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经过 40 余年的保护发展，方式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富，体系日益完善。文章根据保护发展特征，梳理我国名城保护演进历程，将其分为 3 个阶段：1982—1994 年为第一阶段，初步建立管理制度，探索名城保护路径；1995—2010 年为第二阶段，逐步完善治理机制，构建名城保护体系；2011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融入文化强国战略，推动名城保护可持续发展。运用“4W”分析框架，梳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每个阶段的保护目标（Why）、保护对象（What）、保护主体（Who）、保护方式（How），在回顾名城保护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未来名城保护更新提出展望。

　　历史城区是历史遗存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复合型人居单元，其体检评估对于平衡历史建成环境中保护更新的现实问题具有关键作用。当前，既有的城市体检评估体系难以适用于历史建成环境，存在体检指标的针对性不足、质性分析的显示度有限、评估结果的引导性欠缺等问题。对此，文章以谨慎城市更新理论为基础，提出历史城区体检需从“标准体检”转向“精准评估”，以期实现从规范性工作流程到针对性工作任务的转型。对此，通过构建“城区—街区—建筑”多尺度层级与“生产—生活—生态”多要素嵌套的评估体系，形成 26 项精准指标，明确了历史城区体检评估的指标类型、统计方式、数据来源、评估标准及评估目的。在此基础上以襄阳古城为例，通过针对性指标计算，明确其在保护更新与管控治理层面出现的具体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规划响应路径。研究旨在为襄阳古城保护传承体系构建提供城市体检层面的理论参照，也为其他历史建成环境的精细化治理提供实践经验。

　　随着街区建设转向以精细化治理为导向的街道空间品质提升，基于客观环境要素与主观个体感知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被应用于街道空间研究，但容易忽略街道本身的性格意象和美学意义。文章基于更为整体的城市设计品质分析方法，以上海衡复历史街区为例，辨析历史街道空间形态特征对城市设计品质感知的影响，通过历史地段街景空间形态指标的测度与数理统计模型的构建，探讨公众感知导向的城市设计品质的内容构成、形态要素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公众对于历史街道城市设计品质的评价来自不同维度的特征品质感知的叠加与重组，不同特征品质与形态要素的影响效应差异显著。研究成果可为历史街道的动态化保护与精细化治理提供更有效的策略指引。

　　在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历史建筑作为重要的城市物质文化遗产，其建成环境活力反映了物质空间与文化价值的动态交互，受社会、经济、交通与文化等多维影响，提升这一活力也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文章以昆明市文明街片区 22处历史建筑为例，基于多源数据，运用熵权—TOPSIS 法，从经济功能、社会活动、文化资源与交通效能 4 个维度选取 11 个活力因子，构建历史建筑环境活力评价体系。研究发现：该片区历史建筑的交通效能与文化资源对综合活力协同影响显著，经济功能整体较弱，社会活动呈局部优势但系统性不足。依据评价结果，研究进一步提出 7类建筑分类标准，识别 4 类主要风险成因，并针对性提出“文创商业型”“文化教育型”“社区休闲型”“绿色生态型”4 类活化更新策略，以期为历史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可持续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模拟仿真技术支持“假设分析”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视角梳理了仿真模型的类型、关键技术工具、典型应用场景和国内外仿真实践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学者常借助数学模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城市展开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的模拟，并将仿真技术主要应用于土地空间扩张、交通规划管理、人群迁移动态、服务设施布局以及旧城更新保护模拟等方面。国内外仿真实践案例在仿真动态推演、多情景测试等方面展现出优势，但也面临泛化能力不足、跨尺度数据融合瓶颈等挑战。

　　存量规划时代，精细化和人本化成为居住空间更新的重要方向，准确把握居民行为是更新的关键。传统方法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多智能体建模从使用者视角“自下而上”模拟人的空间行为，为居住空间优化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居民与环境、居民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为抓手，选取南京市花园路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智能体方法构建居住空间利用模型，通过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校验，并提出功能混合、用地开放、更新有序等居住空间优化策略。这不仅为传统居住空间利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也为面向未来的社区建设实践提供有效的路径参考。

　　乡村意象概括性地刻画了人们对乡村景观、建筑、风俗、生活等方面的感知、认知和记忆。随着乡村旅游的兴盛与数字化的发展，网络平台上的大量评论信息描述了不同乡村的特征，共同拼合成乡村的数字意象，成为影响乡村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同时提供了乡村旅游地选择的参考依据。文章选取南京市域国家级与省级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基于热门旅游平台评论数据的文本分析，通过词频统计与主题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不同乡村 6 个主题类别的数字意象，并解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乡村数字意象为依据，从意象差异化、区域整合协同、支撑设施优化 3 个方面提出乡村规划设计策略，为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城市高质量发展（UHD）与生态环境质量（EEQ）的协同发展研究是人文地理学核心议题之一。文章以 27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 32 项指标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借鉴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建立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 UHD 与 EEQ 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影响因子间的交互类型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 UHD-EEQ 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特征。耦合度均值达 0.88，但近 40% 的城市处于濒临失调状态（D<0.5），显示经济转型与生态治理之间存在矛盾。② UHD-EEQ 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高于系统内部，且呈非线性增强特征。③社会网络分析表明，UHD 与 EEQ 之间形成双向嵌套结构，生态环境压力处在网络结构的核心位置，暗示局部变化可能引发整体“涌现现象”。本研究揭示了UHD 与 EEQ 的协同机制，为我国城市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公共交通具有大容量、高集约、环保性的优势，较之于非公共交通出行，其人均能耗极低，因此，在提高城市整体交通韧性水平中，公共交通出行更具优势，公共交通出行人数占比与城市交通韧性水平息息相关。文章对上海市居民出行特征进行广泛调查，对居民在公共交通中出现接驳、绕行与换乘情况时，仍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阈值进行统计。将全部出行模式分为主动公共交通模式、易替代非公共交通模式、被动公共交通模式和不易替代非公共交通模式。通过拟合其阈值与各类出行模式占比之间的关系曲线，建立相应的城市公共交通韧性的评估体系，最后根据拟合结果发掘曲线中的拐点，并据此分析城市的整体公共交通韧性水平，以及城市内各区域的公共交通韧性情况。

