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是统筹城市安全与发展、提升城市韧性的重大举措。在实践探索中，各地政府重点针对“医、食、住、行”四大领域打造应用场景，形成多层次的弹性土地资源配置模式，构建“财政货币双轮驱动 + 社会资本参与”的资金保障机制，提供“平急功能融合、空间弹性利用、多主体协同”的技术支撑体系，并注重建设项目的多维传播与示范带动。但也出现了整体协调存在不足、落地建设面临困难、资金回报机制不明确、长效运维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未来应通过加强统筹规划、创新参与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公众意识、强化运维管理等举措，推动“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发展。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养老机构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分析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特征及分异成因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云南省民政厅 2023 年 11 月公布的云南省正常营业的 823 家养老机构为研究对象，借助 ArcGIS平台的最邻近分析、热点分析与核密度分析工具探讨云南省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空间分异成因。结果表明：（1）云南省养老机构空间格局呈团块状分布，空间分布密度表现为“东多西少，南北少中部多”。（2）云南省养老机构的空间关联性较差，在滇中、东北地区形成热点区，且热点区仅占全省的 5.7%，次热点区占全省的 16.27%，发展辐射带动作用弱。（3）地理探测器单因子探测表明：地区生产总值、服务业供给规模、公共财政支出是影响云南省养老机构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4）交互探测反映：云南省养老机构空间分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子的交互作用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云南省养老机构的分布受经济因素主导。

　　健身资源合理配置对健康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尚缺乏从地理可达性与业态多样性相结合的视角对健身场所空间公平性的探索。研究以济南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健身场所可达性和多样性分析健身场所的空间公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健身场所可达性高值区零散分布在中心城区，主城区北部、东部和长清区东南部地区可达性较低；健身场所多样性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中心城区，主城区外围多样性较低。健身场所空间公平性格局呈“中心—边缘”模式，中心城区的空间公平性较好，边缘地区空间公平性较差。交通条件、土地利用、人口特征和经济水平等因素共同驱动了健身场所空间公平性的形成。

　　创新街区是产城融合型的城市创新空间，富含多元功能场景的创新街区公共空间能够吸引创新人才聚集继而孕育地区创新活力。目前我国创新街区公共空间研究理论较为传统，空间设计无法较好适配创新人才的个性化需求，需要一种新型的空间评价研究理论方法。文章引入场景理论与“舒适物”模型，剖析创新街区公共空间特征与创新人才需求，构建创新街区公共空间评价方法，对北京德胜科技园区公共空间进行评价，提出以舒适物嵌入、设施优化与功能活化为核心的场景重构策略，拓展公共空间评估与营造视角，助力城市更新实践。

　　在当前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主体功能定位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协调视角下的县级主体功能细化总体思路：首先对“人地协调、横向协调、主体功能区战略”三者进行辩证认识。接着从理论架构、技术路径、数据方法 3 个方面，搭建以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县级主体功能定位细化路径。最后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将其 17 个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细划为 7 类。研究提出的主体功能定位细化思路，对于保障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完善区县规划目标指引具有一定的理论、实践价值。

　　在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更新面临的难题并非“扩张结束还是更新开始”，而是扩张与更新在同一时期并行发生、在不同空间单元上叠加并相互牵制，致使更新资源与治理工具难以排序与精准投放。文章以南京为例，提出扩张倾向与更新潜力的双过程统一诊断框架，识别扩张主导、更新主导与稳定优化 3 类空间类型，并从强度阈值响应与邻域条件修正解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更新潜力随人口强度呈显著的非线性阈值式跃迁；南京呈现中心更新集聚、外围通道扩张与广域过渡优化的梯度结构；扩张与更新总体表现为弱耦合并行而非简单替代。研究为优先更新指向与分区节奏制定提供量化依据。

　　资源型城市为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能源资源保障，但随着资源枯竭，通常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挑战。城市活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以徐州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夜间灯光数据、人口热力数据、公共设施 POI 等多源数据，应用网络化识别、核密度分析、香农多样性指数计算并构建活力指标体系等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空间及非空间活力演变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徐州市区活力发展呈现“十”字形多节点延伸的结构。（2）东北侧贾汪矿区已经转型为徐州市区的次级活力中心。（3）潘安湖新城生态修复成效突出，但人口集聚能力有待提升。（4）西北侧九里矿区逐渐融入城市活力体系，但仍有较大规模空间待激活。文章从充分利用矿区遗存、生态修复外溢价值捕获、矿区特色产业植入、财政投入倾斜等方面提出针对资源型城市活力提升的建议。

　　在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升级的智能化时代，大数据、互联网及多元要素的流动正快速改变城市网络发展格局。研究引入“流空间”理论，提取人口、交通、信息、资金四要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优势流分析、凝聚子群分析等方法，解析云南省城市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各城市节点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重心位于云南省中部；城市网络关联性呈“一核心多节点，中间密四周疏”的结构特征；不同要素流在城市网络内部形成小团体，城市子群特征明显。在综合流联系中整体呈现“一辐射、两集中”的形态，形成以昆明市为主核、大理为次核的由内向外圈层衰减的城市结构，进而将云南省各州（市）划分为 5 个等级。文章提出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培育多元城市增长极，促进区域发展差异化、多元化等规划建议指导实践。

