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双重行政区划体制下，兵地分治城市的发展和规划具有显著的特殊性。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新疆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召开，新疆将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兵地融合、协调发展也成为兵地分治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呼图壁为例，通过分析在市场经济和特殊行政体制下，兵地分治城市和团场小城镇发展面临的问题，探讨如何协调兵地进行城镇体系规划，并提出相应规划对策，即：统筹兵地规划，整合区域城镇体系结构；针对兵地差异，强化互利合作产业体系；基于兵地协调，共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等。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对西城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现状进行调研基础上，对其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设施分布不均、供给不足、使用效率低等。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一是需要从使用者需求出发，差异化配置；二是需要根据社区的类型以及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属性采用不同的建设和利用方式；三是从软件和硬件方面双管齐下，加强设施规划、建设、使用管理，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此外，本文也对当前几种典型公共服务设施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途径。

在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中，存在以下四大主要矛盾：城市总体规划与基础设施专项规划错位；重复建设与供给不足并存；用地浪费与土地空间不足并存；过度超前与滞后建设并存。要解决这些矛盾，应从我国基础设施规划体系的调整入手，构建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建设体系：“区域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建设实施”，并对这一体系的每个层面都要不断调整编制方法、完善编制内容来适应供给环境的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30 余年的快速发展，发达地区小城镇在经历了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后，目前进入了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新一轮体制改革和发展对策，以促进小城镇进一步成长和持续发展。本文选取广州小城镇作为研究对象，概括了其总体发展现状，总结了小城镇在广州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影响广州小城镇进一步成长和快速发展的突出问题，最后从体制改革、发展模式、科学规划以及保障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广州小城镇发展的对策。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已开始进入了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城市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日常城市体系下的空间社会文化转向”，以社区为单位的城市日常生活空间呈现出典型的阶层化特征，代表了后现代西方城市社会阶层的生活行为规律，建构了（日常生活）城市体系下城市居民生活场所( 或社区资源) 的时空对应模式。探讨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是当代城市问题和空间规划研究的重要方面。研究认为，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必将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化空间特征；通过解构日常城市体系下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研究社区阶层耦合资源结构（社会公正）配置规划和控制。从而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规划提供崭新思维。

区域分析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城市职能和指导空间布局的重要方法。本文从不同区域角度分析了南京现状和未来可以承担的职能，提出了南京在不同区域层面的功能定位，为形成南京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提供分析基础；根据南京承接区域辐射和服务周边区域的要求，构筑了面向长三角、辐射都市圈的都市区空间布局，为构筑合理的南京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提供重要支撑。

城市规划师从意愿上都会把追求规划的确定性列为理想目标，但由于规划编制时存在的主观认识局限性和规划实施中规划对象的变异性，导致了规划与实践的脱离，造成了所谓的规划“失效”。为了实现规划与实施的动态吻合、保持二者的一致性，从而增进城市规划的同步性、科学性、指导性、可操作性，需要在编制规划时预留应对各种未知因素和未来挑战的技术性空间，并恒常对规划方案进行调整、补充、修编，实现规划的及时革新或再生，缩短规划与实施之间的距离。此所谓规划的可变性。

城市规划师从意愿上都会把追求规划的确定性列为理想目标，但由于规划编制时存在的主观认识局限性和规划实施中规划对象的变异性，导致了规划与实践的脱离，造成了所谓的规划“失效”。为了实现规划与实施的动态吻合、保持二者的一致性，从而增进城市规划的同步性、科学性、指导性、可操作性，需要在编制规划时预留应对各种未知因素和未来挑战的技术性空间，并恒常对规划方案进行调整、补充、修编，实现规划的及时革新或再生，缩短规划与实施之间的距离。此所谓规划的可变性。

本文以《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生态型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通过对传统型控规实施效益评估问题的剖析，创新性地提出了从交通服务效益、土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估生态型控规的实施效益，以期准确地衡量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效性，提高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质量。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指导城乡土地开发建设的法规文件，城乡低碳化建设要求只有量化为指标并落实到地块开发导则中才能得以实施。如何使城镇低碳生态化发展的要求指标化并落实到建设实施中，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探索的重点是如何选择将低碳生态化目标分解到开发建设的各地块的指标中，并以强制性指标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完整表达，纳入地块开发的控制图则，并制定奖罚制度，以指导城镇土地开发的低碳化发展。

