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城市及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借助HistCite 和CiteSpace 文献科学计量软件，并结合传统文献阅读法，分析了1990 年以来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互动的热点领域，梳理了信息通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研究范式转变、信息通讯技术扩散与“数字鸿沟”、创新网络与产业集群、零售全球化、电子商务、城市内外部结构及城市策略、居民时空行为演变等热点内容，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比较，从研究深度、研究广度、研究视角、研究地域以及研究方法与数据角度提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研究的重点方向。认为应在进一步关注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各系统要素影响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融合，并结合中国国情，从内涵、空间特征、发展模式、动态演变、运行机理、效应评价、信息通讯技术与城市各系统要素深度融合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

城市的外向扩张速度加快，城市各类基础设施用地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城市功能与变电站的矛盾亟待统筹化解。本文基于G IS 数据处理平台，分析杭州市变电站规划布局规律，摒弃复杂算法模型，提出关于变电站的可视化、一次性到位的网格化规划布局模式。网格化规划模式控制变电站服务半径，可以有效避免“站群”矛盾，并利用网格划分模式对杭州市主城区密集地区变电站规划布局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杭州市变电站规划布局存在的不足之处。总结出变电站网格单元的规划控制指标参考体系，以达到变电站周边城市用地的集约化利用，并对将来城市其他基础设施规划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土地资源紧缺，中心城区的存量工业用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是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区经历两次改造的红坊为例，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参与主体在土地更新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并结合城市政体理论，深入探讨推动地块改造背后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机制，旨在对国内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研究以及城市政体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研究进行补充。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城市增长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的，其增长的相对差异会体现为不同的城市增长型式。以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划分中国城市的增长类型，并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的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增长类型的城市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特征。城市发展初期，以显著的经济增长为特征，工业发展和地方专业化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而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断吸引人口迁入和增长，人口和经济增长逐步实现良性互动，城市增长的正反馈机制形成。当城市达到较大规模时，城市经济的驱动逐步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城市经济转型，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变，经济的多样化和地方品质的提升成为驱动城市增长的核心。基于人口—经济增长同步性划分的城市增长类型有助于理解我国城市增长的路径，不同增长类型的城市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本文通过实地勘察、问卷调查与G IS 空间分析的方法，对岳麓山大学城周边的流动摊贩的人群构成及经营活动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探寻流动摊贩在区域内的时空分布规律，旨在从规划角度提出流动摊贩治理策略。研究发现流动摊贩的集聚特征呈现相对稳定性，为流动摊贩的疏导规划提供了依据。文末基于包容性的多方融合协同原则，分别从规划主体、城市管理主体及流动摊贩主体出发，提出治理策略，以期为新时期的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基于长途客运班次和列车班次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构建偏离度指标，研究不同尺度下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及偏离度，研究结果表明：1）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中南昌市在不同尺度不同流数据网络多处于核心地位，其他如九江、宜春、新余等城市不同尺度及流网络下排名各有不同；2）基于客运班次和列车班次区域网络结构显现出明显的差异；3）研究尺度对加权度中心、图密度影响最小，而对介数中心影响最大，度中心次之；4）两种尺度网络结构位序偏离度分别为：加权度中心为 0.24，图密度为 0.48，度中心为1.7，介数中心为 0.24。区域是各种要素在不同尺度下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区域空间结构刻画需要考虑不同尺度以及综合各种要素。最后，对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的宜兰县以环境保护和文化立县作为社区营造的基本思路，自2003 年参与“东区培力中心”到现今每年举办“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相关制度日趋完善，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有效地促进了空间规划专业人士进入社区。分析宜兰县社区规划师及驻地辅导计划的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工作模式及内容等，介绍后埤村社区营造的典型成果，为大陆地区促进社区营造进程和推动社区规划师制度发展等工作提供借鉴。

正义赋予空间是空间转向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空间正义建构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审视当前的城市治理，存在权力隔离、资本扩张与认同式微等非空间正义现象，与居民城市权利保障相排斥。以实现海量数据再生产为表征的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具有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绩效、促进公共决策民意参与与促进公共空间文化营造等功能，与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和居民城市权利的均等化实现相耦合。在人工智能嵌入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可能产生的伦理失陷与价值异化问题。

