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综合体作为城市中心区私有公共空间的一种关键形式，其内部空间通常在城市公共步 行网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文章选取广州典型商业综合体太古汇和万菱汇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复合距离度量法进行可达性模拟测度，评估和比较两者在“穿行率”等关键性变量 上的差异，并具体探讨影响这些商业综合体空间可达性的多种因素。同时，通过深度问 卷调查对使用者的主观感受进行数据收集、反馈和验证。通过空间组构和行为心理的双 评价模型，不仅发现复合环线等物理环境因素对于综合体可达性的重要性，而且管理运 营策略等社会因素对可达性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旨在为已建成的商业综合体及城市 公共空间改造和优化提供依据。

　　文章以广州市413个公园为研究对象，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等多源大数据，基于流动性理 论建立城市公园活力特征评价体系，总结人群时空活动模式。研究发现：工作日，人群 活动呈现“社区游园模式”，业态布局为主要影响因素；周末，人群活动呈现“中心集聚 模式”，本底条件为主要影响因素；节假日，人群活动呈现“外围游览模式”，交通特征 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旨在探索广州市公园人群时空活动模式与影响因素，为后续规划中 城市公园活力提升提供定量数据支持与规划管理政策建议。

　　基于人本主义场所理论，文章聚焦人地交互的情感联结与心理过程，旨在阐释保障房社 区场所特征及场所感构建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基于对广州市典型保 障房社区的调查研究，文章提出：社区认同对维护保障房居民心理健康意义重大；社区 建设可通过提升物质环境质量和邻里社会融合程度来促进社区认同；社区居民的社会经 济特征对邻里融合和社区认同产生关键影响。因此，在未来保障房社区规划政策制定过 程中，需要充分考量影响社区认同的个体属性和社区场所特质，通过提升保障房社区公 共服务水平和公共空间环境质量、降低道路交通的负面影响、构建良好社区邻里关系秩 序、提升场所精神建设等手段，促进保障房社区认同的构建及增益居民心理健康。

　　加强城市间合作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群协同一体化的重要空间策略。文章基于区域城市间合作格局、主体、领域的整体视角，采集2010—2019年多渠道官方新闻与权威媒体大数据，借助文本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解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合作的制度逻辑，实证城市间合作的格局演变过程，以期扩展对大湾区发展格局和要素特质的理解，服务世界级城市群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结构建设。结果表明：①串联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节点的城市合作通道初步形成，区域城际合作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强；②政府对城市合作控制力较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间合作事务积极活跃，市场力量参与度不足；③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双领域驱动的城市合作模式成形，制度合作成为新趋势，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合作有待纵深推进。

　　长三角边缘地区城市功能的形成存在指向核心区的单向依赖关系，地区内城市表现出典型 的功能同质化特征。城市间功能互补与差异化是实现长三角协同一体化、高质量与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文章以长三角边缘区城市淮安市为实证对象，从流空间视角构建区域内 城市功能交互网络，借助图嵌入技术，将网络关系降维至城市向量，从生产、商贸、交通、 创新、旅游5个功能量化探讨淮安市与周边城市的功能同质化关系，结合城市自身的比 较优势，进一步确定淮安市的城市功能优化路径。研究认为，淮安市的城市功能结构单一， 极化现象突出，区域竞争力不足，应在巩固商贸功能优势的基础上，夯实生产和交通功能， 同时积极培育创新功能，将淮安市建设成为次区域创新极核。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城市设计领域，城市色彩日益受到关注。文 章以韩国城市色彩规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政府文件的分析解读，明晰了韩国城市色 彩规划的背景与缘起、目标与目的、编制流程、色彩体系的构建模式以及共识性的理念。 针对我国城市背景，文章提出了重拾中国传统色彩观、使城市色彩响应本土城市形态、保 证色彩规划的可实施性等3个方面的启示。

　　为了更好地动员国家力量应对外部挑战，在已有营建的基础上，商王武丁将其统治下主导 族群的高等级祭祀场所（祭场）集中在一起，在安阳洹河一线形成了王族祭场主导、其 他族群祭场辅助的国家祭祀和行政中心。王族的祭场由小屯宫殿区、西北冈王陵区和殷 墟西区墓葬区组成，其他族群的祭场在构成和布局上与王族的祭场相似。各祭场的坐落 与相应族群在商王朝国土上的位置对应。这使得殷墟成了具有明确国土象征性和强大族 群号召力、秩序严整的礼仪空间。把殷墟以外高等级墓葬的分布与殷墟的空间格局结合， 可以看到，商王针对国土的不同条件实行不同的管控方略，这与具有强大辐射力的都城 一起，在王朝的维持上起着突出的作用。

　　伴随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并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缓解 热岛效应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热岛效应与城 市形态的实证关系研究甚少，且难以达成共识。文章以我国328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样 本，从城市形态维度选取指数，以及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干旱指数、城市总面积等控 制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探究不同季节城市热岛效应与城市形态的实证关系。研究发现城 市绿地面积、城市斑块连通性和复杂性与热岛效应呈显著负相关，且城市形态与热岛效 应的相关性亦有明显的季节分异。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形态有与其热岛效应存在显著的实 证联系，我国城市可从城市形态优化的角度入手应对其日益严重的热岛效应，促进城市与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系统认知历史城区的空间环境特征是实现其整体保护的关键基础。基于历史性城市景 观方法中的关联性思想的启发，以空间关联、文化关联与时间关联3个维度为切入视角， 以城市、城区与建筑3个层级为空间尺度，建构了一种揭示历史城区空间环境与其周边自 然和人文环境多要素之间关联性特征的多尺度解析方法。在此基础上，以邹城为例，综 合运用实地调研与访谈、史料查阅、历史地图转译以及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其城市 格局关系、城区空间布局、建筑场所特征中，多要素与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多维联 系以及社会空间和历史场所的稳定性、活态化和延续性，揭示了邹城历史城区空间环境 与其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互动过程。研究旨在为历史城区的空间环境认知与整体保护 提供一定启示。

