势说”理论出发探究“水口”对村落基址选择的影响 ；从“五星”理论出发探究“水势”与村域选址之间的联系。最终发现“水口”能够影响村落大布局（整体布局）的界定以及小布局（建筑布局）的面积，“水势”影响村落小布局（建筑布局）的选址界定以及面积。

高质量发展阶段，黄土沟壑区乡村治理的空间范畴、配置动力、行动主体已发生变化。面向生态安全到生态持续、经济脱贫到经济高效、社会稳定到社会公平的目标变化，针对乡村治理载体、治理动力、治理主体呈现的空间要素分散治理、资本价值诉求冲突、参与治理意愿减弱等问题，基于乡村空间流域化特征，依托次沟流域构建乡村治理单元，文章提出功能协同、价值协调、主体协作 3 大治理路径，以促进乡村空间要素、资本要素和行动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耦合协调发展是促进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乡村振兴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二者耦合分析框架、耦合指标体系，采用2017—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论为实现乡村振兴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双赢提供政策建议。

旅游型乡村的公共空间微更新，应在旅游相关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现状下，满足村民公共生活的空间需求，从而活态保护聚落人文风貌，深化旅游体验维度。以苏州明月湾村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量化乡村社会网络模型的结构特征，并结合GIS推导村居公共生活需求的空间分布；同时，收集村内旅游业相关POI 数据以明确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从公共空间单元布局、交通流线调整、空间氛围营造等方面，探讨公共空间微更新。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原本脆弱的乡村文化会进一步受到挑战和侵蚀, 但与此同时，新媒体也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传承与重构提供新方向。文章首先围绕不同时期乡村文化空间的特征变化展开研究，剖析新媒体背景下传统乡村文化空间衰落的内因以及其特征的转变，其次总结出利用新媒体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和复兴的重点，最后从培育村民主体意识、维护传统文化“记忆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焕发乡村原生文化活力、构建“四位一体”的文化治理体系等5 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探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何与新媒体融合共生从而完成传承与重构。

文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以宁波市半浦村为例，从产权束出发对历史文化名村陷入难以市场化困境的根源、破解方式进行探讨。研究认为，造成名村困境主要原因有：①所有权不明；②使用权碎化；③管理权分割；④收益权失衡。基于此，提出破解困境的策略：①灵活、高效的所有权制度改革；②刚性与弹性统一的使用权制度设计；③专门化、分权化结合的管理权划分；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益分配, 以期为历史文化名村市场化提供参考。

在国家推动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下，资本下乡发展项目制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全面乡村振兴包含了宏观政策、组织架构、治理体系等多方要素的共同作用。文章首先通过借鉴国外项目制乡村旅游的实践经验，指出乡村旅游需要顶端把控、中端协调和尾部延伸；其次，深入审视我国项目制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最后，结合我国全面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提出项目制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1 ）促进项目制乡村旅游中科层与资本的合作；（2 ）维护村民权益以保证合作的长效性；（3）支持多路径的乡村旅游项目引入与产业延伸。

村民更新意愿是城中村更新的首要因素，其本质是风险决策行为。借鉴前景理论，基于广州25 个城中村的685 份村民问卷数据，运用定序Logit 模型对更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的确权能够显著提升更新意愿，而房屋层数对更新意愿具有负面影响，二者作为资产性因素发挥作用；村民对政府、市场与村集体的信任以及“村改居”情况对更新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它们作为预期性因素产生影响；同时，村庄类型变量对宅基地确权情况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基于访谈结果，论文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展开讨论，建议城中村更新对宅基地全面颁证确权，培育村民的正向信任，推广“村改居”政策，并对刚性村与弹性村分类施策。

文章针对农宅闲置这一空间现象，选择大都市区为研究范围，基于南京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农宅闲置的类型与空间特征。依据闲置程度的不同，将闲置农宅分为真实性、潜在性与周期性闲置3 种类型。发现在单栋住宅尺度，不同类型闲置农宅与其建造时间、层数存在关联。在村庄尺度，闲置农宅在村庄早期发展区有集中趋势，但单一类型闲置农宅以穿孔分布为主。在区域尺度，村庄闲置率受其所在空间圈层影响，潜在性与周期性闲置率呈自近域、近郊向远郊递增趋势，但真实性闲置率在近郊最高；村庄闲置率还受空间属性区位影响，邻近或位于商品化、密集建设区的村庄各类闲置率都低于远离这两类空间的村庄。最后，结合农宅闲置类型与空间特征，提出规划策略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是一个长期过程，全国各地正结合自身特点通过示范点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少部分先发地区的乡村逐步出现了乡村群的雏形，学界仍缺乏对乡村群的理论研究。文章分析了乡村群的主要特征，从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实践导向等方面提出了乡村群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索乡村联动发展之路，核心在于乡村群内功能求同存异、错位发展，产业上相互协调、联动发展，空间上系统串联、融合发展，生态上保护维育、品质发展，服务上错位配给、共享发展和治理上价值认同、共治发展，从而体现乡村群在引领乡村功能完善、产业分工、空间优化、生态保护、服务多元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优越性。最后以锡山区环南青荡乡村群为例，阐述了环南青荡乡村群联动发展的具体策略。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区正经历着剧烈转型与重构，乡村建设一直是城镇化关注的重点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提出，国家兴起了新一轮乡村建设热潮，乡村建设也被赋予新的内涵要求。乡村建设是不断转型的过程，正确认识乡村建设转型过程有助于推动乡村城镇化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乡村建设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探讨了乡村建设历程演进的特征，并对乡村建设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以期为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乡村聚落空间网络结构优化研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网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引力模型构建乡村聚落空间联系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 GIS 工具，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分析等角度对中原经济区 X乡空间网络进行研究，并提出优化的规划响应措施。结果显示，乡村聚落空间网络发育程度较低，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节点分层趋势明显，网络局部集聚效应显著，凝聚子群之间处于较弱连接状态，网络节点的中心性与层次结构特征明显。最后基于空间网络特征，通过完善乡村聚落自身功能、拓展空间网络联系渠道以及优化空间网络层次结构，使乡村聚落空间网络具有更加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聚落空间网络的均衡协调发展，为其他类似的乡村发展提供可取的经验。

在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各地涌现出大量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中以乡村精英为主要引领和推动者，政府、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模式是乡村振兴的新现象。文章基于乡村精英的理论视角，以江苏省利珠村为例，通过梳理乡村精英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历程，从关系资本与团结资本的角度分析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关系资本的机制构建中与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利珠村的发展可大致分为在土精英崛起、回归精英推动和多元精英主体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共同体”3 个阶段，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拓展关系资本、凝聚团结资本，不仅加速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通，更推动了“乡村振兴共同体”机制创建。

从道萨迪亚斯人类聚居学的视角观察传统村落的康养价值。通过人类聚居学核心理论与浙江传统村落的营建智慧对比，发现 ：浙江传统村落的构成要素与人类聚居学五要素对应；浙江传统村落的营建机制与人类聚居病理学吻合。对比过程与结果以人类聚居学的表述方式表明浙江传统村落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康养环境，展现了组成传统村落生命有机体的自然、建筑、支撑网络、人类、社会五要素相互制约、协同发展的机制。

我国当前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忽视了村民变迁的生活和变化的需求，导致乡土文化与村民生活渐行渐远。文章以莲湖村为例，探讨了村民生活的变迁是造成村落风貌破坏和空间闲置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发展的价值与村民变化的需求在要素上有重合，在内涵上有耦合的作用。基于此，文章从乡村发展模式、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三方面探讨了村民需求的落实和协调策略，以期为传统村落的复兴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