《城乡规划法》在法律上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律地位，然而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单元控规编制、加强规划前期研究、实施控规评估机制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从而提高控规编制质量。

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使控规成为城市开发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控规的“权威性”和“刚性”进一步强化，对于控规的探讨也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控规全覆盖的工作，而建设用地规模是控规全覆盖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在上层次的要求下，对控规建设用地进行整合，合理确定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相协调，是控规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试以广州市控规全覆盖（番禺区）建设用地规模整合为例，探讨控规全覆盖中建设用地规模整合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梳理国内外非建设用地规划发展实践，将其归纳为生态空间结构型规划、分类控制型规划、城市增长边界型规划、禁限建区规划、综合空间管制型规划等5 种类型，提出非建设用地规划3 个转向：规划模式从理想蓝图转向务实操作，规划方法从单一要素转向多元综合，规划实施从注重形态转向公共政策。结合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非建设用地规划的研究发展方向。

对国内外城市蔓延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城市蔓延对街道空间包容性的影响。在城市蔓延语境下提出街道空间包容性的建设对于延长街道生命周期、减小街道空间泛视觉化、控制“弱势心理”蔓延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最后提出街道空间包容性建设的建议：调整街道尺度、增加街景设施、提高街道柔度。

本文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转型为研究背景，从城市空间规划的角度，在国内外众多案例中概括总结了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类型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适合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及策略，实现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与空间的高效整合。

当前城市规划工作及其学科范畴已大大突破了其传统内涵，并在某些情境下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社会规划的特质。这就需要将空间问题置于更为全面的社会生产条件中加以考量，实现城市规划与社会学的双向渗透与多层面耦合。本文主要聚焦于社会学渗透下的城市规划工作，梳理其带来的多层面影响：理论层面上为城市规划架构社会学基础，运作层面上为城市规划接入社会学过程，技术层面上则为城市规划引介社会学方法；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现阶段中国城市规划的总体审视。

“设计大于功能”体现了形态规范背后根本的哲学观。美国形态规范学会把形态规范定义为“形态规范是实现某一特定的城市形态而对开发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形态规范主要是通过控制物质空间形态创建可预见性的公共空间，土地利用则在其次。”形态规范超越传统的区划方法，关注建筑物和街景之间以及建筑物之间的关系，目的是界定理想的城市形态。

城市层面绿道系统规划是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绿道一直是保护生物学、景观生态学、城市规划和景观等多个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在对绿道概念和规划发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明确了绿地系统规划包括“区域- 城市- 场所”三个规划层面，并选取其中关键的城市层面进一步研究。探讨了适合城市绿道系统的规划方法及模式，对未来绿道系统规划趋势进行了展望。旨在探索绿道系统规划发展趋势，研究一套具有实际可操作和参考意义的城市绿道系统规划的具体模式，为将来城市绿道建设奠定基础。

通过对宜居城市建设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的总结，以德国宜居城市建设实践为参照，提炼出围绕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宜居城市”建设在功能、尺度、风貌、历史文化及公共设施等方面的举措，探寻了中国“宜居城市”建设小型化、特色化的可行路径。

文章针对目前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存在的用地分类与工业项目特征不吻合,忽略对土地经济效益的控制，缺乏动态适应性等问题，结合实证研究，提出其控规编制应进行适当调整，以强化工业用地的特殊性和经济性，并结合规划控制的动态适应性对其进行了系统完善，在此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一套适合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指标体系，旨在加强工业园区土地的利用效率。

运用城市形态学研究方法,以城市用地和空间拓展作为切入点，梳理建国以来现代（1949～2002年）济南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脉络，探寻其形态演变的轨迹、特征及动力机制，发掘现代济南城市形态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总结现代济南城市形态演变潜在的基本规律。

当前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日益兴起的“公众问卷调查热”，正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困境：1）调查面面俱到，缺乏针对性，对规划编制的作用十分有限；2）问卷的问题设计存在诸多弊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3）对问卷调查的使用比较盲目，调查多流于形式。究其原因，问卷调查方法自身的局限性导致调查作用有限；而公众参与途径的匮乏、城市规划核心理论的缺失和科学性的不足则是问卷调查被热捧和滥用的根源。针对这些问题，应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基础资料收集制度、加强理论研究、针对专题开展调查、改良问卷设计与实施等方面进行相应改进。

