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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宁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显得尤为重要；而建设新型城镇化所需资金不能仅依靠财政供给，还需要金融补充“资金血液”。鉴于此，文章从人口、经济等5 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选取2009—2016 年宁夏5 个地级市相关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权重形成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带动作用，结果显示：宁夏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发展指数与城市经济状况高度相关；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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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地调研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分析了深圳特色小镇建设管理现状，结合S W O T 分析，提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城市建设和深圳产业总体布局下，将特色小镇作为城市创新功能单元，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深圳创业文化、国际时尚元素及社区功能叠加融合，形成产城融合、功能多元、集约立体的单元开发模式，分层分类推进创新型特色小镇建设管理。从政府顶层设计、优化空间布局、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细化政策文件、引入第三方考核、推行准入和淘汰机制等方面提出创新型特色小镇建设管理路径优化对策，为同类型特色小镇建设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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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公众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农村教育资源和中小学生源向城镇集中的“教育城镇化”现象也愈演愈烈。研究以新沂市为例，详细分析了其基础教育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并对其动力根源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教育城镇化是一柄“双刃剑”，在有效推动教育城镇化发展和促进区域生源流动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诸如设施布局面临调整、学生家庭结构不完整等教育不公平问题。同时也发现，我国教育城镇化的动力根源主要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国家宏观教育政策演变、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变更等三个方面。对此，为促进基础教育设施公平、健康和均衡发展，研究从城市规划应对角度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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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开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结果发现，武汉市小城镇出现人口总量减少、镇村空间“小集聚、大分散”离散的现象，并在某些领域或职能方面显现出“失活”、“消退”等收缩态势。这种收缩态势在区域城镇化背景下兼具合理性和风险性，只有通过积极的科学认知与系统判断，才能在停滞、萎缩的危机中催生、激发出相关小城镇对于区域新功能的适应性创新动机与动力。本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从武汉市小城镇收缩现象入手，对其收缩的特征、成因、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并结合具体的实证案例，提出“主动调整职能定位、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构建区域网络型城—镇—村层级模式、消除线性层级关系下的依赖惯性；以特色性与特长性要素为突破口寻求特色化发展”的应对收缩的小城镇适应性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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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特色小城镇承载着“守边固边”的历史使命，它的发展和稳定关乎着党提出的脱贫事业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边境地区的特色小城镇存在诸多共性，在构建边境特色小城镇发展系统结构模型基础上，引入系统动力学方法，以广西大新县为例，进行系统动力学模拟分析，探求边境特色小城镇成功模式的因果链和流系统，提出适合边境特色小城镇发展的共性模式。结果表明:大新县是以旅游业和工业为主导、边境贸易和农业为辅的发展模式；创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为小城镇提供发展动力和活力；绿色生态是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石。建议: 边境地区的特色小城镇应积极发挥生态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找准当地的特色产业，不断地进行创新；培养和发展优势产业，避免同质化的竞争，走因地制宜、创新引领、绿色生态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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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特色风貌是城镇发展的重要外在物质表现，也是地域文化和特征的核心空间载体。本文从需求层次视角探究浙江省小城镇特色意象环境综合整治绩效，以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为目标，引入城市意象理论，从节点、标志物、道路、边界和区域五个维度构建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浙江省典型的小城镇整治项目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在营造地域特色的入口景观和特色标志物、整治优化道路系统和改善区域风貌等方面绩效显著，而边界维护方面相对不足。基于国际案例对比，提出小城镇特色意象整治优化策略：深入挖掘自然与人文特色，并进行空间化、具象化和故事化；综合多维度评估小镇发展条件，力求整治定位特色化、精准化；特色风貌构建要融入产业内涵，经济特色显化于空间景观形态；整治行动量力而行，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科学把握整治力度和效果。最终得到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小城镇整治的启示：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小城镇的环境整治首先要满足最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即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然后，再考虑更高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进一步从五态（业态、形态、文态、生态和社态）融合的角度进行提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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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缘区是“城”、“乡”过渡的重要地带，呈现出过渡性、动态性、交错性的特征。以西安大都市边缘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经典理论建构大都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逻辑框架，采用空间分 析的方法描述了边缘新城(区)的空间演化特点，探讨边缘新城(区)作为大都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主体形态特征及空间格局，揭示了其在产业、文化、生态等要素相互作用下大都市边缘区空间运行的创新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了边缘新城(区)有效地应对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都市边缘区空间与各类要素配置的困境，实行了大都市边缘区空间有序组织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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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2012-2016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参考京津冀发展特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角度对评价体系进行筛选与重构，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评价模型，对京津冀 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发展水平上，各城市呈现明显的差 异性，北京、天津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以绝对优势超越河北省各城市，河北省各城市的发展 水平呈梯队分布。波动幅度呈稳定、弱幅型和强幅型三种状态，波动过程呈“稳定”“倒退”“跃进” 和“振荡”四种变化态势。本文研究对测度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推进京津冀新型城镇化 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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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小城镇分化发展的趋势逐渐显现，如何认清小城镇的发展水平、空间特征，并进行合理引 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小城镇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 ;进而，从城镇经济社会、城镇交通区位以及城镇特色风貌三方面综合评价浙江省小城镇的发展水平；然后，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浙江省小城镇在城镇经济社会、城镇交通区位以及城镇特色风貌三方面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应分类。研究发现，全省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东部扩散、 中部极化、西部滞后；交通区位表现出东北网络化，东南和中部轴线蔓延，西南交通可达性落后；特色风貌方面表现出空间离散分布。根据不同发展水平及其空间特征对浙江省小城镇进行归类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为浙江省小城镇发展路径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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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基于统计年鉴数据和第五次人口普查乡镇级统计数据，应用 ArcGIS、人口密度分析法和人口流动指数法，对 15 年来天津乡镇农村人口的分布进行分析，揭示人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格局演变的驱动力，为天津特色小城镇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 :1.天津 农村人口分布呈现空间不均衡性，具有平原集聚化、产业集聚化、近域郊区化和行政中心化的特 征 ;2.