　　城市是一个复杂、多元、动态、非线性的有机生命体。在经历近代中轴作用式微之后， 中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组织作用重新凸显。文章简要剖析了中轴在中国近代式微的客观 原因，以空间基因为理论视角，探究城市生命体结构的组成要素与互动方式，探究现代 城市中轴及其空间基因的生成机制，从3个方面探究如何把握城市中轴与城市生命体结 构之间的关系，以利用中轴的能动性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高效组织，并以凤阳为案例进 行实证探究。

　　地铁站商业空间要素对乘客的行为偏好有重要影响。文章以北京地铁站商业空间为例，结合文献提取空间要素，运用可视化SP法调查乘客对地铁站商业空间的选择行为，基于选择结果构建离散选择模型，量化研究乘客对于商业空间的偏好机制，探究空间要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乘客在选择地铁站内的商业空间时，最优先考虑的是业态类型，其次是布置方式、空间布局、空间尺度、界面形态。文章根据行为偏好为商业空间设计提出人性化策略。

　　为研究多条公交线路衔接多个轨道站点的城市近郊区社区公交线网设计模式，基于公交客流OD数据、矢量路网数据，筛选公交候选站点集。分析社区公交线网设计影响因素，建立以乘客出行成本最小化和服务客流最大化为目标的社区公交线网设计模型，采用快速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求解，以苏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检验了该模型对多条公交线路衔接多个轨道站点设计模式的适用性，对于引导居民选择“轨道交通+社区公 交”出行、促进多模式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用途变更”类城市更新愈发受到重视。由于现行面向增量开发的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微更新语境下城镇存量空间用途变更的制度需求，“用途变更”类城市更新面临三方面的困境。第一，用途管制困境：用地性质调整程序冗繁与负外部性影响管控工具失灵；第二，相邻关系调整困境：规划许可程序正义缺位与邻里利益协调细则缺失；第三，公私利益 调节困境：空间增值收益分配失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应对困境需要政府供给一套“提升存量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的治理制度。并探讨了能有效管控空间用途变更负外部性影响的用途分类或分组标准，弹性灵活的城镇存量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基于相邻利害关系人实质性参与的规划许可程序与邻里利益协商机制，公私兼顾的空间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等制度优化路径。

　　文章采用SDNA构建三维网络分析模型并结合实地调研来量化分析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 区的接近度、穿行度等量化量，通过行人计数法收集指定节点在不同时间段的人流数据， 进一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空间功能混合度、地形坡度等变量与空间活力之间的关 系。据此，指出提升空间可达性、增强空间功能性、促进功能复合化等策略以促进校园 空间整体性的活力提升。

　　国家公园体制源于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1930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刊印了著名林学家陈植编制的《国立太湖公园计划书》，从内容分析，该计划书基本符合 国家公园的定义、理念和建设内容，其应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国家公园的规划性著述，标 志着国家公园体制当时已经引入中国并付诸实践。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理论上具有耦合协调关系。文章基于“智慧城市—绿色经济”框架，运用智慧城市建设指数和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构建耦合协调测算模型，并基于我国31座城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其耦合—协调关系，分析该关系的 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经济发展两系统长期处于高耦合区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且二者有较强的交互作用，西部地区城市总体水平较低；（2）样本总体协调度处于过渡区间，但呈波动式向协调区间演进态势，城市间差异不断加大，呈现高水平协调发展、后进协调发展、协调程度停滞发展3种类型；（3） 四象限模型分析表明，样本城市可分成高智慧—高绿色、低智慧—高绿色、低智慧—低绿色、高智慧—低绿色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两系统相对发展程度不同，导致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征具有显著差异。

　　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城市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方向。国土空间规划也对生态安全和土地要素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态用地具有典型的“边缘”景观特质，其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给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重效益的叠加。 文章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域，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城市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辨析和量化，解读生态用地产生的边缘效应及其支撑、扩散和过滤功效。通过成都生态建设在城市空间、功能和社会文化3个方向上的实践，验证了生态用地产生的边缘正效应 能够促成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同融合，推动城市发展。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用地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治理范式正经历深刻的伦理转型。数字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治理的空间和权力结构，更在本体论上塑造了一个去中心化、信息驱动、协同交互的虚拟治理场域。治理模式由传统的自上而下逐渐转变为多元主体间的协作与共生，技术作为一种内在的治理力量，打破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重构了治理的伦理框架。数字化治理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反思，核心在于如何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避免技术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保持对人类价值和社会公正的关切。数字技术既赋予了治理主体与公民更大的参与权与自治权，也引发了诸如算法偏见、权力透明性不足等伦理困境。 共生社区的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性与技术性的交融，使治理得以超越传统的等级化结构，走向一种平等、透明的合作治理模式。数字技术的应用超越了技术性操作，成为一种道德中介，使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在技术赋权的情境下达成新的信任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