有效的协同治理是社会共治共享格局的理论蕴意，也是回应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践行标尺。通过将贝叶斯网络方法引入共享单车治理三方协同，开发治理协同度影响因素三维体系，构建治理协同度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了协同度差异的诱因以及各变量间的因果和结构关系，识别出关键因子，提出优化协同治理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共享单车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对治理协同度贡献程度存在差异性，其中共享单车企业子系统对整个治理系统协同度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步提高共享单车企业子系统与政府部门子系统治理协同度，对整个系统治理协同产生显著贡献。从坚持协同是治理的关键，政府部门是治理的主导和共享单车企业是治理的主体三方面，可有效改善共享单车协同治理能力与水平。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养老院养老是当前中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之一。合资格的设施管理服务有助于提升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老有所养”的重要保障。本研究在南京市选取4 家养老院，对居住在内的老年人进行生活质量及设施管理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居住环境中宽度、布局、通风、医疗、呼叫设施和家具对于生理健康有直接影响；心理健康直接受无障碍性、呼叫设施及员工影响；社交关系主要由无障碍性、宽度、清洁和插座预测。为改善当前我国养老院设施管理状况，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对老年人、养老院及当地政府提出若干改进措施。

基于我国城市养老资源匮乏、乡村生态资源闲置的国情，发展田园生产性养老可有效缓解城市养老压力，并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在引介生产性养老理念的基础上，以环沪地区为例，实地调研城郊与乡村地区的田园生产性养老现状。结合调研结果，从老人需求和国家政策等角度剖析田园生产性养老的发展潜力，并针对开发形式差异、选址差异、需求差异等提出田园生产性养老的空间建构策略，以期为我国养老模式的完善提供新思路。

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生活政治理论为理论基础，借助问卷调查结合定量、定性分析技术，在解析宜居社区相关科研文献、政策文本、实践经验和融合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括6 项一级指标、19 项二级指标和70 项三级指标的宜居社区评估指标体系。借助A H P 法计量指标权重后发现，务实和潜在变动性构成了评估指标体系的基调和特征，安全、智慧与自组织分别是当下社区居民的主导性需求、宜居社区的构成性要件及宜居社区建设的基础性方式，据此提出了双导向、系统设计、动态调整3 个评估指标体系优化原则，及多元共治、智慧社区与社区安全3 个日后宜居社区重点实践方向，最后指出了扩充指标建构方法、丰富分析数据、开展居民满意度调查3 个后续研究进路。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的意愿、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参与意愿均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作用；（2）公众参与意愿直接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3）参与行为直接正向影响智慧城市建设绩效。研究为不同城市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和进一步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管理启示与建议。

在构建公共文化场馆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和灰色关联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公共文化场馆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公共文化场馆社会效益各区域产生不均衡，东部区域整体社会效益较高，中部区域社会效益排名居中，西部区域社会效益相对落后 ;5 类社会效益中就业收入影响和人口素质提高方面的社会效益最显著，附加服务功能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基本服务功能社会效益一般显著，文化生活丰富社会效益不太显著。为克 服这些问题，急需制定我国公共文化场馆整体运营发展规划，扩大资金投入渠道，加强公共文化场馆开展过程中的运营管理和宣传推广工作，完善其周边相关服务设施及配套建设。

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结合最邻近指数、回转半径、可达性模型和 Voronoi模型等对徐州市 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养老机构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聚 集-随机分布格局，且呈现出由周边向市中心明显集聚的趋势 ;(2)养老机构的整体可达性较好， 64.11% 的区域能够在 15min 内到达就近的养老机构 ;(3)由徐州市养老机构的 Voronoi 图可知， 51.27% 的养老机构服务面积能够满足老年人口的入院的需要。