快速城市化的总体发展趋势与新的法制要求所构成的当前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新形势对控规的编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具可操作性的控规日益成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规划编制单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结合太仓市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实践，对控规编制的核心问题——指标确定方法进行探讨，提出适用于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市设计和经济分析相结合、公众参与贯穿始终的技术路线，为新形势下控规的编制方法研究提供参考。

文章就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中“社会绩效”缺失的现象，进行一定的剖析和研究，并着重指出研究重大城市规划与建设项目社会影响的重要性。文章归纳出重大城市规划与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主要集中在“物质空间环境建设”和“目标人群的益损状况”领域，并对影响领域中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社会居住隔离状况、开敞空间的共享性以及社会目标人群的益损差别性和原居民权益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传统地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使南通城市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城市色彩。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南通传统建筑色彩逐步丧失、城市色彩缺乏系统性的现状急需改变。最后，本文提出了南通城市色彩的规划策略。

旅游资源资本化是一种以价值为导向的旅游资源开发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旅游资源资本化规划可以为旅游区的开发建设实践提供指导和依据，是旅游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山东泗水泉林泉群风景区为例，具体探讨了旅游资源资本化规划的方法、模式等问题。

本文承接“精明增长”的内涵提出了灰色用地的概念，阐述了灰色用地的分类，探讨了灰色用地规划的内容和方法，明确了灰色用地的选区方法、提出了灰色用地的规划过程与特征。

本文在深入分析精明增长理论在美国的产生原因、理论精髓、实现途径和实例运用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分析和我国运用精明增长理论的有利条件分析，指出我国运用精明增长理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本文从精明增长的实现途径出发，针对我国存在问题，提出了明确政府责任、加强区域规划宏观调控力度、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加强TOD发展模式应用和有效控制新区建设等方面的应用建议，旨在探索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精明增长应用之路。

六朝建康是南京史上首次以都城建置而大规模建设的开端，作为国都达360年，始自公元229 年至589 年止。作为古都之一，虽有悠久历史，但关于其建城状况、空间形态的共识鲜见，本文以空间研究为目的,以尺度研究为切入点，以文献资料、现实地理、考古发现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六朝建康都城的空间形制作出一种探索，并探讨其规划意义上的合理性。

城市生物多样性对城市生态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探讨了城市规划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规划应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重要作用，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分别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生物多样性信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途径，并提出了城市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框架。最后得出城市规划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从规划理念、规划方法、规划技术等多方面入手，各方协调，共同实现。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的前沿地区，是城乡作用力交织碰撞的地域空间，同时也是城市建设发展中变化最大、发展最迅速、问题最多和最敏感的地区。本文从城市规划专业的角度，分析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应用特征、城市边缘区规划时应注意的问题，并对城市边缘区的规划提出建议。

揭示了严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必然导致城市建设由“发展需求决定新增建设用地供给”转变为“新增建设用地供给选择发展需求”，分析它对城市空间增长、规划布局、用地配置、开发强度变化和开发时序选择的影响，并从合理引导城市发展和科学编制城市规划角度对以上影响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城市规划管理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或城市详细规划被批准后城市当局对规划实施的管理，主要包括城市用地的管理和城市各项建设的管理。本文分析了城市规划管理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对规划管理实施和公众利益之间产生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做了初步探讨，指出城市规划管理面临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运用GIS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期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四类用地实施效果发现：（1）在多组团城市中，城市规划如果对该城市的某一组团在做城市规划方案时有很明确的城市职能定位，那么该类职能的城市规划用地实施效果比其他承担综合职能组团的城市规划实施效果要好；（2）从选取的四类用地来看，不管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用地的实施效果最好，而居住用地和仓储用地的实施效果都比较差；（3）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物质空间安排的实施效果并不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施效果要好。

新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在法律上进一步确定了城市特色塑造的必要性。在急于摆脱“千城同貌”尴尬局面的目标下，赣榆城市特色的塑造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文章研究了如何通过空间布局、绿地景观系统等方面，整理赣榆城市整体空间环境品质意境，打造赣榆城市空间总体布局的艺术特色，构筑赣榆整体景观的形象框架，塑造赣榆充满“河海灵韵”的滨海城市特色。

