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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浏览:生态与环境
  • 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城市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方向。国土空间规划也对生态安全和土地要素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态用地具有典型的“边缘”景观特质,其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给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重效益的叠加。 文章以成都市为研究区域,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城市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辨析和量化,解读生态用地产生的边缘效应及其支撑、扩散和过滤功效。通过成都生态建设在城市空间、功能和社会文化3个方向上的实践,验证了生态用地产生的边缘正效应 能够促成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同融合,推动城市发展。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用地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理论上具有耦合协调关系。文章基于“智慧城市—绿色经济”框架,运用智慧城市建设指数和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构建耦合协调测算模型,并基于我国31座城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其耦合—协调关系,分析该关系的 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经济发展两系统长期处于高耦合区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且二者有较强的交互作用,西部地区城市总体水平较低;(2)样本总体协调度处于过渡区间,但呈波动式向协调区间演进态势,城市间差异不断加大,呈现高水平协调发展、后进协调发展、协调程度停滞发展3种类型;(3) 四象限模型分析表明,样本城市可分成高智慧—高绿色、低智慧—高绿色、低智慧—低绿色、高智慧—低绿色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两系统相对发展程度不同,导致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特征具有显著差异。
  • 国家公园体制源于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1930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刊印了著名林学家陈植编制的《国立太湖公园计划书》,从内容分析,该计划书基本符合 国家公园的定义、理念和建设内容,其应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国家公园的规划性著述,标 志着国家公园体制当时已经引入中国并付诸实践。
  •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部门成为城市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双碳”目标下,交通部门急需采取情景分析等灵活的规划方法应对未知的复杂前景。文章首先阐述了情景分析的过程及步骤,涵盖了构建情景、开展情景分析、评估与选择情景及确定首选情景;其次以波士顿、伦敦、纽约为例,探讨了情景分析在国外城市低碳交通规划中的应用;最后总结国外实践经验,提出指导我国城市情景分析及低碳交通规划的实践启示,对我国城市低碳交通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文章通过数据分析、用户访谈、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深度挖掘生态型乡村景观的设计需求,利用全面质量管理 KJ 法整合用户需求卡片;编制 KANO 模型问卷,依据调研结果对生态乡村景观设计需求进行属性分类;结合 Better-Worse 系数明确构成优先级分析的设计依据。研究得出 3 项必备型需求、5 项期望型需求、2 项魅力需求的优先等级,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与研究思路。运用 KANO 模型分析生态乡村景观各项设计要素属性与优先级,为生态景观设计提供了依据与方向,有利于丰富现有生态型乡村景观。
  • 文章以南京市玄武湖公园为实证对象、清凉山公园为对照实验对象,在进行基地生态环境调查基础上,借助 Arc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选取了高程、坡度、坡向、归一化植被指数、土地利用类型 5 个生态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完成单因子生态敏感性分析,再通过加权叠加法获取综合生态敏感性布局图。将公园的生态敏感性布局与人群活动分布进行叠合分析,两者高度重合的结果表明人群活动使得在综合性公园、社区公园、游园等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公园中维护生态敏感性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且城市公园的生态设计问题并非一个简单应用景观生态学理论的问题,进而从城市绿地系统景观格局、公园内部整体或局部生态过程、专类公园中的“自然公园”3 个方面讨论了城市公园生态设计的实践范畴。
  • 文章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乡村碳排放研究进展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为明晰规划减排目标与技术路径提供支撑。结果表明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高度集中于环境科学与农学,研究热点都包括农业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思路上都逐渐注重多尺度机制探究和综合要素分析,研究进展聚焦在乡村碳排放核算和预测、影响因素和减排路径。未来应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框架,拓展研究尺度和基础技术途径,强化乡村主体研究。
