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对城市的创新力进行评价，对城市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文章构建包括创新要素整合力、产业自主力、效益支撑力、开放辐射力、生态吸引力在内的“五力模型”，对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创新力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北京和上海在城市创新建设中全方位引领；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和武汉需要在创新要素整合力、创新产业自主力、创新开放辐射力方面进一步加强；成都、苏州、青岛、长沙、西安、天津和重庆作为创新追赶型城市，在创新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韧劲；此外，宁波、郑州、沈阳、昆明、东莞的综合创新力相对较弱，为创新滞后型城市。不同城市应该在发展中把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与本质，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创新发展力。

　　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全球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亚洲在成为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焦点之际，提升其整体竞争力水平尤为必要。文章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方法，对亚洲 565 个城市经济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影响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要素溢出带宽主要集中在 1000km范围内，同时城市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是促进其竞争力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弹性值最大约为 11.6%。金融服务、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对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提升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途径、建设城市群和经济带的腹地范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阶段碳市场发展不够成熟，碳价问题显著。利用文献资料及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等渠道获得经整理的数据资料，对我国 8 个地区碳交易市场现状及碳价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各地区显著的碳价问题 ：时间波动过大、区域差异明显，并从机理和各试点实情上追溯造成碳价问题的具体原因。研究表明：政策、经济与环保因素造成了碳价格的时间波动及区域差异。通过研究我国碳价的形成机理，可以为统一市场如何引导碳价相对稳定，实现从试点到统一的平稳过渡并兼顾区域差异提供理论指导。最后提出各试点阶段应该设置激励和惩罚机制，并将机制纳入到更多企业中；加强绿色减排技术的投入 ；开展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并扩大地区间项目合作，实现从试点到区域再到全国的过渡。

　　以论文合作为媒介的知识网络是新时期研究城市创新系统的重要视角。研究基于2002—2006 年和 2012—2016 年Web of Science 上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以地级以上城市为节点，构建中国城市知识创新网络，进而探讨其等级与区域特征的时空演化及原因。结果发现 ：（1）从空间格局看，2006—2016 年中国城市知识创新网络密度增大，联系增强，形式增多，“京—沪—广—蓉”主干结构逐渐显化，合作模式由高能级城市间长距离跃迁变为远程链接与邻近扩散相结合。（2）从等级性看，2006—2016 年北京均是中国知识创新网络的核心，中心性排名明显上升的是西安、长沙、济南、重庆、苏州，与其所在城市群整体的创新协同发展有关；中介性位次明显提升的是南宁、重庆、乌鲁木齐、银川，“首府引力效应”不断强化。（3）从区域性看，2006—2016 年中国城市知识创新网络组团结构更加细化，山东半岛组团崛起、成渝组团集聚、东北组团扩张、海西组团收缩，其主要受城市群发展规划、市场配置和邻近机制的影响。

　　基于 1999—2013 年的制造业微观数据估计了中国 271 个城市的就业变动指标，进而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高速铁路对于城市就业波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速铁路虽然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跨城市的流动，但显著降低了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即存在着“双抑制”现象，并且在两者的耦合作用下对就业净增长率造成负向冲击。在区分地区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后，发现高铁对就业波动的“双抑制”现象更易发生在非东部、非一线城市，但在一线城市中表现出“创造性破坏”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便沿线城市更好地分享高速铁路带来的红利。

　　随着创新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创新区作为创新活动空间载体日益引起地理与规划学者的关注。文章利用 2017 年专利获得、论文发表数据，通过核密度分析法划分广州创新区的类型，诊断其空间分布及资产特征。研究表明：广州创新区呈“核心—边缘”及多核心空间分布格局；将广州创新区划分为“大学 +”辐射型（五山片区）、混合发展型（农林片区）、大学主导型（大学城）、企业引领型（科学城）4 种类型；4 类创新区均具有创新氛围不足、本地网络联系少等共性的资产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国家和地方层面均采取了一系列应急响应措施并出台产业政策保障企业安全复产。文章从时间、空间、措施 3 个维度，通过地理学时空分析与政策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疫情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地产业政策响应及扩散特征。结果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长三角地区在应急和复产阶段呈现自下而上式的急速响应，且表现出“短时、快速、点状共发”的扩散特征。对中小微企业的扶助手段方面，省级和地市级复工复产的惠企政策措施相似，借助金融、税收、补贴等政策工具给予支持，但是，各地级市的产业政策较省级政策更加细化，在细分行业、专项补贴、员工保障等方面体现出地方政策柔性，反映出各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优势与特色。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总结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在应对大规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政府公共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商业聚集及其影响要素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对其客观规律进行研讨应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城市商业网点规划与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十分欠缺。以我国中部中心城市长沙为例，运用 GWR 模型对零售商业空间集聚影响要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剖析。研究表明 ：①长沙市仍保持“市级—区域性—社区级”的商业空间结构，不同城市空间要素对零售商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强弱与正负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并总体呈现“中心—外围”结构 ；②市级商业中心受人流量、地铁建设、商务办公、名胜景点等要素影响较大，对区域性商业中心呈现积极影响的因素依次为人流量 > 居住 > 商务办公 > 地铁 > 学校，社区级商业中心的推动因素主要为公交与居住空间 ；③地铁与公交站点对商业集聚性的影响存在空间互补性。

　　以江苏省 13 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以 2000 年、2009 年、2018 年为时间断面，构建了高速交通优势度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高速交通系统与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全省高速交通优势度稳步提升，苏南地区以南京为核心、沿沪宁线逐步形成了高速交通优势带，苏中和苏北地区高速公路网尚显不足，高铁建设严重滞后；全省旅游业发展水平南强北弱的空间格局变化不大 ；全省高速交通系统与旅游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逐渐提升，从重度失调转变为初步协调，但耦合协调度总体仍不高，空间分布上自南向北递减；全省高速交通发展水平相对高于旅游业发展水平，省内大多数城市为旅游滞后型。