大栅栏地区的城市体检与街区诊断是在新版北京总规的要求下第一批开展研究的课题，同时在当前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工作中，街道社区对自身现状也有进行全面摸底、深度分析、科 学治理的迫切需求。本文以大栅栏课题的实践为例，以“住改他”用地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对 象尺度界定、分析逻辑和工具平台搭建、数据采集与处理等方面构建研究方法，介绍了“住改他” 用地的总量、用地结构、空间分布、产权特征各方面的分析与发现。同时从深入研究和调查访谈 中也反馈出老城街区治理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规划模式与业态管控标准、部门协调与信 息统筹、定期诊断与规划反馈、产权改革与制度完善等问题，仍急需不断探讨与推进。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我国城市就学的社会空间隔离现象增多，对教育公平直接或潜在的影响 不应低估。为充实规划师对相关干预工具的理解，本文回顾了美国就学反隔离相关政策从强制 到自愿、从以学校为中心到整合居住的演进历程，评述其成效。自“布朗案”以来，美国经历了曲折的就学反隔离历程，校车、择校项目、MTO、HOPEVI、包容性区划等政策影响结论多元。 通过比较，本文指出加强迁居就学指导、通过公共住房和社区复兴项目整合就学机会的重要性及启发意义，并强调了我国城市规划倡导就学公平行动和研究的责任。

在我国地下空间法律缺失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立法为适应实践需要而规定了地下空间连通义务。运用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对地下空间连通义务的现行立法进行评析，其具有正当性。义务的客体范围应包括有通行必要的所有相邻地下工程，建设单位、相邻地下工程所有权人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地下空间连通义务的主体，履行相应出资和建设义务。地下连通工程所有权由投资者享有，违反地下空间连通义务，应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新城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形成“反磁力”中心，从而达到疏解中心城功能的作用。但如果新城的居住就业错位，配套服务存在缺口，严重依赖老城，则大量居民将返流老城，反而加剧老城的负担。本文从北京新城规划编制的回顾、疏解与返流现象的分析、形成机理的讨论三个方面入手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新城对北京功能疏解的作用是有限的，城市人口—产业的重心仍未彻底转移，同时，存在返流现象。最后建议在北京新版总规落实与分区规划编制中，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在更大范围谋划功能疏解，将规划实施嵌入既有制度环境中。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在城市治理中广泛应用，实现了从模糊到清晰、从部件到 事件、从管理到服务的不断发展，背后遵循的是提升国家认证能力这一基本逻辑。作为国家能 力的基础，国家认证能力的提升使得政府能够收集到更加全面、规范的社会事实信息，从更加 完备的治理信息、初步破解的部门分割、不断增强的政府回应性以及提升的政府预见性等四个 方面为城市治理主体提升治理能力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可能性。但是复杂社会的不可认证性、国 家认证的成本限度、社会自治空间的必要性等使得国家认证能力的提升有其限度。

居住满意度是国内外城市研究探讨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关注个人社会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以 及社区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缺乏关注和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特有的“临时性”特征。本文将流 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总结为行政、经济和社会临时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行政 临时性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大，而经济和社会临时性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单纯地改革户 籍制度，并不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需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的临时性。

在政府向乡村投放项目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资源供给者的角色，供给方式上出现了绕过乡 村组织，由开发主体作为临时代理人，实现资源利用与乡村开发的新模式。该模式下的临时代 理人通过项目攫取了村庄的绝大部分治权，村集体的地位尴尬，村民自我管理的意识与功能 被弱化。文章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项目制下临时代理人的设置，使得政府代理人 和村庄当家人两个角色发生了分化 ;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临时代理人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风险。 应对这样的治理困境，根本策略在于通过机制设计将村民和村集体纳入到基层代理人的范畴中 去，引导市场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居民点盲目撤并、劳动力析出与就业空间错位、设施配给与实际 需求不符等诸多社会生态问题，研究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以重构社会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 通过调研不同区域劳动力析出规律、土地流转与产业等发展条件及居民发展意愿等，构建以社 会生态分区与居民点分类发展为基础、以就业空间布局与土地流转模式分区指引为核心，以交 通与服务设施精明配置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并结合社会生态分区制定多模式的共建策略，确保 规划建设顺利实施。研究结合日照城市边缘区规划实践，为城市边缘区发展路径优化进行了有 益探索。

对于“三社联动”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没有专业社会工作的县域城市亦响应国家号召开展“三社联动”的具体实践，探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三社联动”模式。通过对江苏宜兴“三社联动”具体实践的考察，本文发现县域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有着“社区居委会”、“社区自组织”、“社区工作者”三个传统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协同、互动的独特内涵；是一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整合社区既有资源，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协助开展公共服务、组织社区自治的特殊联动机制 ；此外，县域城市的“三社联动”是对原有社会治理“存量”的优化，虽与大中城市社区对社会治理“增量”的拓展不同，但二者在发展路径上却“殊途同归”。

