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域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更新行动的双重战略驱动下，城市“数字更新”成为重塑城市发展逻辑的核心议题。文章界定了城市“数字更新”的内涵特征，提出其本质是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城市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协同进化，形成“人—技—境”共生的城市生命体。研究基于三维结构框架（城市维、更新维、数字维），解析技术基础设施迭代、空间生产范式转型、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等关键议题，并从总体、片区、单元、地块 4 个层级提出立体化规划策略，包括顶层设计、协同治理、精准服务与智能运营等方向。研究旨在为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更新可持续实施模式构建提供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助力打造更具韧性、包容性与创造力的“数字文明城市”。

　　存量空间规划面临多源数据整合难、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复杂、数智化低碳转型的范式挑战。大模型凭借多模态解析、知识库存储与协同推理能力，为空间规划提供了新路径。文章系统探讨大模型在存量空间规划中的技术优势与应用潜力：首先，以规划理论、空间分析、方案编制、成果评估作为主要应用环节；其次，以低碳数智化转型、多元主体模拟、规划设计意向、规划文本评估作为典型应用场景；最后，从辅助存量空间规划的优劣势及未来发展方向角度加以总结。

　　随着低效用地再开发与老旧小区改造的深入推进，低效居住用地的精准识别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南京市花园路片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区域—地块双尺度指标体系，融合空间聚类与深度学习技术，突破传统静态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提出“本体修复—邻域联动”的协同治理路径。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方法，AI 技术对邻域功能组合特征的自动化提取与动态化识别显著提升了低效居住用地识别的科学性与系统性，该方法可为老旧小区更新提供技术与实践路径层面的支撑。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功能优化和品质提升的重要手段。然而现有的改造布局方案自动生成研究存在因素考虑较少、优化目标较为单一等问题，难以有效响应现实中多目标、多条件的规划设计需求。为此，文章提出一种融合生成对抗网络（MPC-GauGAN）与强化学习算法的智能模拟与多目标优化方法。该方法通过多尺度条件编码策略，将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等多维地块条件嵌入 MPC-GauGAN 生成模型，并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设定日照时长和建筑间距等优化目标对初始方案进行优化，实现满足多约束条件的初始设计方案的自动生成。文章为老旧小区拆建改造的布局设计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且具有实践价值的技术借鉴。

　　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游憩空间的智慧更新与评估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两步路”平台的众包 GPS 轨迹数据，结合多模型分析建成环境因素对步行与骑行活动的影响，构建以显著变量系数为权重的步行指数与骑行指数评估框架。结果表明：（1）步行活动时间上集中于春季与周末，空间上集中于森林公园周边，骑行活动分布更均衡，沿河道与主干道形成集聚；（2）建成环境因子对两类活动的影响方向与强度存在显著差异；（3）步行指数高值呈点状、北向集中特征，骑行指数高值则展现带状、均衡格局。基于此，提出适应差异化需求的智慧游憩更新策略。

　　夜市作为夜间日常生活空间，其中承载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与经济活动，但在其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时紧时松、宽严不一”等政策反复或无效的现象，如何认识这一政策过程是能否有效治理夜市空间的关键所在。文章以长沙夜市为例，通过分析夜市治理政策的演进过程与主要变化发现，夜市空间从市中心的街边马路向城市社区内部不断嵌入，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强制管控到限制性使用、再到鼓励发展的渐进式演进。在这一过程中，治理关系由摊贩—城管互动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划界”与“分类”作为主要的治理技术与主体的诉求共同影响治理目标的实现。结论指出，未来的空间治理需回应夜间消费背景下对灵活、多样的商业空间产品的需求，以应对非正规经济带来的发展机会。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文章以西南湘黔滇文化走廊沿线1003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线性视角出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分析传统村落空间的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以期为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优化及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西南湘黔滇文化走廊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凝聚性特征，整体呈现“东部密集成片，西部稀疏成点”的空间格局；（2）湘黔滇文化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受多重机制影响，生态因素作为外在核心驱动力，对村落空间分异起着主导性塑造作用，文化因素则为内在推动力，多因素交互作用时，交通因素的交互强度大于其他因素，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幅度最为突出。