人口分布是人口流入地选择的结果，区位、政策、工业和旅游业等因素是影响人口分布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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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 OLS 方法相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更能反映各要素间的空间关联性，故采用LISA、Getis-ord G * 指数及 GWR 模型等方法，分析江苏省县域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 i形成机制。结果表明 :(1)1990-2010 年，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由低水平型转向中高 水平型为主。Moran’s I指数均为正，空间上略趋均衡，以 HH 集聚(苏南地区)和 LL 集聚(苏 北地区)类型为主，冷、热点区呈“核心—边缘”结构，涓滴效应凸显，南北分异明显且有缩 小趋势，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连—淮—宿”等地区，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锡”及“宁—镇—扬” 等地区。(2)国有动力和集聚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效应，初始动力和根本动力为负效 应，推拉动力和非国有动力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外部动力正、负效应均有。各动力因子不仅 影响力变化，亦存在南北空间变异，多机制空间演化共同作用导致不同县域人口城镇化南北分 异的空间布局。最后，提出优化县域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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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用“地方发展型政府”解释我国地方政府行为，认为“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是 其固有弊病。以苏州市本级及其下辖(区)县市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2008-2016)为例， 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先发地区已具备转变发展方式的条件，即从聚焦于经济增长到致 力于发展的“平衡”和“质量”，并取得显著成效。基于不同的城乡发展阶段、政策供给、资 源禀赋和先发优势，苏州各区县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有其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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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视角，采用综合指标法构建了一个包含 15个二级指标和 30 个三级指标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2014 年农民工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长沙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并采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研究了影响长沙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 ：长沙市农民工总体市民化水平已达 46.9% 的“半”市民化状态，虽然心理认同市民化程度已接近 50%，而经济生活市民化程度已高达 66.5%，但他们的政治参与市民化程度、社会关系市民化程度和居住条件市民化程度都偏低。农民工的城市居住时间、职业培训情况、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以及工资收入状况对其市民化程度有显著影响 ；而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受教育程度及户口所在地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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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探索，而非城镇化的工业化却导致我国工业发展遍地开花。本文对多次蝉联百强县榜首的江阴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协调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 ：自 2001年以来江阴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不断提升，且长期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自从2010 年进入优质协调阶段以后，先前优势并不明显，说明高水平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未必带来高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协调性。江阴市新桥镇的成功转型表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镇域尺度的产镇融合，为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推进探索方向，也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产业园区、产业小镇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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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耦合神经网络（ANN）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构建城镇扩展模拟模型（AN N-M CR）。应用该模型模拟了福州海岸带 2020 年城镇扩展情景，并将模拟方案与真实方案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模拟方案的扩展弹性指数、生态服务价值损益指数、公共服务覆盖度（分别为1.02、5.4 万元 / h m2、0.76）均优于真实方案（分别为 1.54、8.9 万元 / h m2、0.72），而真实方案的土地开发成本指数（2.11 亿元 /km2）优于模拟方案（3.87 亿元 /km2）。这说明真实方案过度扩张仍是突出问题、重视经济成本而忽视生态成本、空间服务质量也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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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马鞍山市博望镇为例，阐述了由镇升区的概念及其可能产生的城镇化推动作用，辨析了升区后小城镇就地城镇化效应。认为 ：由镇升区提升了博望镇的行政等级、管理主体和职能定位，使其自主管理权力与集聚资源能力得到强化。短期内本地产业经济、城镇建设及公共管理的升级明显，因而增强了农民就地转移意愿，加快了就地转移速度。然而，内外部因素变化导致区划调整效应渐弱，农民就地城镇化受到高房价等新的阻碍。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整体趋缓，需要更为科学理性地审视区划调整对小城镇的多重影响，并针对区划调整作用的时效性及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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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其在价值增值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本文以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为基础，首先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将我国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优先发展工业、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及产业转型并对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中国化进行简要分析。其次，在深入分析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之后，认为在资本与特色政治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城市发展遭遇产能过剩、城市收缩、民众矛盾突出等危机，并对其进行解读。最后，本文提出简要应对策略，以期为城市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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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国家正式实施《城乡规划法》，标志着城乡统筹规划管理时代的到来。在此背景下，城乡风貌作为直接反映城乡特有景观和风采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了明晰城乡风貌研究方向和途径，本文辨析了“城乡风貌”的概念，梳理了 1980 年以来国内外城市风貌、乡村风貌和城乡风貌的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的进展情况。研究旨在从不同视角综述国际风貌规划的动态，以此讨论城乡复合型风貌的研究前景，为城乡风貌统筹发展提供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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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空间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对河南省1990-2015 年两者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从省域、市域、县域三个层面对2005、2010、2014 年两者协调发展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河南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②从空间分异格局看，市域级、县级尺度耦合协调状况整体相似，但随着研究尺度的细化，空间分布格局异质性特征逐渐明显；③从空间关联特征看，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空间关联均以正相关为主，但冷热点的分布区域及分布范围有所不同，市域级冷热点多呈零散分区分布，县级尺度则多为集中连片状分布。在此基础上对不协调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两者发展状态主要受到城市发展的外在制度因素与内在基础因素的共同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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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老城区协调度内涵阐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新老城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新老城区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同时以上海、广州、西安和天津为例，定量测度并分析了2010-2014 年间这 4 个城市新老城区的发展水平、协调度以及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除广州外，上海、天津、西安的新老城区协调度均表现出下降的特点，新老城区发展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如何促进新老城区的协调联动发展将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