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结合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特点，以新浪微博为数据源， 构建了居民绿色智能出行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智能交通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影响居民绿色出行态度 ;绿色出行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响绿色出行意向 ;制 度技术情境调节绿色出行行为。研究结果为政府及企业有效促进我国城市居民践行绿色出行行 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江浦组团为案例地，结合刷卡大数据与城市空间小数据分析公共自行车出行 时空特征并建立引力模型探究起讫站点周边空间因素对出行的共同影响。文章发现 :新城的公 共自行车出行以通勤为主要目的，高频出行多分布在较高用地混合度地区和关键空间节点周边， 站点周边的地铁站、社区、就业地、餐饮服务设施的布局密度促进出行，而用地混合度、路网 密度和除餐饮外的商业设施布局密度则抑制出行。结合新城紧凑的用地特征和通勤为主的出行 特征，提出站点应布置在社区、地铁站等关键空间节点周边，同时避开用地混合度过高、支路 稠密、交通流量较大或沿街商业设施密集的路段，为新城等共享单车市场难以覆盖区域的公共 自行车站点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从城市通勤行为和职住空间角度 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揭示城市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土地利用和 通勤交通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工作地和居 住地识别方法，研究了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等指标，提出了利用居民出 行调查数据对比校核手机信令数据的方法。以苏州市为例，结合苏州市综合交通模型对城市职 住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讨论市域和市区的职住平衡关系 ; 利用可视化方法研究苏州市通勤 网络特征。

　　出租车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在满足居民日常出行需求、提高出行效率方面的作用举 足轻重。已有研究分析了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出租车出行需求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但受限于交 通大数据的可获取性，尚未考虑到该影响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而研究时空差异恰恰可为制定 更符合居民出行需求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日常管理与决策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提供参考依据。 因此本文考察了在时间维度下，建成环境对出租车出行需求影响机制的时空特征与模式。结果 发现，人口密度的影响在外围地区具有全天候的正向作用，而在城市内部则一直呈现负向影响， 且随时间推移，影响的“负值中心”逐渐西移 ;就业岗位密度的影响在全域空间上均为正向， 影响强度由中心向外围地区逐渐增强，且随时间推移影响的强弱区域范围发生融合与重组 ;土 地利用混合度的影响强度较大，作用机制与所处地区的中心地级别有关，但时间维度上的差异 不明显 ;道路网密度在全域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外环路以内地区为全天候影响较弱的区域， 晚高峰时间段出现“双弱中心”的时空演变格局。最后通过聚类发现，人口密度主导影响的地 区全天都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就业岗位密度与之相似 ;土地利用混合度主导影响的地区从早 至晚有从中心城区向外扩散的趋势，且呈现中心地区负向作用、外围地区正向作用的影响机理; 道路网密度主导影响的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呈现跃迁与扩张变化，经历了从郊区到中心区再回到 外围生态休闲用地上的过程。

　　城市的事件性与日常性是促成城市存在与发展的两种方式，二者间的良性互动能使城市在符合内在需求的同时把握突破性发展的良机。本文通过对杭州亚运村联合设计工作营的回顾与反思， 对其中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并将其与后续的设计教学相结合，提出了城市设计中设计思维由事件向日常化转移的基本思路与操作方法。

　　城市街廓界面形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尤其是经济动力和相关规定的影响，其中建筑退让道路 规定是与界面形态特征最为相关的强制性规定。研究聚焦建筑退让道路距离规定，以南京市为 例，在梳理主要规定条文、建立形态法规理论模型和关联评价图表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选 取案例，采用历史演绎、图示叠加和参数曲线等对比分析法，对街廓界面形态特征与建筑退让 道路规定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退让规定对沿街建筑位置控制有效的同时，却关联带来 了参差不齐等形态问题。研究对于推进对我国城市街道空间形态特征的科学认知、基于形态的 视角修订和编制相关法规、城市设计规定、塑造适居的城市环境质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规划目标是战略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规划方案及其措施制定的重要依据，“多规”目标的协 同是实现“多规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对“多规”目标协同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化“，多 规”目标协同机制的探讨还需进一步深化。本研究以小城镇为研究对象，从“多规”目标协同 的角度出发，以神农架林区为例，对神农架林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旅游总体规划、林业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六规”的规划目标体系进行了梳 理，从中分析总结“多规”目标体系的特点及差异，提出了“求同协异”、“因异谋同”的“多 规”协同思路。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难以避免会遇到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局部优化调整往往 比整体修编更能适应实际需求，通过合法程序对既有控规成果进行“修补”，越来越成为规划 编制和管理工作的常态。本文通过对控规“修补”的意义、类型、审批程序、编制要点等进行 初步探讨，结合部分案例进行归纳小结，力求对控规“修补”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起到一 定的借鉴作用。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被公认为是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支撑国家核心战略意义的重要部分。我国 香港地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开发地下空间。迄今为止，香港在地下空间开发的领域已经 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本文结合实例对香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形式和特点、布局规划、条例 法规、综合效益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内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可借鉴之处。