在反思国内智慧城市评估研究困境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国外智慧城市评估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以此全面探讨智慧城市评估的内涵。智慧城市评估包含事后评估与事前评估两种基本类型。事后的绩效评估包含目标达成、项目效益和影响后果三个层次，而事前评估包含了为制定战略规划而开展的评估、针对战略规划开展的评估两种类型。同时对智慧城市评估的实施主体做了简要介绍。最后对智慧城市评估的完整环节、评估主题的选择、评估指标的选取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强镇扩权”改革政策中受到关注较多的就是项目审批扩权，它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以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为例，在明确小城镇项目审批扩权与“强镇扩权”改革的对应关系基础上，从审批权限转移角度回顾了项目审批扩权在小城镇实施的过程，并对当前已经完成的扩权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协同式的历史文化空间智慧治理框架，希望利用相关信息技术的智慧介入，更好地开展历史文化空间的信息数据共享管理、智能决策支持、在线监管、公众参与及可视化展示工作。框架运用多样的信息技术、融汇多种相关基础数据、耦合多方参与主体，推动智慧治理在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工作中应用普及，进而推进规划编制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主体的变革。最后，文章通过示例系统的介绍，讨论了框架的技术实现路径，及其在当前规划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通勤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调查分析影响居民通勤满意度的因素能为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可借鉴路径。本研究以扬州市城市居民通勤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居民通勤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扬州市城市居民通勤满意度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人属性、工作特征感知、环境感知三个维度，而其中工作特征感知、环境感知对通勤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工作稳定性、工资水平，完善公共配套设施，保护良好环境是提高通勤满意度的重要路径。

本文以五年来对口援疆建设项目作为主要背景，以援疆建设实施效果的满意度作为主要考察内容，以对口援疆比较集中、力度较大的南疆三地州作为重点调查区域，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利用 L o g i s t i c 模型分析不同特征的群体对援疆建设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通过研究发现居民就业单位性质、行业空间分布、文化程度等对援疆建设效果满意度表现出明显差异，但是性别、族别和居住空间等因素对满意度没有产生明显差异。本文认为出现上述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援疆建设实施以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岗位，城乡人群的感受有所不一，对援疆建设所持有的态度也不一致。如果这一现象加以持续，将会出现新的社会异化现象，并不利于新疆经济和谐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援疆建设的经济目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区域发展战略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同城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目标。在梳理同城化发展地区的现阶段实施成果基础上，发现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组织，战略发挥的作用有限，认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在于明晰管理权限、确定实施任务、规范政策管理并加强实施评估。提出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多层治理结构、多阶段衔接、多领域落实的实施体系；面向“执行——监控——评估——调整”的实施过程由统一的治理主体协调领导，以项目库为推动载体、以空间管制为主要治理工具在多个治理领域展开同城化建设，过程中利用规范化政策法规与实施监督评估作为治理保障 ；并对可能出现的实践误区进行讨论。

针对我国频繁发生邻避冲突事件的现状，从博弈论视角分析邻避效应的演化机理与成因根源，并提出相应规避机制。针对不同决策主体构建了三类邻避效应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引入邻避因子 ∂mn、信息传播函数 λ( x ) 等参数，建立地方政府与邻避居民的一般化复制动态方程，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封闭决策期、协商谈判期以及设施兴建运营期时的邻避效应演化机理。分析得出 ：邻避居民由于信息匮乏，导致风险损失预期值 K 增高，从而增强冲突演化进度与强度 ；规避邻避效应的关键节点在于避免邻避效应的利益冲突，其根源在于不同主体对邻避设施风险成本感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差异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 ；邻避因子 ∂mn 值大大降低，驱使邻避居民风险偏好抗争收益大于风险抗议成本，形成冲突演化。最后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分析提出规避机制，只有博弈双方共同签订具有特定约束力行为的协议，才能充分避免邻避居民的利益受损，邻避效应才能得以最终规避。

随着各级政府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视，地下空间在总量和人均指标上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在综合化、系统化、多元化利用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杭州市位列其中。结合国家及杭州市创新发展理念，以问题和效果为导向，从理顺地下空间产权办理和创新管理模式着手，剖析杭州市地下空间确权存在的障碍。围绕构建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出台地下空间功能分类、明确地下空间产权登记、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突破地下空间发展瓶颈，推进地下空间实现质的提升的一系列举措，同时可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参考。

