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05
2012-09-05
最近城市化的话题又多了起来,这不奇怪。在经济陷入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摆脱经济困境呢?人们会想到城市化,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而城市化的水平相对还比较低,通过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就成了决策者考虑的招术。其实,一直以来,地方政府也在动“通过城市化拉动经济”的脑筋,那么城市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城市化的正确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思考的。
当前的城市化被扭曲城市化率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定义,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重”,然而,这是一个“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定义,这个定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个体,具体说是用一个冰冷的数字代替了城市中无数个体的“主观感受”。人口统计学解释确实为衡量政府政绩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城市人口越多,就代表着城市化水平越高,也就意味着城市化目标的不断实现。然而,把人们吸引到城市,是否就算是城市化的实现了呢?如果人们到了城市,却不能改善其福利,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城市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城市中有很多的外来人口,比如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已经接近900万,达到总常住人口的39%,一些中小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比重甚至更高。在统计城市化率时,这些外来常住人口是被统计在内的,但是他们享受的城市的服务又有多少呢?也许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奔波生活,赚口饭吃而已。因此,数字所反映的城市化率的高低,不能说明人们是否在城市中改善了福利。
我们的城市中“到处是高楼大厦”、“高房价”和“人们得到的社会服务的质量很低,很多人甚至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服务”等现象并存,如用房地产的发展水平去衡量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恐怕是很高的,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是畸形的。通过发展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增长率提高了,然而多数人的生活水准没有改善,城市应该提供的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跟上。
城市的社会服务应私人供给人们聚集到城市,是因为聚集在一起有规模效应(包括溢出效应、网络效应等等),这种规模效应使社会服务的提供有了可能性。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城市中聚集了那么多的人口,却未见有社会服务水平的相应提高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对社会服务的垄断,扼杀了社会服务的市场化供给,使集聚的规模效应不能显现。
当前,城市最重要的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基本上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垄断这些服务,造成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供给的不足,政府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缺少超前规划的眼光;二是质量很低,如公立的教育服务,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之后,没有了改善服务的动力;三是配置不当,掌握财政资源的政府部门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将资源更优地配置(其实也是做不到的),而是如何方便集中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喜欢在城市中建几所现代化的医院,建一两所大型的图书馆,而很少把资金投向社区性的医院和社区图书馆,所以,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社区性的图书馆在国内绝大多数城市中几乎连影子都看不见。
私人提供社会服务的一个好处是“支出”和“得到的服务”相对应,即个人有多少的支出,就会得到多少的服务,比如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城市居民可以直接向私人生产者购买,而交通服务根据占用道路的多寡,向道路的所有者或私人代理人缴纳费用。在私人供给社会服务的模式中,私人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者之间是合约关系,因此,也是对等和平等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确立,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而政府通过税收提供社会服务却是强制性的,是对契约关系的排斥,政府提供的服务再差,居民都要接受,没有选择。还有,政府和居民之间不是一种“市场化”的关系。由于税收是强制性的,我可能并不需要那样的服务,但却被迫地为之缴纳了税。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幻觉既然是私人提供社会服务,就不会有服务的“均等化”:付的钱多,得到的服务就越多。当前,在城市中确实存在严重的“公共”服务不均现象,这当然是社会不公正的体现,但消除这种现象的手段不是把大家享有的社会服务都扯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不同人享有的社会服务(某种意义上就是私人服务)肯定是不同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即消费能力和购买的意愿。
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打破身份的歧视,使不同的人不因为身份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社会公共服务,换句话说,不能按照身份的不同来分配社会公共服务,不能用身份来交换服务。
城市是自发形成的,最初是由于市场的出现而出现,这也许是“城市”一词的由来。但现在,城市也是权力部门的聚集地,城市离“市”似乎越来越远。不同的城市,如果是走市场道路,那就会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城市之间将会有制度的竞争。但现在,在政府主导、政府垄断社会服务的情况下,不同的城市其实都只有一个模式,城市生活也就变得乏味无趣。我们应该恢复城市化的本意,让城市回归“市”的性质。
———摘自海就的新浪博客
来源:上海金融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