　　文章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为例，基于本体论方法，构建传统村落文化本体模型，进而转换为图数据结构，经数据抽取与融合处理得到伏岭村实例数据 RDF 三元组，导入 Neo4j 图数据库中生成传统村落文化知识图谱，实现传统村落文化从概念模式到数据实例的可视化表达。在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利用实践中，知识图谱具有精准检索信息、挖掘隐性知识及智能问答服务等应用价值。研究可为传统村落文化体系建构和数字化保护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文章从社会、经济、环境三大维度构建可持续交通测度指标体系。等权重评价可以反映指标情况，文章结合AHP赋权计算可持续交通综合指数，测度4类规模（超大、特大、Ⅰ型、Ⅱ型）共 14 个城市的可持续交通水平。结果显示：超大城市可持续交通水平有极强亦有弱，差异较大；特大城市可持续交通水平或基本或较强；Ⅰ型大城市均处于较强可持续交通水平；Ⅱ型大城市多数处于较强和极强可持续交通水平。据此，文章提出不同规模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建议。

　　规划与治理是城市更新的两大主要操作工具，二者长期相对分离，其交互作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城市更新难以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原因。文章选择典型案例英国泰晤士门户区作为考察对象，结合其发展历程梳理，将该地区的治理进程划分为 4 个主要阶段，提取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进而对规划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管理与治理的本质区别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出将规划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内容的延伸思考，并分别对 3 个方面的启示意义做了探讨。汲取国际经验、剖析历史脉络，能够为深刻理解规划与治理的逻辑关系提供认知参考，对促进规划与治理体系融合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设计管控政策反映了城市设计的技术方法、管控导向。文章采用 LDA 主题模型 分析 57 个试点城市的城市设计政策文本，研究其政策演进、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①政策内容从风貌管控转向精细化设计，尤其是城市更新；②区域各有侧重，主要受 社会经济、存量土地管控影响：华北、东北地区侧重精细化治理，华中地区侧重全要 素、全空间的管控拓展，西部地区侧重管理体系建构，华南地区侧重城市更新，华东 地区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设计治理。

　　文章以南京地区高校为研究对象，从“条块关系”与空间治理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在梳理多校区办学形成背景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考察南京高校多校区办学的生成逻辑、条块结构与空间格局，发现南京地区多校区办学存在着资源配置碎片化、空间互动不足、权责边界模糊、信息支撑分散等现实问题。基于此，从资源统筹共享、空间联系强化、校地责任分工和信息共享机制完善等方面提出校城协同的治理思路，以期为构建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育的双向促进体系提供参考。

　　明清“金陵八景图”是南京城市风景建构的重要研究史料，文章以 170 余幅金陵八景图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图像在南京城市景观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金陵八景的描绘重心从以政治建筑为核心的区域扩展到沿江河分布的市民生活空间，线条运用特征也从简淡意境转向强调地理特征，组景内容与画面位置营建则由营造静观冥想的审美空间转化为沉浸式体验的游观路径。明代图像重在构建意象化的城市印象，清代至民国作品开始注重文化叙事，进一步呈现制度化的表达特征。金陵八景图像的功能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创作，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地方、凝聚共同记忆的视觉媒介。

　　餐饮业是城市商业中的重要一类，餐饮服务中心的规模大小、服务范围及分布规律符合中心地理论。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距离的影响不断减弱，中心地理论在此背景下的适用性受到质疑。文章以杭州为例，通过网络获取 2020 年至 2023 年线上、线下餐饮服务设施的时空序列数据，采用基于密度的中心计算方法识别不同级别的线上、线下餐饮中心，并观察中心数量、中心密度、腹地范围的变化，探究其分布演化规律，发现线下餐饮中心由“多中心”向“双中心”演化，中心的密度、腹地范围差异扩大，形成更突出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具有更强的中心性；而线上餐饮中心则由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向均匀的中心网络演化，其中心的层级性不断减弱，中心之间的腹地范围、密度差异逐步缩小。构建线上、线下餐饮中心的空间指标后，发现二者逐渐从空间高度耦合向空间分离演化。最后，通过对分布图示规律验证发现其均未遵循“市场原则”“交通原则”“行政原则”，文章提出符合线上餐饮中心分布规律的“均匀化”的原则，综合得出线下餐饮中心的分布依旧遵循中心地理论的规律，而线上餐饮中心则出现“去中心化”的特征。

　　优质制造业企业是市场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文章深入研究优质企业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对地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利用空间统计方法测评江苏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探究企业分布的影响因素，借助地理加权回归进一步分析省内各县域培育优质企业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省内企业分布南多北少，南京和苏锡常是企业集聚的高地，太湖东岸的企业集聚具有极化特征，仪征至溧阳是企业分布的断裂带。地方工业产能规模、金融支持和与国家中心城市的距离是培育优质企业的积极因素，但人均 GDP 进一步提升会阻碍优质企业培育工作的开展。不同县域培育优质企业工作中面临的难题也具有差异性。

　　破除跨市行政壁垒、搭建高效协同的跨市产业网络，是推动都市圈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文章以武（武汉）鄂（鄂州）城镇跨界地区为例，基于企业投资关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 QAP 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揭示跨市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产业网络具有无标度性与地域根植性；节点中心度空间分异明显，呈现“武汉强、鄂州弱”及“北强南弱”的格局特点；各产业片区功能异质性明显，板块间存在协同与反馈效应，光谷片区与红莲湖片区是网络关联的主引擎，对其他板块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企业邻近性、政策统一性、制造业成链性、道路连通性是影响网络关联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从深化企业关联、均衡产业布局、强化交通韧性、优化宏观政策 4 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