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海陆交汇、全球洲际连接（亚非欧）和大洋联通（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战略支点与枢纽，其滨海港口城市是全球海洋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全球化贸易网络和区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文章立足中东区域自身的港产城关系特点和国内外区域关系特征，分析中东滨海港口城市的发展格局、演化历程及协同机制，选取阿布扎比与苏伊士作为对比案例，揭示其协同模式的差异化特征。研究表明，中东滨海港口城市受地理枢纽性、资源依赖性与发展异质性影响，普遍面临“港强产弱、城产分离”的协同困境。基于此，研究从“城市、港口、产业、联系网络、治理体系”等方面，对中东地区滨海港口城市提出优化发展的策略建议，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东滨海港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境外产业园区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大部分境外产业园区仍面临经济可持续性欠佳等发展问题，核心原因是“两高”（公共品使用成本高、营商环境风险高）问题突出。为了从前期规划入手，降低“两高”对境外产业园区经济可持续的影响，文章综合参考利益相关者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辨析影响境外产业园区经济可持续的六大调节因素及其作用路径，探索构建境外产业园区“123”规划咨询服务体系。基于 6 个典型境外产业园区案例，文章探讨了“123”规划咨询服务体系在境外产业园区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实践效果，并进一步提出优化境外产业园区规划的主要建议，包括推动利益相关方形成合力、设计全生命周期盈利模式、加强产业园区科学选址等。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口岸是实现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但其发展面临功能协同不足、空间建设与标准体系不一等挑战。为探究其空间形态特征与规划建设标准差异，文章以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的 28 个口岸为研究对象，对口岸的空间建设模式与三国标准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发现，在空间形态上，沿线口岸已形成综合型、资源型、通道型 3 种功能类型，其口岸限定区呈现“集约式” 或“分散式”的组织模式，口岸经济区则根据功能定位演化出“节点—轴带”“圈层式” 和“多功能叠加”等空间组合模式，岸城关系则表现为“岸城融合型”与“岸城分离型”两类。在规划建设标准上，中国的标准体系层次分明、动态演进，是以定量指标为核心的技术驱动型；俄罗斯的标准体系更侧重战略性与管理性，是以创造可持续操作环境为目标的管理导向型；蒙古国的相关标准体系则尚不完善。研究认为，这种由标准体系的深层理念差异所导致的“软联通”障碍，是制约经济走廊深度一体化的核心瓶颈。因此，推动口岸规划建设标准的对接与融合，建立协同共建机制，是充分释放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潜能的关键路径。

　　土地空间及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仅赋予空间自身独立的价值，还构建了空间资源利用最大化与公共利益最优化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法律权益框架。然而，全球治理场域存在的文化认知差异与法治建设分野，直接导致了空间治理模式的差异化演进路径与实践效能的分异。文章选取智利共和国海外特区——拉帕努伊（Rapa Nui）为案例，通过深入分析历史文献和法律文本，揭示不同统治阶层对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认知的差异，并探讨这些差异如何反映在拉帕努伊的发展困境和治理矛盾当中。由此进一步观察智利政府在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和推进空间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为构建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所做的努力。通过解构这一典型案例中权属争夺的多重矛盾面向，既可以理解空间治理的复杂性，为评估拉美地区国家空间治理效能和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成效提供了实证案例，也为我国深化空间治理能力建设和探索构建人地和谐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的国际经验提供实践参照系。