近年来灾害事件的频发加速了我国防灾事业的发展，社区防灾是全社会防灾的基础和关键。我国社区防灾事业起步较晚，体系尚不成熟，国内外也鲜有从社区防灾与治理体系整合的创新角度而进行的相关研究，国际经验表明：依托社区治理多主体协同体系发展社区防灾，能够以较低的组织管理成本获得高效的防灾管理体系。因此本文从社区治理与社区防灾多主体体系整合出发，首先对比研究国内外社区防灾与治理整合的优秀案例，提炼其关键特征；其次通过分析我国在这两方面的本土化实践，发现我国社区防灾和治理体系缺乏多主体协同机制、脱离；最终结合国外成功经验与我国建设缺陷，提出了“体系共建、全民共识、经验共享、智慧共生”的四大整合策略，以期能够为我国社区治理与防灾多主体协同体系的实践发展提供建议。

现代CBD是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种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由于现代CBD开发建设的长周期性和空间的高度外部性，其空间开发与运营的政府管理模式需要应对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环境。本文通过对现代CBD空间开发与运营的政府管理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由政府派出的CBD公共管理机构如何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CBD空间开发与运营的阶段性，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以及协调与各级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为CBD的空间高效开发和可持续运营提供参考路径。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为应对国际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而设立的特殊政策空间，是我国空间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近年来以国家级新区为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的思路日趋成熟。通过对国家级新区的总体情况、定位、管治模式进行总结，分析我国的空间决策。研究认为：（1）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紧密联系，空间分布具有均衡性特征，经济发展受其成立年限、所处区位和基础条件影响。（2）国家级新区的定位体现时代背景，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特色化和专门化为发展方向。（3）国家级新区的管治模式可以划分为跨界联合模式、管理委员会模式、属地政府模式。研究还对国家级新区的未来建设提出借鉴性意见。

深圳的城市更新治理正在新的逻辑下升级，形成新的格局：原业主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甚至推动开发模式转型；政府加强了政策供给，并改革政府部分职能设置；开发商更新经营理念，并成立行业协会寻求更多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受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语境和底层秩序建构的双重约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治理主体在博弈下主体地位和角色的自主多频演进的结果。但是新的治理格局还存在不适、危局和诸多问题。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镇江新区平昌新城拆迁农民集中安置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包括地方政府、开发企业、村集体组织和居民这些主要参与主体在安置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行动与作用，探讨安置社区空间生产的综合动力机制。实证表明，安置社区空间的生产是结合地方政府的公共权力运作、市场和原村集体组织的资本运作、以及居民对空间使用权益的博弈、平衡的复杂产物。地方政府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加强对空间的控制，居民被规训的同时也进行抵抗，对空间进行重塑，构成了安置社区空间生产的基本运作逻辑。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提高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实需求和重要抓手。针对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多元主体、多重要素的特点，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五维模型，提出以目标协同为前提、组织协同为保障，推进主体互动、要素整合和空间引导的发展策略，并对协同创新进行了机制解析；进一步应用协同创新五维模型对提升特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初步分析。

北京特大城市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领头羊”，在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北京特有的区位优势，不断面临着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之后，北京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创新必须坚持“三轮驱动”原则：一是以首都核心功能定位调整为契机，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主导；二是抓住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这一主线，积极做好产业调整；三是抓住和谐宜居之都这一目标，强化基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城市景观管理是城乡规划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是依法落实上位规划要求、实现规划管理法制化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撑。通过分析比较上海、深圳、重庆、武汉等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及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城市景观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共性经验和特色。

2000 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大都市相继出现两轮“撤县设区”式行政区划调整，产生了新时期大都市的边缘新市区。首先回顾了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早期边缘新市区的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撤县设区”后杭州市行政体制、规划管理及其边缘新市区运营机制的发展特征，以及所面临的中心城市与外围新市区之间的矛盾问题，导致中心城市人口、经济要素外溢受阻，城市总体规划难以落实，外围新市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由此针对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区空间重构与体制优化提出相应的创新性策略与建议。