风景名胜资源并非相互割裂的孤立文保单位或景观点，风景名胜地段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具有独特价值，应在风景名胜资源保护与利用中予以充分关注。文章结合中山陵园风景区的近年实践，进行阐述归纳。

新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在法律上进一步确定了城市特色塑造的必要性。在急于摆脱“千城同貌”尴尬局面的目标下，赣榆城市特色的塑造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文章研究了如何通过空间布局、绿地景观系统等方面，整理赣榆城市整体空间环境品质意境，打造赣榆城市空间总体布局的艺术特色，构筑赣榆整体景观的形象框架，塑造赣榆充满“河海灵韵”的滨海城市特色。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政策活动，是各种主体基于不同利益目标相互作用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不断地发展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自利假设为我们理解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在新制度环境下，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的改进，应该基于“主体利益相关性”确定参与规划过程的主体、内容和程度。

以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概念规划为例，具体探讨了文化要素在旅游规划和开发中的运用问题，提出要深入挖掘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文化融入到旅游区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活动策划的全过程，并形成文化产业链，使文化成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内在灵魂。

以南京市金陵监狱地区为例，以GIS 分析技术为手段，选取影响该地区土地开发和城乡建设的高程、坡度、坡向、洪水、地质、水域、植被七个因子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土地适宜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将该地区划分为规划调控区、引导开发区和严格保护区，制定了相应的土地开发策略，对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建设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文章分析了赣榆县的空间利用特征，找出空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空间发展的趋势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区域空间分类指导、城镇空间集聚发展、产业空间协调对接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空间发展战略措施。

改革开放30 年之于中国，可谓岁月峥嵘，万象更新。我国的城市规划行业也随之有了30 年的伟大变革、30 年的春华秋实。市属规划院的发展历程就是城市规划行业嬗变的最直接写照。本文调取了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3 0年存档项目的数据及信息，准确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规划编制历程，也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回眸审视我国城市规划行业30 年的发展变迁，以期对未来城市规划行业发展提出审慎的判断和理性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特征和形成原因，指出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正规供给渠道不畅、规划的缺失、管理的不到位等因素是目前深圳非正规部门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发对蔡屋围的综合整治和渔民村的全面改造两种改造模式的反思。从宏观看，现有改造多是从实施规划的角度考虑，而规划往往注重物质规划、轻社会因素，这种重物质景观的改造模式过于简单化；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看，“城中村”村民出租房屋的非正规经济活动是一种房地产开发行为，渔民村的全面改造还不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蔡屋围的综合整治模式应是主体改造模式，不同改造模式可以同步推进；从社区的角度看，“城中村”属于一种类型的社区，“城中村”改造应在社区规划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对如何通过“城中村”改造使非正规部门正规化和社区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城中村”改造可以将村民视为房地产开发的主体之一，将其纳入正规房地产市场体系，将社区规划纳入城市规划体系。

弥合城市纹理断裂商业街区纹理缺失，增强商业街区活力，是现代城市管理者及规划师面临的现实而具有挑战的问题。本文以厦门市台湾商业街区改造规划为例，通过新要素的介入，旧要素的更新利用，在历史传承和现状更新基础上，考虑街区功能、文化、环境、交通等四个方面新旧要素的交替作用，实现商业街区公共空间的回归，创造新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

山地滨水空间是山地滨水城市的重要发展空间和公共开放空间，具有典型的水陆结合部边缘性特征。文章针对当前山地滨水空间土地利用中出现的山地滨水生态敏感区被恣意占用、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土地超强度开发、山地滨水景观风貌受到破坏等现象，基于边缘视域的角度，在剖析山地滨水空间边缘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环境边缘区与建设边缘区内在生态关联的规划设计理念与方法，着重从土地利用形态、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土地利用强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控制，并提出了基于“四线”管控的具体土地利用规划导引措施。

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质是在维护城市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各种利益主体利用土地资源做出政策协调的过程。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总体规划编制存在的观点、内容及规划层次上的缺陷，提出了有关总体规划编制内容方法改革的建议。

公众本位是社区规划的价值基点，在社区规划的编制、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针对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规划中，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的现状，分析其原因，认为应加快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多元的公众参与渠道，培育社区公民社会的力量，提高社区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