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放开地摊经济在稳就业、保民生等方面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在精细化的城市管理中包容地摊经济实现共赢。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深入解析城市地摊经济管理难题，认为不完全产权界定引致负外部性是管理难的根本，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不完善是管理难的成因，城管人员与摊贩博弈的复杂化是管理难的具体表现。文章以上述理论研究为基础，为切实解决难题、创新地摊经济管理思路提供决策参考。

　　识别并区分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重要程度及相互关系，对精细化城市治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结合文献资料、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确定出地摊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并应用 DEMATEL 方法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地摊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准入门槛、自治管理和信息备案为重要的原因要素；消费满意度、集聚效应和治安管理为重要的结果要素；综合考量各因素影响度、中心度及指标属性确定出自治管理、摊位规划、信息备案、经营素质和资金支持为关键影响因素，应予以重点关注，并提出相关建议对策。

　　针对学界关于流动摊商正负效益的激烈争论，提出流动摊商是不同人群基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争夺与博弈，只有紧密围绕其空间属性展开研究，才能为相关城市治理提供切实依据。文章选取南京市主城区早间流动摊商进行全样本调查研究，总结出流动摊商“边缘和中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正规商业和街道空间共栖”的空间组织特征，建议通过“公众需求导向的差异化管控分区”和“共栖特征下的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两种方式实现其空间优化。

　　以武汉市夜间经济名片吉庆街为案例，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视角，综合运用田野观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吉庆街夜间经济空间的生产及其嬗变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吉庆街的空间形塑过程主要经历了自由塑造、规范管理及现代商业更新 3 个时期。在自由塑造时期，排档商户、民间艺人、大众食客等民众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日常性实践完成对吉庆街夜间经济空间的最初建构；在规范管理时期，行政力量通过与原市井主体间的博弈，加入到吉庆街夜间经济空间的生产中；在现代商业更新时期，权力和资本强势介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了对吉庆街夜间经济空间的重塑。在此基础上，对吉庆街的空间嬗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与总结。

　　街市型菜市场是传统马路市场历经 3 次正规化升级改造后仍然广泛存在的空间形态。它的发展陷入了“整改—侵街—整改”的反复循环之中，这个过程实际隐含了其在规划、商务、市场监察、城市管理等多部门治理下的真空地带。研究选取了1980 年以来长沙市菜市场空间变迁作为案例，采用扎根方法着重分析规划治理和摊贩群体侵街动态路径的互动过程，从而洞察街市型菜市场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运行逻辑。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品目繁多的管制条例不断回应是导致现代标配秩序化空间规划产品的主要动因，而基于摊贩自评的社区基层自治、“及时性响应”实施路径，可以促进菜市场规划治理向人本位发展转型。

　　促进积极通学是营造健康城市的一部分，家校距离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步行通学的可能性。文章以南京建邺区为例，以 Python 爬取百度地图中住宅建筑 POI 点与学校的推荐步行路径，结合地面调查和影像图对路径特征与环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家校直线距离、路径距离、潜在暴露风险在学区内和学区间均有明显差异，且相当部分不符合相关的规范和推荐指标；学区划分、封闭社区和街区尺度均与之有关。在情景分析中发现连通绿地、增设校门、调整施教区均能相当程度缩短部分住宅的通学距离。研究成果有助于评估通学环境，预测通学方式，理解建成环境潜在健康影响，为缩短步行距离、促进积极通学提供参考；采用的方法技术和指标有望为评估相关的城市形态、管理和积极干预提供参考。

　　在全球建设低碳城市和居民追求健康生活的背景下，城市步行环境评价日渐成为规划和建筑界的研究热点。论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多样性、可达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4 个维度构建了主客观结合的城市社区步行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南京主城 8 个典型社区为调查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运用 K-means 空间聚类法将社区分成 4 类，总结各类社区步行环境的特征、差异与问题。最后，论文从土地利用、服务设施、步行网络及建设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社区步行环境品质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随着城市规划的转型以及城市大数据的日益丰富，城市规划关注的问题也逐渐由静态空间结构转向动态变化规律。居民出行时空大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地理信息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定量化解析居民在城市空间中活动的时空结构成为可能。文章围绕近年来城市居民出行行为、城市居民活动空间以及信息化对居民活动时空结构的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并结合居民活动空间形成机制初步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居民活动时空结构量化解析框架，以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方法基础。

　　文章应用西方城市公众史学的理论视角和社会学调查方法研究通州老城南大街民族聚居区保护发展问题，即以集体记忆为线索，梳理南大街城市历史景观构成体系，另通过居民意愿调查，诊断并分析南大街民族聚居区的现实问题及其城市空间的生存困境，最后基于多重地域感知与重构，提出“以遗址价值与城市发展框架整合为基础，以保留城市历史景观、重塑老城集体记忆为核心，以社区管理与社区营造并行为实施保障”的南大街民族聚居区保护发展策略，旨在探讨一种大运河沿运聚落有机更新及城市复兴的有效途径。

　　21 世纪初，随着城市更新概念的引入，韩国的城市重建逐渐向城市更新转变，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也随之展开。文章介绍了韩国城市更新产生的背景、定义、研究现状和类型，梳理总结了韩国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立法，旨在为我国城市更新的相关发展提供国际经验。研究表明，加强国家顶层的宏观调控是我国重要的城市更新发展路径，包括通过国家机构和法律的手段整合明确城市更新的概念，进一步提升城市更新的研究地位，通过国家机构加强城市更新的研究，明确全国的更新类型并将更新类型与政策制定相结合，建立以综合法律、配套法律法规、多元政策为核心的城市更新制度体系等。