随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深入，公众参与的积极面不断放大。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失效的案例依然存在。广州率先走上城市治理改革之路，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式的治理模式也遇到新的阻力。本文的重点是以广州市东濠涌的治理实践为例，找出这种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模式中发挥着何种积极作用，并从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多网络下的主导权问题、公众参与度以及精英人物和媒体介入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平台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其现实意义在于，探讨东濠涌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失效的原因可以为广州市后期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模式的改良提供支持。从理论层面上看，探讨公众参与失效的原因及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因素，提出构建良好的公众参与平台的必要因素，对城市治理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首先，总结从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不同时期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的特点。其次，归纳转型前后公建配套供给与需求变化对公建配套编制标准、城市居住社区组织模式及实施阶段参与主体的影响。再次，从规划编制和实施两个阶段出发，探析现有标准与需求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各主要参与主体之间协作的低效性。本文以广州市天河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边地区为例，探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建配套编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本文以西安市业已实践的曲江新区、大明宫地区、浐灞新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四个区域为例，首先对同一城市不同区域建立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城市资产聚集、重组和运营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进而在总结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对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的内容、特点进行了探讨。最后，在对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经营模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安相关区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对城市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将文化变成生产力，充分发掘地域文化经营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奇迹促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目的地的大城市，城中村一方面保留着乡村传统接受被动城市化，另一方面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主动城市化的低成本生活区和缓冲带。城市化前期政府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缺位，而在建设用地等资源稀缺加剧时政府治理城中村又面临重重困境。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为例，对典型的宝安区城中村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追踪观察和实地调研，分析了城中村困境形成的人、财物、组织和体制因素，并给出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等对策建议。

基于网络数据，对中日韩市辖区规模进行分析。结果总体呈现：中日韩市辖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增加，用地规模随城市规模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与日韩相比，中国城市设区数量普遍较少、市辖区规模普遍较大、城市内部市辖区间分异大、市辖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不同城市的市辖区分异也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自然历史、经济社会阶段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市辖区的设置必须因地、因时、因市而动，不能一刀切。

政府治理能力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和主导因素。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府而言，责任、法治、回应和高效是其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南京市“12345”政府服务呼叫中心构建了“一个号码找政府”的公共治理机制，成为畅通民意诉求、提升城市政府治理能力的有力杠杆。为更好发挥“12345”政务热线作用，加快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还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信息资源整合力度、加强信息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绩效考核、督查督办、建立健全舆情分析和预警机制、积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

近年来，“城管塔西佗陷阱”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内部职能增多、外部舆论误解的时代语境下，城管人面临巨大压力，影响了城管执法效率的提高。本文着眼于“前馈控制”的分析视角，探讨破解“城管塔西佗陷阱”的方法路径。

协同式评价理论作为一种在国外得到较大范围应用的先进社会评估方法，具有与传统社会评价不同的程序和内容。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评价的弊端，介绍了协同式社会评价的起源与发展，综述了其评估方法、评估程序及其在工程项目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优势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并论证了在我国项目社会评估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运用协同性评价方法的必要性，探讨了其运用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面对我国工程建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逐年上升的趋势，协同式社会评价能为项目决策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支持。

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位已成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本文从公共服务设施的新内涵入手，明确研究对象，然后提出规划理念，最后以浙江安吉为例，从配置标准、服务规模、控制体系、控制模式四大方面对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规划的研究重点进行阐述。

在杭州城管领域，近年来，相继出现了民间改善办、犬类自治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城市管理的宣传、管理、服务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体现了政府善治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等特点，急需在后续的城市管理发展中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加以推进。

伴随住房改革，我国城市住房拆迁与补偿政策在近20 年经历多次政策演变。通过对历年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住房拆迁与补偿条例相关法规的解读，以及一些影响政策方向的重大事件的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拆迁中角色的变化，并对城市规划提出新要求。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城市住房拆迁中经历了从毫无约束到相对弱势，再回归理性的角色变化。地方政府不断调整政策、转变角色是走向善治之路的积极践行。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跨过50% 的重要关口，“存量型”规划设计已开始慢慢发展壮大，目前对于这类规划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仅以“存量型”城市居住旧区更新为研究对象，对这类规划进行初步研究，提出“问题导向”型的规划方法及思路，并对关注民生、改善环境，公众参与、协商规划，局部整治、针灸治疗三大规划重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强镇扩权”是近年来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诸多学者就该项改革的动因、途径、绩效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从分权思想的起源开始，由国外至国内以时间的脉络对世界的分权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重点关注我国分权思想的提出直至“强镇扩权”改革的出现，可以看出，该项政策是随着世界性分权改革趋势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通过较为准确地掌握其学理出处，为后续改革内容的深入能够建立更好的研究平台。

