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当代社会后，我国从改革开放后由政府主导开启并完成了第一轮系统性的城市风貌重塑。从2010 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增量发展见顶并渐趋转向城市更新，在社会多元主体以物权为工具的参与下，中国城市开始了第二次风貌重塑的新进程。第一次城市风貌重塑的过程，政府主要通过规划制度、城建制度、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形成了在上述制度供给支撑下的城市风貌强组织。第二次城市风貌重塑正值当下方兴未艾，已有实践呈现出由多元主体通过空间生产来调节风貌的风貌环境自组织的特征。通过对两次城市风貌重塑中过程逻辑的解析，指出各环节的外在指征和因果逻辑，提出基于“机制—实效—困境”模型的两次城市风貌重塑的研究框架。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入对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阶段，城市微更新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的趋势之一。论文首先综述了近年来关于城市微更新的研究动态，归纳了城市微更新理论为景观改造提供的新思路与实践方法。其次，基于安徽省阜阳市的一系列公园绿地改造设计实践与研究，从节点与网络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梳理总结在景观建设中实践城市微更新理念的途径与策略。

　　镇海老城是可识别的历史性城市景观，在“近海亲海”的千年演进中层积形成了特色的“缘海形态”。借鉴HUL 遗产理念，从“地域环境—社会文化—商贸经济”3 个维度，揭示了历史层积形态的具体表征，进一步在当下转译中发掘各要素间的内在逻辑，并通过关联整合，意向性强化形态结构、符号化再现场所精神，以期探索一种自然环境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有机结合的保护方法，为历史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保护提供参考。

　　合理、适用的地名分类是村庄地名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基础。为探究地名分类方法对村庄地名文化景观分析结果的影响，文章以甘肃省民勤县248 个行政村地名为例，通过比对“用字分类法”和“专名分类法”在出发点、侧重点方面的异同，测度这两种方法对村庄地名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甄别空间分布差异对地名分类方法的敏感性，从而验证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差异性、适用性问题。该研究为开展行政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异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受保护“历史观”的影响，我国文化遗产空间规划多以具有典型历史价值的地区为对象，缺乏对其他空间历史特征和遗产价值的认知，不利于全域文化遗产网络格局的构建。在这种背景下，文章引介英国历史景观特征评估的相关经验，在梳理其发展脉络和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细阐述英格兰牛津郡历史景观特征评估的地方实践。之后，从理念认知、内容框架和支撑保障维度入手，提出遗产保护“景观”范式转变、厘清文化遗产空间类型构成、明确不同尺度的规划内容衔接和建设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等建议，为我国构建文化遗产空间网络格局提供思路，最终为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参考。

　　乡村规划的有效实施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的成效和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首先对乡村规划实施的内涵进行阐释和界定，然后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新世纪以来我国乡村规划实施研究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描述，将其划分为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指出其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与国家乡村发展战略紧密相连，且研究内容在不断深化和细化。在此基础上，从乡村规划实施效果、实施协作机制和实施资源保障3 个方面对相关重点研究内容进行评述，并提出未来研究需改进的方向。

　　我国已经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土地财政”模式将不可持续，从财政来源视角探讨规划转型少见但具有意义。文章以税收变动为线索，梳理英国存量发展时期3 个阶段的城市规划转型、税收改革及其成效与问题，总结认为英国城市规划与税收存在间接正反馈关系：因税制适配于去工业化引发的经济增长，城市规划变革配合产业转型进而促进了税收提升，最终助力经济与税收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提炼英国经验对我国存量规划转型的借鉴和启示：规划应以利人为根本，保障基本需求亦积极响应新生消费需求，促进公民社会形成，培育公众主导社区规划的能力；规划体系应总体放松，局部精细化、差别化管控，应对市场经济转向，如此则能在存量发展阶段实现城市财富的长远增长。

　　在区域协同发展的理念下，都市圈日趋成为重要的区域发展单元，但其学理基础仍较为薄弱，难以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针对该问题，文章系统地梳理了都市圈相关概念，明确了其内涵、空间尺度与典型特征。以成都都市圈为实证对象，以都市带内主要交通交换量为研究对象，对集计模型和非集计模型测算值进行校核，验证了空间联系规模，梳理了都市带重大交通设施情况，测算了规划运能，从交易成本和交往机会等空间组织视角研判了空间发展趋势，分别对德阳、眉山和资阳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提出当前应强化都市带布局与组织理念。对都市圈空间组织特征的定量描述有利于横向比较，提高相关规划与决策的科学性。

　　随着城市更新成为“存量”时代的主要发展方式，工业用地的再开发利用和挖潜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综合考虑土地使用和工业企业改革两条线索，对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用地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并以上海市土地管理政策和规划管理政策为分析对象，揭示工业用地政策的演进逻辑，以及政策着力范围所体现出的空间特征，包括政策着力范围的区划特征和空间管控内容。工业企业市场化改革是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用地空间转型面临复杂利益格局的主要原因。