　　都市圈是城市和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地域空间组织。在发展壮大都市圈的目标要求下，我国推动部分城市形成跨省域都市圈，但由于不同城市和省份之间存在行政边界，对发展要素跨界交互造成影响，构成边界效应，进而影响跨省域都市圈的培育过程。文章以重庆都市圈为例，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和流动空间原理，在客货流交通大数据支持下，构建了边界效应可视化模型，诊断了重庆都市圈边界效应的现状特征，然后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省级边界的阻碍作用居中，并不是跨省域都市圈发展的主要限制；②所有行政边界中，中心城区的边界阻碍作用总体小于非中心城区边界，中心城区所处边界中，省级边界的阻碍作用大于区级边界；③中心城区与毗邻地区的边界对货流联系的阻碍作用小于对人流联系的阻碍作用，非中心城区间的边界则相反；④边界效应的主要障碍因子涉及行政、交通和服务设施，前两者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论文提出了通过对边界效应的正向分类引导，促进跨省域都市圈内部联系一体化的针对性建议。

　　“城市更新 +3060”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尤其重要。研究以青岛市老旧小区为例，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构建其改造过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 DEMATEL-ISM 模型并结合 Python 软件，计算不同阈值情况下影响因素的递阶层级，最终识别建造耗材选取及用量、施工方案及工艺、绿色低碳改造技术水平、改造方案设计、政策支持和管理能力为关键影响因素，并依据递阶层级提出用能优化、能效提升、多方联合、科技引领和生活“绿色”五大减碳路径。

　　社区公园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周边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针对当前社区公园活力评价普遍采用层次分析法，且多以建成环境质量优劣为依据，结合使用者体验反馈等方式，进行活力评价与分析，导致评价结果存在主观性、片面性。文章尝试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出发，运用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结合多元行动者视角，从公众、政府、空间、设施、景观 5 个层面构建社区公园活力评价体系。文章选取福州市 4 个社区公园作为审计样本，识别并分析影响社区公园活力的典型问题，提出具体的活力营造策略。研究发现：舒适的公共设施与自发或有组织的活动是提升公园人群密度的关键因素。各类设施的数量和运行与维护水平直接影响使用者的活动选择，对提升公园设施活力至关重要。此外，空间可达性是提升公园活力的核心因素，安全美观的绿化、水体及硬质景观则是提升景观活力的关键要素。基于上述发现，社区公园应从微观尺度进行审计细化，同时通过公众与政府的双重推动，以及空间、设施与景观的协调优化，全面提升社区公园的活力。文章为促进社区公园使用效率和活力提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贵州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立足于贵州山地地域特色，从农旅景区产品的微观视角出发，解析贵州省全域农旅景区产品核心吸引物的自身体验属性，通过内容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构建包含 71 种基本类型的贵州农旅融合体验型景区产品体系，结合描述统计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全面、系统地对 15 年内贵州山地农旅融合体验型景区产品的发展特征、分布特征和形象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乡村振兴中农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参考与科学支撑。

　　产教融合为地方高校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对此，地方高校建筑类专业应积极主动迎接挑战，深度推进教育改革。文章在分析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基础上，基于产教融合理念，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构建了“四方共建 + 四阶循升 + 四元共育 + 四维协同”的产教育能人才培养模式，从基质生态环境构建、重构教学体系、完善师资队伍、搭建支撑平台等角度为培养创新型应用设计人才创造条件保障，进而提出实施提升策略。研究希望能够为地方高校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方案。

　　江苏省现存大量红色文化遗产，急需科学廊道规划和旅游发展对其进行整体保护。文章以江苏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作为研究对象，运用 ArcGIS 分析空间特征，结合“MCR—电路理论”模型构建遗产廊道。结果表明：各功能类型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实验形成“省—城市—遗产点”的多层级遗产廊道网络和“一环两翼多支线”的闭合廊道骨架；提出省级空间布局、主题内容深化、市级实施路径、跨省区域协同、支撑体系保障等策略，以期实现江苏省红色文化遗产廊道旅游高质量发展突破。

　　红色文化蕴含深刻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特色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塑造新时代城市主题形象，提升城市文化精神、激发城市新活力，是当前城市文化发展破围的关键。广州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其红色城市形象塑造实践与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文章借鉴 CIS 城市形象识别理论，建构基于“理念识别—视觉识别—行为识别”的城市形象系统理论框架，剖析广州红色城市形象的市民感知状况，揭示红色城市形象塑造路径及成因，并提出相应优化策略，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红色城市形象的塑造提供参考和借鉴。

　　数智时代，我国城市红色文化安全建设正从“物理空间保护”向“数字与物理双空间治理”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智技术在积极赋能城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精神传播创新以及情感认同培育的同时，也引发了传承载体迭代、传播生态重构以及安全威胁复杂化的三重变革。通过审视当前建设现状中的既有成就与现实困境，我国亟须立足技术制度、场景叙事、产业生态 3 个维度，从保护体系、传承模式以及协同发展格局等层面对具体工作展开路径探索，通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统一数据标准构建和红色精神内核的时代化解读，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从而筑牢城市红色文化安全防线，为维护总体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