　　探究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变化特征是推进其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对人口优化布局、基础设施配置等具有参考意义。基于街区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综合运用人口集聚度及其增长指数等指标对兰州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变化进行解析。结果表明：3 个普查年的人口密度均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在主城 4 区与河谷盆地两个尺度上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格局；城市人口发生了由“双峰体”向其中间地带集聚的现象。各类人口集聚区的数量与范围变化差异较大，呈现以城关旧城和西固旧城为双中心的圈层结构。人口集聚度增长变化也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4 类街区在河谷盆地内外的分布差异较大。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主要受自然地理环境、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政策引导、交通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核心议题的背景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对盘活存量资产、缓解城市更新资金压力与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总结了美国、日本及中国的典型城市更新 REITs 项目经验，指出清晰的产权界定、税收优惠及市场化运作是 REITs 成功的关键。同时，文章深入剖析了我国 REITs 在城市更新中面临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税收负担重、监管协调不足、产权界定困难及市场认知偏差等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专项法规、提供差异化税收优惠、建立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优化产权交易流程及培育专业人才与市场认知等方面，文章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推动 REITs在城市更新中高效应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评估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是促进其社会效益提升的基础，有助于区域景观风貌塑造、休闲旅游开发、历史遗产保护与科教事业发展，能够为城市和乡村提供全面持久的社会保障。文章以江宁区为例，通过引入恰当的环境变量，揭示不同环境要素与社会价值的相关关系及其对社会价值定量测度的重要性，比较居民与游客两大核心利益群体的感知异同，旨在准确评估并促进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社会效益与复合价值的综合提升，为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的规划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社区养老设施空间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布局直接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针对以往研究中忽略老人个体差异、与社区实际结合不足的问题，文章以天津市望海楼、鸿顺里街道为例，运用最近设施点和两步移动搜索法分别对 5 分钟、15 分钟生活圈养老设施可达性进行评价，揭示了设施空间配置不充分、不均衡的现状问题及原因。依据评价结果，结合生活圈居住区范围划分及社区空间形态微更新，运用位置分配模型完成布局优化，精准补足设施短板。

　　深化城市轨道交通与生活圈耦合影响研究，可为新时期轨道 TOD 生活圈规划和发展提供指导。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中部省会城市长沙新近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为例，综合采用多源大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基于生活圈视角解析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机制及对不同价位住宅的影响差异，并开展不同地铁线路影响的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轨道交通开通运营前后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相对于规划建设期更为显著，对沿线住宅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廊道效应”，以地铁站为圆心 5 分钟、10 分钟和 15 分钟生活圈范围内的住宅价格增值幅度依次递减，5 分钟生活圈内住宅增值幅度最高，达到 7％。②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集中程度等邻里因素对房价呈现正相关影响，其中教育设施配套条件成为购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同时结构因素对房价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其中容积率与物业服务水平影响较为显著。③不同生活圈范围内轨道交通对各个价位住宅价格的影响均呈现“W”形变化特征，对中价位和极高价位住宅的影响更大。不同价位住宅消费者关注的生活圈配套设施类型存在明显差异。④不同轨道交通线路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这与沿线站点周边生活圈的用地功能构成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差异有着密切关系。轨道交通与生活圈设施对沿线住宅价格及空间发展产生重要复合影响，应基于影响规律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与生活圈设施一体化规划和融合建设。

　　城市绿地有利于人类福祉，且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及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郑州市作为“中原绿都”，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其绿地格局出现了一定失衡。文章以郑州四环为例，基于 GF2 高分辨卫星解译的城市绿地及安居客居住区数据，通过 G2SFCA模型及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不同尺度下的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供需平衡关系，结果表明：（1）二环内城区人口的高度集中、绿地面积较少导致郑州四环整体绿地格局存在一定失衡。（2）各尺度下城市绿地可达性均呈现“围三阙一”的环形结构，具体表现为四环东、西、北侧高值对二环周边及三环南部低值的圈围。（3）各尺度下城市绿地供需匹配模式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格网及街道尺度下分别呈现整体失衡及局部失衡，失衡地区集中在南三环南侧及金水路西北侧，存在较高的人口承载压力及匮乏的绿地供给，需要进一步加强绿地建设。研究结果可为郑州四环城市绿地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及参考。

　　实现公共价值是智慧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广泛的政企合作则成为推动该目标的重要力量。文章以 X 市“智慧绿波”项目为研究案例，基于战略三角模型，深入探讨公共价值共创的动态行为过程及效果。研究发现，智慧城市治理中公共价值共创经历了3 个阶段：共识确立阶段，政府注意力、政府支持及共识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合作创造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业务规范、部门协同和技术赋能发挥了决定性影响；模式推广阶段，上级领导认可、专项制度建设、系统迭代能力和模式推广能力成为主导因素。最终，创造出经济、行政和服务等多维公共价值。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朝着智能化、绿色化、人文化方向纵深发展，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暴露出专业社会认同度下降、人才培养供给侧与城市产业升级需求侧结构性失衡等突出问题。文章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以“数智驱动重构知识体系、产教融合重塑培养生态、赛创融通贯通能力链条”为核心理念，构建“三维贯通”的改革路径，从知识体系重构、产教融合促进实践、赛创融通推动创新 3 个方面探索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路径：首先通过数智赋能的知识体系重构夯实专业基础，继而依托产教深度融合构建协同育人生态，最终借力竞赛创新双轮驱动完善能力培养链条。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具有“需求导向性、数智赋能性、生态协同性”三重特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范式，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保障。

　　食品安全风险在城市群集聚且呈跨区域扩散态势，加强府际合作意义重大。文章基于复杂网络视角，构建府际合作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成本收益分配、合作偏好、调控措施及决策噪声对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合理非对称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合作偏好可促进合作，调控介入可使合作比例达到理想值；适当高强度的调控可促进合作；决策噪声过高对合作不利。最后，提出划分强弱风险地区、完善合作体系、增设协调机构与调控机制等监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