近年来，“城管妖魔化”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在内部职能增多、外部舆论误解的时代语境下，城管人面临巨大压力，在面对有可能引起冲突、引发负面新闻事件的管理事件时，容易产生“管还是不管”、“少管还是多管”、“管还是严管”等伦理困境。本文着眼于从城管人“理性作为”的视角，探讨破解城管伦理困境和消解“城管妖魔化”的制度体系的建构路径。

现代社会的公民社会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我国各利益群体的民主意识也迅速提升，力争通过平等的话语权来实现民主参与。新媒体的出现正好给了各利益群体打开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把“钥匙”，同时也给城市应急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本研究通过对新媒体特点的分析、新媒体对城市应急管理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提出了政府在新媒体背景下进行城市应急管理的原则和流程，并运用各种媒体手段进行城市应急管理引导，同时要注重与企事业单位和公众的互动，最终达到迅速合理地解决城市突发事件，并适时提升城市形象的目的。

本文从“新地区主义”和“新公共管理”出发介绍世界遗产城市联盟(OWHC)，并具体从世界遗产城市联盟的城市单元、友好结盟、区域同盟以及全球机构四个不同尺度, 阐述其作为从地方到全球的新公共管理实践。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在江苏推进以来，在提高城市问题发现能力、问题处置效率、综合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在体制机制、推进主体、队伍建设、参与主体等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认为，深入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应把握好数字城管与“大城管”、数字城管与数字政府、数字城管与城市综合执法的关系，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合理定位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全面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加强绩效考核，着力提高问题处置率；拓展应用范围，逐步向数字城市过渡。

社区规划不仅给人类环境建设提供了合理有序的要求和范式，更为人居环境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提供了科学的�障，并且成为现代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文章对社区规划指导思想和设计理念的演进进行了归纳分析，对现代社区规划的内涵与重点、目标与策略作出了较为深入系统的阐释，以期对当代中国城市科学和谐发展及其规划研制产生积极的学理启示。

城市老住宅小区长效管理非常困难，其原因主要是维修改造资金无稳定来源，物业管理收不抵支，居民缺乏物业管理消费观念，物管企业的主动性不强，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未形成合力，物业管理未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配合。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整治出新与长效管理的关系，创新长效管理体制，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筹集管理经费，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建立长期考评机制，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实施长效管理。

随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推进，人口和产业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持续扩大。当城市管理的发展速度与这种扩大不相符时，将导致若干社会问题。本文针对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问题，分别从城市规划科学化，内部政府治理结构合理化、外部法制保障明确化，市民参与制度化以及建设“特色型”城市持续化等方面，梳理出中国城市管理的问题及其可行性解决方法。

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无限性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而循环经济提出了缓解这一矛盾的对策。现代城市在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管理系统的优劣影响着城市乃至国家的发展进程。只有真正将传统的城市管理系统转入循环发展模式并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善我国的城市管理，推动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是理论界和城市管理者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与传统城市管理相比，现代城市管理有其明确的内涵、内容、职能和特点。现代城市管理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它可以为现代城市运转提供动力，为城市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支撑。当前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管理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突击运动式管理引发干群冲突；城市管理没能有效改善市民生活等。改善我国城市管理，首先需要准确把握现代城市管理的数字化、民主化、柔性化、精细等发展趋势。其次，要正确处理现代城市管理的人性关怀与严格执法、理讲求效率与注重公平、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城市繁荣与城市安全等基本关系；第三，要不断完善实现管理目标的保障措施，包括健全的法规体系；严格的罚款制度；广泛的宣传教育；定期的评比活动；系统的管理模式；优秀的管理人才；科学的管理体制；人本的管理思想等。

目前我国综合配套改革正处于全面推进之中。适应此发展形势，本文结合我国国家风景名胜区发展面临的新要求，深入分析了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并提出了未来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和实施建议，以此构建我国新型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体系，实现风景名胜区事业的健康、持续和有序发展。