　　边境口岸城市作为践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载体，其发展范式正经历着从“通道依赖”向“功能节点”的深刻转型。文章基于“岸—产—城”互动框架，系统剖析其空间发展的动态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1）边境口岸空间演化深刻嵌入地缘环境与跨境制度，呈现“制度规制—流动塑造—空间响应”的复合动力机制；（2）在口岸产业政策引导下跨境货流、客流差异塑造不同的城市功能结构，形成货流主导、客流主导与客货复合型3 类空间模式；（3）口岸城市空间演进呈现“错位—调整—再错位”的动态循环特征，面临周期差异、非线性增长与双边制度约束等挑战。针对上述特征，研究提出建立口岸专项规划体系以协同发展时序，构建弹性用地机制以适配动态需求，创新跨境治理模式以提升制度韧性，为构建边境口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秩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研究从“政策流动与模型转移”的理论视角，将阿布扎比视为一个独特的“规划模型接收实验室”，通过构建“模型来源—实施效果—治理适配”分析框架，基于历史档案资料，分析阿布扎比城市规划进程中全球规划模型的流动、翻译与本地化历程。研究发现：阿布扎比的规划史是一部从“强制性移植”到“主动选择性引进”的模型流动史；规划成效的关键在于“翻译”而非“复制”，成功的规划进行了有效的文化与环境适配，而失败的规划则因忽视本地语境出现严重“水土不服”；“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一个新的、双向的政策流动渠道，为阿布扎比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支撑。研究旨在通过阿布扎比的案例，揭示后发城市在全球规划知识传播网络中的能动角色，为理解全球南方城市的空间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案例启示。

　　加德满都谷地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历程，是一部在国际援助的深度参与下不断演进的历史。文章系统回顾了 1969—2023 年间加德满都谷地城市规划的 3 个阶段发展历程，梳理其不同时期的规划技术援助特点与本地化转化实践，并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系列规划为案例，深入解析其规划知识的本地化过程与经验教训。研究发现，国际规划援助在资金支持、技术推广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对加德满都谷地的空间规划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并逐渐调试成为掌握一定适应性的技术工具，呼应了谷地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然而，援助实践中也存在需求错配、援助依赖、项目碎片化及治理能力不匹配等问题，导致当地对规划技术援助的“消化不良”，对规划的有效实施构成挑战。基于此，文章提出对中国规划“走出去”的三点启示：一是充分尊重当地的制度、技术与文化环境，总结我国规划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建立符合受援国发展阶段的渐进式援助技术体系；二是坚持系统性思维，统筹规划与试点项目之间的关系；三是重视规划的本地化参与，加强规划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文章基于全球各国战后重建理念与实践梳理，旨在对乌克兰产业园区发展局限、战损情况与战后重建展开研究，通过回溯乌克兰经济“去工业化”现象、“再工业化”尝试以及战后产业结构变化，认为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以前即存在产业园区网络脱嵌于区域发展战略、财政支持能力失配于制度政策设想以及传统产业惯性制约园区升级转型三方面发展局限。进一步分析乌克兰在冲突期间产业损失与产业空间损毁情况，认为乌克兰产业迁移与空间布局重构政策以及针对企业采取的兼具适应性和弹性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转型调整策略使得乌克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回升，可见产业园区转型升级驱动战后重建存在可行性。因此提出产业园区重建路径，在短期推动经济重回正轨、恢复社会稳定；中期需持续吸引投资，重构产业空间分布；长期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驱动“再工业化”进程。最后，基于当前国际局势、中国对乌合作基础以及中国的重建技术优势，提出存在对乌战后重建合作的可能。未来中国需要客观全面地建立对乌克兰当前产业发展的认识，科学冷静地参与冲突地区战后重建，积极有为地深化对乌产业园区共建合作。

　　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普遍。文章将 2011—2022 年作为时间尺度，建立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三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全国范围内地级市的时空收缩演变特征，兼谈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已有近半数的城市出现收缩现象，以东北和西部地区为主，大部分为暂时性收缩；收缩城市中单维收缩以人口收缩为主，双维以人口—社会及人口—经济收缩为主，个别城市出现三维收缩现象；整体时间尺度下中国城市呈现波动性发展态势，并在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分别形成“三角形”“环形”结构，所有资源型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不同维度的收缩。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评估城市韧性以促进区域安全发展。文章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制度”FSEI 四维模型，基于 2012—2023 年中国 100 个城市数据，分析城市韧性发展差异。研究发现：韧性水平整体提升但增速分化，区域城市韧性差异显著，东部通过经济与制度韧性双驱动形成优势，中西部受经济与制度政策双重制约。聚类分析识别高、中、低韧性城市群组，高韧性城市实现资本循环与产业升级互动，中韧性城市存在政策与市场衔接不足，低韧性城市面临融资滞后与更新受阻的双重制约。建议高韧性城市深化智慧化更新，中韧性城市加强区域产业协同，低韧性城市依托政策性金融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为差异化治理提供依据。