  • 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持生态活力及组织力,抵御和适应外界压力,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文章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基于“活力(V)—组织力(O)—恢复力(R)—贡献力(C)”模型,定量评价水网乡村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分析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异特征,为生态空间分区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吴江区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正相关性,表现出“高值区较离散,低值区较集聚”的特征。健康高值区多聚集于乡村水网密布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较好,生态功能较完善 ;健康低值区主要集中于乡村工业产业建设集聚区域,受建设用地扩张影响,水网乡村景观生态健康水平下降。结合健康等级将吴江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缓冲区、协调发展区和开发管控区等 4类空间管控分区,并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管控策略。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可为生态空间分区管控提供依据和参考,促进水网乡村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发展。
  •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大量污染场地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阻碍城市高质量发展。当前污染场地修复多由政府投资为主,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数量和程度较低。单纯依靠政府财政难以维系污染场地修复事业的有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场地的修复、开发与再利用。文章梳理对比了社会资本参与场地修复的 6 类投融资模式,分析各模式的资金来源、典型案例、运行机制并评析,旨在为社会资本参与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 城市化水平高企背景下的高密度城区公园绿地是城市中稀缺的绿色开放空间,其有效、高效利用至关重要。文章以北京市属公园绿地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索标示城市公园绿地景观结构及其功能的环境特征指标与访客数量的相关关系。首先得到访客量预测方程并进行误差分析,其次通过预测方程计算访客量与实际访客量对比分析,验证方程可靠性并进行优化,最终得到预测公园绿地年访客量模型为V= -1098.020+3.047A-9.250A A+31.784R P +13.944RW。研究定量化阐释公园绿地环境特征与访客数量的耦合作用机制,为高密度城区公园绿地基于高效利用的景观更新优化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 在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城市污染地块的风险防控俨然成为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挑战。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结合专家访谈,将风险来源归纳为政策、技术、管理、市场、信用和环境6 个维度,筛选出18 个PPP 模式风险因素。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并确定城市污染地块修复PPP 项目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对风险权重基于全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分。研究结果表明:应重点关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变动、政府信用风险、市场需求变化风险、地方政府区域规划要求调整等风险的发生;在城市污染地块修复PPP 项目中,需要重点针对项目的立项、运维阶段实施风险管控工作;要求项目参与方做好信用预估工作、重视市场需求预测工作等对项目的数据支持,并时刻关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变动,以降低此类风险对项目产生的不良影响。
  • 技术分析是绿道精细化选线的重要手段,文章根据城市绿道特点,构建“两类三层次”的城市绿道精细化选线技术体系。“两类”是指将城市绿道分为资源游憩类和慢行交通类两种主要的选线模式,前者是以目标为导向,重点实现城区重要游憩资源高效串接,后者是以需求为导向,重点研究并满足居民实际慢行(以骑行为代表)诉求。“三层次”是指利用资源类和行为轨迹类等多源数据,结合ArcGIS 网络模型、百度地图智能选线API、空间句法模型等技术,形成“节点聚合提取、线路连接构建、网络评价优化”3 个层次的选线步骤。最后以武汉市主城区城市绿道选线为例,判断该方法具有一定应用前景。
  • 为了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进行识别,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修复,文章以南昌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采用InVEST 模型、ArcMap 中的Linkage Mapper 模块构建了南昌市基础生态安全格局,并通过电流理论对南昌市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关键区域—生态“夹点”及生态障碍点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南昌市共有生态源地42 块,共计1697 km2,主要由河流水系和森林公园组成,生态廊道98 条,共计568 k m,呈现“建成区少而长,周边区域生态廊道多而短”的分布特征;(2)南昌市共有生态“夹点”14 处,共计24.36 k m,生态障碍点12 处,共计32.77 k m ;(3)综合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分布及其用地类型,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类型生态修复及保护策略。
  • 微观气候环境的舒适性是激发街道空间公共性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亚热带地区,形式、功能以及舒适在街道公共空间营造中共存织合,舒适及其带来的活力是形式与功能的最终结合点。尽管现在已经有丰富的针对街道的气候环境设计的研究讨论,但是有关街道空间舒适感的研究仍然可以继续深入探索。基于在深圳坪地开展的一项街道气候环境与空间行为调查,研究结合街道上活动人群的主观体验以及客观的气候环境观测变量,对街道舒适感与街道建成环境的空间和气候进行关联分析。基于街景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建筑普查等数据对街道空间进行量化,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影响街道微气候环境舒适性的建成环境要素,以利于对街道空间进行舒适性的基因编辑。
  • 文章以校园绿地为研究对象分析微气候变化规律,比较生理等效温度(PET)与微气候因素的相关性,最后探讨其适应性优化设计。结果表明:4 种不同类型校园绿地改善微气候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草坪+ 乔木类”和“草坪+ 灌木+ 乔木类”绿地降温、通风、增湿效果最好,“纯草坪类”绿地效果最弱,但4 种绿地的日变化趋势具有同步性;PET 与空气温度、风速呈显著正相关,空气温度与风速呈显著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呈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为城市校园绿地的微气候适应性设计提供了数据支撑。