传统零售(菜)市场是过去经济未发展起来的产物，摊贩问题是城市中长久以来的弊病，面临快速的城市现代化，传统零售(菜)市场已经逐渐失去原来照顾百姓生活的功能，而摊贩问题如何以疏导方式导入正规的经营方式？如何将这些活在城市历史中的记忆重新改造？以达到城市环境改善，城市再生等均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公共住宅保障政策是妥善解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化人口群体在城市长期居住问题的有效手段。中国的住宅保障体系由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组成，但目前公共住宅保障体系还存在着惠及面有限、政策与住房公积金制度脱节等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共住宅保障对象、改变发展观念、严格认定保障对象等方面探讨了未来我国城市公共住宅管理的若干对策。

针对目前我国城市综合性公园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构建了城市综合性公园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的“三权分离”管理模式，用以指导城市综合性公园的管理实践。

本文分析、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城市建设配套费的征收方式，从政府、城市运营商、城市居民的不同角度出发，建议归并分散的各项配套费征收方式，以经济高效的审批和科学的组织建设来满足共同利益；细化经营城市理念，深化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经营，促进城市建设良性发展。

市长权力放大问题已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大顽症，并由此造成危害城市规划和损害市民长期利益的后果。在城市化进程中，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强市长权力放大问题的研究，使市长权力的运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此，要从原则上规定市民监督市长权力的功能，充分扩张市民治理城市的权力。

新加坡经济从以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知识经济发展水平举世瞩目。为顺应知识经济的迅变特点，新加坡政府规划管理部门采用灵活、弹性的管理方式，为知识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近10年来的概念规划、总体规划和以宪报形式出台的其他计划、土地利用规划指引中充分体现了适应知识经济的城市土地利用形式管理控制思路。

我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发展，城市管理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民对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政府不得不扩张其组织规模和组织职能。但是，在财政来源日益短绌，市民对城市生活品质的高度要求下，城市管理者经常面临内外交迫的“双环困境(catch-22 situations)”。 如何改进政府管理，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就成为城市政府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寻求解决这种“双环困境”之路。

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说是21世纪全球人类社会高度认同、影响力最强的理论，是用以协调解决诸多全球资源耗竭、全球气候变迁、全球人口暴增所导致的粮食、健康条件不足，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及环境污染等课题的重要出路。“可持续发展城市”是指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建构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目标上，达到环境可持续性（生态、自然、资源）、社会持续性（人口发展、社会福利、地区平衡）及经济可持续性（永续发展、分配的适当性、效率）。本文探讨了台北市在迈向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观念、态度与实践方法，以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建设与发展的参考。

根据大型活动交通管理措施所要达到的效果，本文将大型活动交通管理措施划分为：减少出行需求、协调出行方式和调整交通流时空分布等三类，结合国内外大型活动交通管理经验，对各项交通管理措施进行了论述，从而为我国大型活动交通需求管理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阐述了南京十运会开幕式交通管理中主要采用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及实施效果。

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土地征收的依据、方法及补偿做出了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土地征用和征收制度的重视。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最终目标，对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旨在宪法的指导下，对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途径提出三点设想：首先，依法制定严格的土地征收制度；其次，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补偿制度；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型城市环境管理体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无法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此，本文提出构建一个新的包括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在内的多重角色参与与合作的环境管理体制，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为此，本文主张从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力量等方面来构建新的治理体制。

武汉“四季花城”住宅小区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尴尬现状，程序不民主、机构不完善、法规不健全是城市规划中保障公众利益的三大障碍。发达国家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我国城市规划应加快公众参与的步伐，同时完善公共管理体制，使公众利益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补充，对于避免房屋评估的随意性，规范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行为，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立法的出发点错位，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职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对拆迁过程中各种行政行为规范和调整仅仅是一种治标的手段，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拆迁问题。

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基础是社区全体居民的参与。我国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极大地束缚了新时期居民社区参与的要求。本文以沈阳社区改革为例，分析了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组织体制新模式─议事会体制的内容和意义。

城市经营作为一种提高城市综合实力、改善城市环境和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有效模式被广泛运用。但城市经营中的市场运作方式以及资金筹集倾向等，很容易引发对短期经济效益目标的追求，导致对城市资源的过度不合理开发，从而偏离城市长远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要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经营城市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达到城市经营的最终目的——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城市功能的优化组合以及城市质量的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