　　城市街道空间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其环境要素与居民心理压力密切相关。为探究大范围内街道环境对居民压力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运用 DeepLabV3+ 深度学习算法对街景图像进行要素识别与分割，并将人工评分样本与随机森林模型结合构建了心理压力感知预测工具，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街景要素与压力感知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心理压力感知在空间上有明显的聚集特征：低压力水平集中在蓝绿空间附近，并且高品质蓝绿空间对压力的缓释作用更强，高压力感知聚集于建筑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及低等级的生活性街道。墙壁和建筑物要素是主要的压力诱因，而天空、树木和道路则会缓解心理压力。研究为大规模压力感知测定提供了技术支持，研究结果为街道环境的更新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预防性保护作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向，成为当下遗产保护研究的热点。然而，相较于建筑遗产较为完善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体系，江南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研究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框架体系仍亟待完善。为了指导江南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工作，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预防性保护和风险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及案例，结合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提出构建面向预防性保护的江南园林遗产风险管理体系，以期为江南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提供借鉴。

　　文章从关联性保护视角，构建家族聚落“社会—空间”关联分析框架，以此阐释家族社会与聚落空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强调人居智慧的聚落格局、反映族缘关系的家族簇群、遵循宗亲结构的户支院落、体现宗法信仰的仪式地标。在此基础上，以宁波市新张俞村为例，将上述“社会—空间”的关联机制运用到具体的保护实践中，从环境关联、血缘关联、位序关联和精神关联 4 个方面提出家族型传统聚落的“社会—空间”关联性保护方法，旨在为我国传统聚落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对传统村落保护方法进行更新迭代依旧是城乡规划与建筑学科需要重视的问题。文章从传统村落和古代交通互生关系的视角出发，从更广阔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挖掘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通过最近邻指数、空间自相关、变异函数等空间统计方法探测了湖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古代交通之间的关联特征，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和其生长环境的关联。研究发现，湖北省传统村落与古代交通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它们的凝聚程度在空间上呈现梯度性变化。其传统村落地理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交通导向性，“因盐而生”“傍河而居”是湖北省传统村落与交通的总体特征，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在地域空间上的实质体现。最后，将古代交通放在整体性、功能性和发展性的视野框架下，为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提供参考。

　　幸福是人们的潜意识受到庇护的状态。潜意识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场所中，尤其存在于家屋里面。人们要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构建幸福家园，用以庇护无意识。一些人虽然有居住场所，但是均处于“被抛入世间”的无家可归状态。人们失落幸福家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居住的家屋被异化为承载交换价值的商品房。商品房是一种既欠缺私密场所，又缺少情感的冰冷的物理空间，不具有庇护潜意识的功能。筑造幸福家园主要有 3 条路径：一是建设安全、坚固的“碉堡城市”，用爱的情感凝聚家庭成员；二是勤于家务劳动，将潜意识对象化于家屋及其设施中，使其从冰冷的物理空间变成“会说话的”温情空间；三是放飞情感、展开想象，用艺术美化、升华家屋，让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处理农业农村农民根本性关系的发展战略。基于此，文章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解决大学生返乡创业困境的对策，以提高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的成功率，为农村发展持续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在探讨地方应用型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基础上，以2011—2023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未纳入港澳台地区）的地方应用型高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科技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在高校深化改革背景下，高校教育分类政策的实施能提升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活动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据此，应进一步优化高校分类管理政策供给，提升产教融合水平，提高知识成果转化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