　　随着城市中心区规模尺度的不断扩展，在公共服务设施持续集聚及空间不平衡机制作用下，中心区内部会形成多个不同规模、功能及区位特征的硬核，而多硬核的格局一旦形成，便会存在相互间的作用力与竞争关系。这一作用力受空间、业态及交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使得中心区始终处于整体上极化集聚，而内部结构不断变化的半极化结构状态。文章在深入剖析空间、业态及交通 3 个因素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 SIT 引力评价模型，对中心区硬核间的结构关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可以直接反映出中心区硬核间的功能结构关系，并对硬核未来的功能结构演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以南京市新街口中心区为例进行了研究，应用 SIT 引力评价模型对其功能结构现状及发展进行了评判。

　　海绵城市是城市开发建设的新模式，是未来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趋势，将海绵城市建设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优化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迫切需求。文章首先对海绵城市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其次根据一定的选择原则，形成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的内容体系；最后对每项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内容给出了在具体项目中可实际操作的方法和技术要点。

　　基于城乡绿地建设、发展中因经济效益缺失而存在的不可持续性风险，提出了“产业即景观，景观即产业”的“产业—景观”一体融合规划策略。探讨了产景融合规划的概念、内涵、特征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在此基础上，树立规划原则、确立规划内容、提出实施路径并探讨了产景规划的多尺度适应性和跨尺度协同，试图探索一条综合社会、环境、经济三大效益的城乡绿地规划设计之路，以解决现有问题，协调三大效益，达成可持续发展。

　　为刻画黔东南苗族聚落在城镇化、旅游化作用下公共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分别以乌冬苗寨、郎德上寨为例，以村民日常活动行为为基础，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空间”为“节点”，以“村民日常活动行为轨迹”为“联结”构建公共空间复杂网络模型，分析对比其节点聚集度、模块化分析、联系强度等指标所反映的功能、层级、关联、布局结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在城镇化、旅游化主导作用下，乌冬苗寨、郎德上寨节点功能呈现不同的演化途径；（2）苗族聚落公共空间网络节点具有鲜明层级特征，分别对应着小范围近邻共享空间、中等级偶然交往空间、大范围交往活动空间；（3）公共空间网络节点活力与聚落标志空间呈现显著关联 ；（4）乌冬苗寨网络节点布局呈现“单核内聚向心”结构特征，郎德上寨网络节点布局呈现“双核外扩协同”结构特征。在此认知基础上提出“传统保护型”“旅游开发型”两类聚落布局模式。

　　弥补我国城市向后工业化转型之时防灾空间建设的历史欠账，要依靠城市修补从空间内涵发展与存量提升中寻求解决方案。目前我国鲜有城市修补型防灾空间规划的研究与实践。日本名古屋市的沿海强震防灾空间规划具备鲜明的城市修补特征，文章解析其背景、革新、框架和内容，探讨城市修补是如何从规划理念到规划落实，聚焦防灾空间建设中的事实—复杂—内里—人本问题，为城市修补型防灾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借鉴。

　　为应对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体制改革大环境下加剧的城市间竞争，企业化管治模式正越来越多地被地方政府采用。城市夜景对于拉动城市消费增长、树立和宣传城市形象有着极为明显的效果，已成为地方政府争相开发的“新蓝海”，而逐利驱使下的夜景照明呈现出明显的企业化特征。首先关注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的转变，阐述中国式的政府企业化现象，再探讨夜间经济与城市夜景间的关系，以夜景照明的同质化现象、媒体立面、户外广告牌、装饰性照明和彩色光、动态光的过度使用等为例概述城市夜景的企业化表现，最后总结分析夜景照明企业化带来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针对当前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现实问题，在特色小镇传统规划方法中融入“形”“神”概念，阐释形神兼备规划思路基本内涵，提出形神兼备思路下的特色小镇规划设计方法：既要考虑规划方案的形态美，更应追求包括产业、人居、生态、文化等内涵的神态设计。最后结合董村花汇小镇规划，阐述了形神兼备规划设计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以期为特色小镇的规划编制和培育建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新时代赋予城市品质新内涵，对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品质城市建设提出新要求和新思路。城市居民是品质城市建设的重要评价主体和服务客体，居民获得感是品质城市建设的关键评价指标。研究表明，西安在经济发展、城市治理、宜居环境、对外开放、人民生活和政府服务等方面发力品质城市建设，成效和挑战并存。为加强品质西安建设效果，提升居民获得感，建议完善品质西安建设顶层政策设计、优化品质西安建设提升机制、落实品质西安建设具体措施。

　　围绕数字技术新发展对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带来的新内容新特征展开分析论述，提出了数字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四大效应，包括网络协同效应、在线即时效应、算法智能效应和全感体验效应，并就不同效应在智慧城市中的体现做出具体化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原有的智慧城市管理暂行办法和评价标准在新的技术和经济环境下的升级更新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以南京市主城区 10 个社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分层回归模型，探索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久坐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久坐行为在不同环境的社区之间存在差异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个人行为偏好、客观建成环境与主观建成环境都会对居民的久坐行为产生影响；相比于客观建成环境，主观建成环境对居民久坐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客观建成环境方面，住房密度、道路密度、步行设施与居民久坐时间呈显著相关关系，对社区依赖度较高的人群其久坐时间与商业设施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可达性也呈显著负相关；主观建成环境方面，到商业设施、公园广场和公交站点的方便程度与居民久坐时间有关，步行安全性与舒适度与久坐负相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人群对休闲型久坐的选择与偏好也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