　　南京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始于民国时期建筑地下室，开发利用可以划分为萌芽阶段、初始化阶 段、规模化阶段和网络化综合利用四个阶段。本文从规模、功能、空间分布和竖向分布来描述 南京的城市地下空间总体态势。通过对新街口 CBD、夫子庙地区、南京南站地区和河西 CBD 地 区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南京地下空间开发的区域差异，并对中心城区和新开发区域的地下空间 提出开发建议。

　　大事件作为一种企业家城市空间创新策略正越来越受到中西方城市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本文以 上海世博为案例，借助企业家城市空间创新策略框架，即引入新的城市空间以形成新的生产模 式并开拓新的消费市场，分析世博会影响下上海城市经济空间及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世博会不 仅是一项世界级的博览盛会，更是上海巩固其全球城市排位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其视作企业家 城市的全球城市化战略，发现其在上海后工业化转向和人口疏解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以 往企业家城市文献突出政企联盟或政府市场化运作不同，本文侧重分析城市政府本身在具体战 略实施中的职能。研究表明 :强政府力是转型背景下城市大型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而大型事 件作为政府力的承载策略也因其国际盛会的标签催化了经济和社会空间的重组。

　　本文在分析交通方式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似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通方式生态位概念，探讨了其 内涵，并通过交通方式生态位体积与维数、宽度及重叠三个指标探讨交通方式生态位的测度， 阐述了交通方式生态位的形成与演化，为交通方式系统研究及交通管理系统研究提供新的研究 思路和研究方法。

　　摆脱二元思维定势，运用三元辩证思维重新认识景观空间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景观空间生产 的现象、过程以及内在原因。首先介绍了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理论缘起、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 以及再现的空间的具体内容，论述了空间三元辩证法下三种空间之间的关系及其思维方式和空 间三元辩证法对景观的作用。通过阐述空间生产的概念来解析其内在机制。运用空间三元辩证 法对景观空间生产进行三元解构，结合景观专业理论详细论述了景观空间实践、景观空间的再 现以及再现的景观空间的具体内容，并且强调在当下中国城镇发展转型期中，必须通过对景观 解构的研究来更有效地将景观作为一种空间政策。

　　国外学者用“地方发展型政府”解释我国地方政府行为，认为“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是 其固有弊病。以苏州市本级及其下辖(区)县市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2008-2016)为例， 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先发地区已具备转变发展方式的条件，即从聚焦于经济增长到致 力于发展的“平衡”和“质量”，并取得显著成效。基于不同的城乡发展阶段、政策供给、资 源禀赋和先发优势，苏州各区县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有其内在逻辑。

　　与传统 OLS 方法相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更能反映各要素间的空间关联性，故采用LISA、Getis-ord G * 指数及 GWR 模型等方法，分析江苏省县域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 i形成机制。结果表明 :(1)1990-2010 年，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由低水平型转向中高 水平型为主。Moran’s I指数均为正，空间上略趋均衡，以 HH 集聚(苏南地区)和 LL 集聚(苏 北地区)类型为主，冷、热点区呈“核心—边缘”结构，涓滴效应凸显，南北分异明显且有缩 小趋势，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连—淮—宿”等地区，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锡”及“宁—镇—扬” 等地区。(2)国有动力和集聚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效应，初始动力和根本动力为负效 应，推拉动力和非国有动力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外部动力正、负效应均有。各动力因子不仅 影响力变化，亦存在南北空间变异，多机制空间演化共同作用导致不同县域人口城镇化南北分 异的空间布局。最后，提出优化县域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居民点盲目撤并、劳动力析出与就业空间错位、设施配给与实际 需求不符等诸多社会生态问题，研究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以重构社会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 通过调研不同区域劳动力析出规律、土地流转与产业等发展条件及居民发展意愿等，构建以社 会生态分区与居民点分类发展为基础、以就业空间布局与土地流转模式分区指引为核心，以交 通与服务设施精明配置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并结合社会生态分区制定多模式的共建策略，确保 规划建设顺利实施。研究结合日照城市边缘区规划实践，为城市边缘区发展路径优化进行了有 益探索。

　　在政府向乡村投放项目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资源供给者的角色，供给方式上出现了绕过乡 村组织，由开发主体作为临时代理人，实现资源利用与乡村开发的新模式。该模式下的临时代 理人通过项目攫取了村庄的绝大部分治权，村集体的地位尴尬，村民自我管理的意识与功能 被弱化。文章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项目制下临时代理人的设置，使得政府代理人 和村庄当家人两个角色发生了分化 ;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临时代理人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风险。 应对这样的治理困境，根本策略在于通过机制设计将村民和村集体纳入到基层代理人的范畴中 去，引导市场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居住满意度是国内外城市研究探讨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关注个人社会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以 及社区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缺乏关注和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特有的“临时性”特征。本文将流 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总结为行政、经济和社会临时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行政 临时性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大，而经济和社会临时性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单纯地改革户 籍制度，并不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需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的临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