　　休闲消费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扩大休闲消费有助于实现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采集1998—2016 年省级层面统计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规模结构及时空演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近20 年来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不过增长速度逐渐趋缓；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等消费增速较快，并且未来增长趋势仍然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居民休闲消费具有相对优势，然而各地区呈现你追我赶态势，其中列居中位省市的排序变化较大；从地区差异来看，交通通信消费较大而医疗保健消费较小，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地区差异快速缩小；城镇居民休闲消费的地区关联程度尚不明显，但是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存在明显的相互拉动。基于此，文章给出了进一步扩大居民休闲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为了福州滨海游憩空间更好的发展，文章基于GIS 对福州滨海游憩空间进行了用地适宜性综合评价研究。研究结果包含以下3 个方面：（1）福州滨海游憩空间分为旅游度假型、公园绿地型、文化型和商业型4 个类型。（2）4 类游憩空间都在县（市）中心形成了3 个Ⅰ级适宜区，其中文化型和商业型的Ⅰ级适宜区基本相同；而旅游度假型和公园绿地型除了3 个中心的Ⅰ级适宜区，在沿海区域也有广泛分布。（3）对各类游憩空间不同等级所占面积及比例进行了统计。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研究结果如何为福州滨海游憩空间发展服务。

　　“生活圈”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覆盖居民的生活需求，体现居民的真实生活内容。在我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侧重“存量规划”的阶段，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无法较好体现居民的实际需求，存在种种问题。文章引入生活圈理念，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从居民需求角度构建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评价体系，并以武汉知音东苑社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微更新改造方案，旨在为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更新提供思路与方法。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大工程，政府大力推行以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但社会资本方因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老旧小区居民协调困难等问题，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文章从老旧小区改造市场化发展的困境出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识别出驱动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6 个维度19 个因素，通过构建DEMETAL 模型得出经营收入、居民付费意识、专项资金补贴等关键驱动因素，并从政府、企业、居民的角度分别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市场化的有效发展。

　　快速城镇化给我国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副产品”——非正规空间。在诸多老旧社区中，由于历史、产权、管理体制等原因，被流动摊贩等就业人口临时占用的非正规公共空间更是广泛存在，并成为目前社区改造规划工作中的难点。文章总结了老旧社区非正规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此类公共空间治理的规划策略，即原址保留划定摊贩空间、分时段引导功能转换、社区柔性管理。最后，文章以武汉市六合社区为例进行探讨。

　　在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语境下，对老城区住宅社区适老化改造进行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武汉老城区，选取机关大院社区、高校校内社区、高层（历史地段）夹缝社区与老城区基础样本这4 种社区代表类型，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深入访谈等方式，探索这些住宅社区在适老化改造中的差异性，并提出针对性的改造策略。研究发现：不同社区类型间在居室环境、社区环境、医护与商购环境等层面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并导致其适老化改造重点各有不同，具体为：（1）机关大院与高校校内社区：应在整体保留社区前提下，以社区居住环境提升与竖向交通改造为重点，打造适老化改造示范工程；（2）高层（历史地段）夹缝社区：应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等社会资金参与适老化改造进程，以功能置换与活化为突破口，通过社区整体改造与打包租赁等模式，尝试居家养老型社区到准养老机构的转换；（3）老城区基础样本：对于基础设施较好的老旧社区，可适当保留维系城市肌理与情感记忆；而对于其他社区，应采取适度适老化改造作为过渡，为后续拆迁还建预留余地与缓冲。

　　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基于有效决策模型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公众理性、政策质量感知、主观规范以及公众参与意愿等因素对邻避工程公众可接受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理性、主观规范、政策质量感知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和公众参与意愿对公众可接受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理性对公众可接受性有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果文章提出提高引导公众正确认知能力、重视社交关系作用、建立透明有效的协商渠道以及采用“改良式自主决策”+“分散式谈判”决策模式等对策建议，为改善邻避工程中公众参与现状、提高工程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供参考。

　　基于城市轨道交通刷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路网数据等多源数据，以南京市地铁为案例构建了基于OLS、GWR 和半参数GWR 模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分析模型。结果表明：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和是否为终点站等8 个解释变量对站点客流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半参数GWR 模型不仅比OLS 和GWR 模型具有更优的模型拟合度，更重要的是能根据影响作用是否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将解释变量划分成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人口密度、道路密度等局部变量和站点出入口数量等全局变量都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显著正相关，人口密度、道路密度等局部变量的影响程度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合理布局公交枢纽是统筹城乡交通一体化、推动县域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论文从宏观布局、微观选址两个层面出发，对县域城乡公交枢纽进行布局选址，包括：（1）生成初始节点；（2）改进节点重要度评价模型以识别枢纽潜在单元；（3）考虑需求覆盖率最大和城区公交站点可达性最高，构建枢纽分级选址模型。以浙江县级市建德为实例应用，提出的方案与城乡发展格局保持较好的协调性，为多数出行需求提供服务，有利于发挥枢纽功能。

　　自古以来城市多临江河建立，江河水域对于城市的交通有着显著影响。文章选取武汉、上海、广州、重庆、杭州、长沙、宁波等7 个典型临江城市，创新性提出“绕行指数”的概念并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分析这7 个城市的临江交通绕行特征以及影响其绕行的因素。研究包括机动绕行、非机动绕行以及城市公共交通绕行等3 个方面，发现江河水面宽度、江河水域密度、跨江河桥梁通航净高以及江河两岸地形地势均对城市的临江交通绕行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文章提出部分位于城市地理中心的临江地段可能不仅难以具有与其区位优势相匹配的交通便利性，甚至可能成为城市中某种意义上的“交通终端”，进而认为在城市的区域规划中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考虑并据此优化城市的产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