　　我国住区的更新改造多为传统的物质空间更新。尝试应用社会经济学中的根植性理论探索住区更新改造问题。首先，选取西安铁路家属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前期田野调查，发现更新改造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层面。其次，针对问题特点，梳理了根植性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通过扎根理论构建更新改造的根植性理论框架，并就资料处理、分析步骤与框架内容进行重点讨论，以期完善住区更新改造评估中的社会经济指标内容，为住区更新改造的根植性评估提供定量研究支撑，力图提高住区更新改造评估的综合性与全面性。

　　城镇既有工业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周边功能设施的关联，是既有工业区功能提升与优化改造的重要基础。基于顺德北滘镇潭洲水道西片区 POI 数据，采用空间统计的方法，探讨工业企业及其业务支撑与生活保障的功能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并对企业与设施的空间关联进行分析，判断配置状态。针对潭洲水道西片既有工业区的空间特征、设施分布、产业—空间关系特征，提出规划片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企业与 设施空间关联等优化策略。

　　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面临着村民主体性缺失的困境。通过人居环境共同缔造，实现村民赋权，重塑村庄自组织功能。文章在对人居环境和共同缔造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以河南省晏岗村规划实践为例，剖析共同缔造理念在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中的应用模式，探索共同缔造在自然生态环境、人工生活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具体建设路径。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国大部分城市在疫情初期都采用了基于社区的封闭式管理策略，然而已有关于公共空间配置的评估大都聚焦于正常的经济生活情景，缺乏对疫情防控场景下防疫能力的考虑。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了居民在社区封闭管理期间对周边公共空间的需求，结合公共空间数据构建了相应的社区公共空间配置的防疫能力评估模型。以成都市为例，运用空间数据，根据评估模型对成都市五城区主要居民聚居区 1km×1km 网格的封闭式防疫能力进行了评价。根据调查和评估结果，对影响封闭式防控的重点公共空间配置和治理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为城市的长期规划和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视觉偏好评价是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方法之一。以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为核心的小陆家嘴城市空间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进行图像刺激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一标志性建筑周边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建筑的高度、密度、距离等物理属性存在不同的视觉偏好评价；标志性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物理属性对于人们的视觉偏好评价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针对城市空间形态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提出了规划设计建议。

　　当前移动电话作为普及率最高的终端通讯设备，其用户分布的动态数据信息可以精准地体现人口的空间活动特征。研究乡村人口空间活动正是了解人群活动规律、认识乡村空间特征、配置各项服务设施的重要依据。文章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秦汉新城为研究对象，构建“活动特性—人口识别—空间解析”的研究框架，采用 K 均值聚类算法并计算 5 种指标，划分乡村类型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乡村人口整体活动体现在居民与通勤人口的城乡双向流动，其城乡联系曲线呈“双峰”特征。各村人口时空变化与城乡联系强度受区位、产业与用地的影响。结合城乡联系流与乡村人口活动强度形成9 类特征乡村。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提供规划指导，为产业引导、功能布置、设施布局等提供决策支撑。

　　如何厘清城市内部旅游流空间集散特征是城市旅游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以洛阳市为案例区，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基于核密度空间分析、时间分层法，探究了洛阳市旅游流空间集聚和扩散特征。研究发现 ：①城市旅游流空间集聚总体上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斑块化、小区域”和“一极多核”的特征。②城市旅游流空间聚集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季相特征，冬季偏聚于中心城区，而夏季游客群体表现出向下辖各县市流动和扩散的倾向，季相性的旅游流空间收敛和发散特征明显。③游客在各景区点之间扩散路径模式为单点型扩散模式、区域内扩散模式和跨区域扩散模式 3 种，而在各县市扩散路径分为单一点对点模式、多点线型模式、环形链模式和“茎 + 花瓣”4 种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旅游交通优化、旅游线路设计、空间结构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旅游流空间分析提供了新的数据获取方式，推动旅游流空间尺度研究体系走向完善，扩展了当前旅游流空间扩散研究的视角和思路。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以广州市代表性“网红咖啡店”为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初步探讨了网络平台对实体店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网络与实体经营共生的阶段，网络一方面对实体店业绩具有短期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也造成经营者与消费者诉求的分化、视觉消费与实体消费的冲突。“网红咖啡店”在对两种空间的互构和融合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在以实体经营为主导的再生阶段，虚拟世界营造的体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最后导致这种消费新空间重构的解体。从“网红咖啡店”的变化历程可见，在网络与现实的共同进化中，重构和解体是变动不居的，这些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为进一步探究街区居民低碳出行行为意向，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考虑街区空间环境特征，拓展计划行为理论因素体系，提取居民低碳出行行为影响因素；假设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建立居民低碳出行行为意向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调查问卷数据，验证因素假设的准确性，获取影响因素与低碳出行行为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居民低碳出行行为意向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引入的街区空间环境特征对居民低碳出行行为意向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街区区域规划和街区布局对街区轨道交通结构和交通运输方式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县域作为我国最大的生态本底系统和基本经济单元，对我国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大中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机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县域规模结构的特殊性，进行理论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及实证检验研究，试图寻找影响县域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关键性规模结构要素和代表性指标。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样本显示，人口规模、县城区人口比例以及经济规模是我国县域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2）各地区样本显示，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关键指标及影响关系差异较大；（3）与全国、省市层面相比，县域人口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及用地规模结构等因素与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关系具有一定差异性。结合该研究结论，应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以及县城区人口用地聚集度等方面结合碳排放目标设定上限或区间管控，并基于不同发展情景设定差异化规模管控要素及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