  • 碳减排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传统的碳减排政策更多注重从“供给侧”发力,抓住主要碳排放源而忽视社会面参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巨大潜力。文章以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为例,分析了在互联网3.0 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因其联结性、数据能力和影响力,具备引导和动员社会面参与碳减排的能力,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依然存在矛盾,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赋予平台碳减排法律义务、优化碳市场激励机制、完善平台公司治理体系以及创新减排模式应对气候变化。
  • 流域生态空间管控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环节,建立多维多级空间管控体系是实现黄土高原地区流域生态修复和“三生”空间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论文立足黄土高原地区,以旬邑三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敏感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相结合的分区划定方法,提出了“流域—片区—单元”3 个层级的管控单元,建立了基于“区划—网络—布点”3 个维度的流域生态空间管控模式,对其生态区划、生态廊道以及村庄分类3 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管控策略。研究可为旬邑三水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提高其生态空间管控的科学性与操作性。
  • 论文以“流空间”为研究视角,构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人口、物流、资金及信息流联系网络,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区域联系网络特征。研究发现,区域内资金和信息联系高于人口和物流联系,徐州市各类要素联系总强度都较高且3 种中心性指标均为最高,为区域要素联系的枢纽性城市;扬州市与其附近单元联系紧密因而要素联系总强度也较高但与其他单元联系强度较弱。淮河生态经济带28 个单元可划分为4 个凝聚子群,由江苏板块和山东板块组成的子群内部凝聚力最强且对其他子群具有相对较强的凝聚力,其他子群内部凝聚力较弱且对其他子群影响也较弱。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可划分为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一般城市和边缘城市,其中核心城市为徐州,次核心城市为阜阳、蚌埠和淮安,边缘城市往往在区域内处于边缘位置且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最后,基于区域网络结构特征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淮河生态经济带争创“中国发展第四极”提供有益指导。
  • 随着城市更新与绅士化对快速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影响加强,城市公园与绿色绅士化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文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选取2011—2018 年朝阳区城市公园绿地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绿色绅士化的现象特征和水平测度,并对绿色绅士化现象进行验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朝阳区绿色绅士化的现象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社会经济特征相关性强、社区需求不匹配等特征。在2011—2018 年之间,朝阳区城市公园绿地指标与区域社会经济指标的变化具有一定相关性。望京、亚运村、安贞、和平街等街道绿地绅士化水平较高。居民关注且绿色绅士化现象影响度高的公园无形价值因素包括公园风景、文娱活动、公园可达性、视线盲区、噪声、犯罪率、安保管理等。艺术构筑物、轮滑活动、公园可达性、社会凝聚力等因素影响性与绿色绅士化现象具有相关性。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城市公园绿地的建设改造和公平使用提供决策依据。
  • 以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人类对资源利用不当,土地利用方式与类型发生剧烈变化,景观格局特征愈发复杂,受格局影响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变化。为探究沿海都市区景观格局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联性,文章以海口市秀英区为案例区,利用4 期遥感影像数据在对1990—2015 年区域景观格局时空变化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模型进行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评估,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景观因素,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景观格局经历了显著变化。边缘密度(ED)和斑块个数(NP)不断减小,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减弱;斑块平均规模增大,形状复杂程度减小;邻近度和蔓延度(CON TAG)波动变化,结合度(COH E SION)渐高;景观类型多样性有所下降,优势景观类型的主导性逐步降低。(2)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整体下降”的态势,北部沿海地带生态环境条件较优。1990、2002、2007 和2015 年R SEI 优良区面积占比分别为91.60%、75.28%、69.64% 和84.04%。生态质量提升区主要集中于秀英区中西部乡镇,生态质量下降区集中于南部地区。(3)散布与并列指数(IJI)、欧式平均最邻近距离(MNN)、结合度指数(COHESION)、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显著相关。其中散布与并列指数(I J I)、欧式平均最邻近距离(MNN)对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负向影响,而结合度指数(COHESION)、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的影响效应既有促进也有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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