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期，重新审视央地关系，更好地应对空间碎片化管理现状， 对建立统一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效能十分关键。基于此，文章采用一统体制与 有效治理的理论框架，在我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与负荷背景下，剖析空间规划体系演变过 程中的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张力演进，并以建设用地指标这一央地博弈的 焦点作为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期为过渡期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文章认为:(1)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过程中，我国空间规划中的地方自由裁量权逐渐扩大， 中央周期性的国家规划机构改革以及采取的周期性规划调整与修编工作是央地之间张 力协调的重要表征。(2)空间规划体系的演进，是央地关系演变在空间治理领域的体现， 由中央应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等目标之间矛盾的战略调整所引发。(3) 在面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阶段，应针对开发与保护等不同目标做 到有针对性的“收与放”，避免地方政府的“要素空壳化”，最终实现空间治理效能的提升。

　　农产品主产区是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稳定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区域，在空间用途 管控方面会十分严格。基于公平和效率，文章从土地发展权的角度，分析农产品主产区 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空间用途管控等造成的区域发展受损情况，综合现有各类农业 农村综合补贴和补偿，提出弥补农产品主产区发展损失的补偿方案和实施路径 ;参考 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转移支付的做法，提出建立农产品主产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实施建议。

　　生态补偿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性财政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主体 功能区划视角下不同地区因目标定位差异、发展机会差异导致的潜在不均衡问题。文章 估算了 2008—2015 年山西省 18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因生态保护损失的机会成本，并与实 际的补偿额度进行对比，同时测度全省生态服务价值的演变格局，以表征生态保护效 益的外部性，对研究区生态补偿的效益(绩效)进行评价。结论 :1山西境内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额度显著低于其损失的机会成本，其中晋 西南地区的幅度更为显著 ;2研究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总体上优于全省均值，其 内部大致呈现为自北向南递减的趋势，说明主体功能区划战略与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预期的积极效果。建议围绕经济和生态双重目标进一步开展调控，合理 估算机会成本，以此为基础更为精准化地确定转移支付额度，并引入横向生态转移支 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以实现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典型，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的农地转用支撑了广 大都市区乡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起初由于区位原因，不同村庄农地转用的规模差异很 大，但是区位普遍改善后，国家农地转用政策却日益收紧，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的差 异导致村庄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在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改革的当 下，“三区三线”落地将进一步固化和强化这种差距。非农化村庄通过存量建设用地的 “三旧”改造，可以更进一步获得土地资本化红利，而农业村庄却不得不担负起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论文以南海区里水镇为例，揭示都市区村庄“村—村”差异的困 局，从土地发展权均衡的角度探讨平衡镇域经济发展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的可能 性，提出通过构建城乡利益共同体和镇域发展共同体来实现镇域内部城市更新与乡村发 展的有机联动，推动镇域城乡高质量发展。

　　集体土地发展权是影响乡村土地利用变迁和开发收益分配的关键。实际上，集体土地 发展权的“赋予”与“行使”在“一致”和“偏离”之间摇摆，这种张力受到政策制度、 组织理念、资源等结构性要素及相关主体利益博弈的共同影响，最终作用于乡村建设 空间。文章构建了“结构—参与者”→“集体土地发展权”→“空间变迁”的解释框架， 以北京市 D 村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 D 村建设用地“增量扩张”“增征并存”“减量发展”的 3 大阶段中，随着发展理念、政策制度、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不断变化，政府、 村集体、企业等参与者关系经历了“增长联盟”—“竞合博弈”—“被动服从”的互动演进， 并导致不同阶段集体土地发展权赋予与行使的“偏合”，推动了乡村建设用地变迁。

　　我国的规划生态已经形成系统的规划体系，但在规划层级和规划模式方面仍然存在不 足。文章从理论、管理和实践 3 个维度论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及其最终结果都要 落在地类上，分析了村域规划对规划落地实施、国土空间治理、乡村振兴和农民权益 的重要性。提出地类划分是精准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统筹安排村域的土地需求 是重要途径，国土空间规划应以村域为基本操作空间，使规划实现从乡到村的过渡。

　　以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南京溧水中心城区为例，使用 LBS 数据，从职住关系、 人地关系、交通公平 3 个维度解析了大都市远郊新城区的城镇化特征，并探讨了未来 发展趋势。研究表明 :1溧水中心城区的产业区、新区和老城区之间呈现空间发散与弱 关联特征，加之受到南京主城的牵引，造成了其城镇化时空格局的紊乱 ;2大都市远郊 新城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正从被动扩容转向综合多元，城镇化的空间模式正从拼贴混 杂转向缝合提升。研究认为，大都市远郊新城区的发展出现新动能与新路径，但如何 治理和应对快速城镇化阶段导致的紊乱问题仍然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基于 2019 年哈长城市群长途汽车客运班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法，从网络密度、网络层级、中心度、空间联系等方面探究哈长城市群内部城镇空 间关联与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提出哈长城市群空间组织模式。研究表明 :哈长城 市群公路客运交通网络密度整体较低，网络处于弱连接状态 ;网络空间呈现以哈尔滨、 长春为核心，“一轴两带多节点”的层级分布特征，初步形成哈长城市群整体网络关联 格局 ;城镇中心度呈明显的梯度空间分异特征，第一、第二梯度城市基本位于“两核一 轴两带”上，第三梯度城市位于整个网络的边缘位置 ;基于最大引力联系对城镇组团进 行两级归并，哈长城市群形成“两大片区，5 个组团”;借鉴区域发展阶段理论以及城 市群空间拓展的阶段性规律，提出哈长城市群发展阶段的空间组织模式，即网络孕育 阶段—网络发育阶段—网络成熟阶段。

　　自 行 车 交 通 是 一 种 低 碳、 环 保 和 健 康 的 交 通 方 式 ， 对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中国城市机动化快速发展严重挤压了自行车交通的生存空间与路权分配，导致自行车出 行比例大幅下降。美国在自行车交通发展和规划方面有着与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经验与模 式。论文以全美自行车骑行得分最高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为例，分别从州、都市区、郡和 市 4 个层级对其自行车交通规划体系进行梳理与研究，并从连接性、娱乐性、独立性 和安全性 4 方面归纳美国自行车道设计特色，以期为中国城市自行车交通规划与设计提 供来自北美的经验模式借鉴，促进和迎接自行车交通的“回归”。

　　运用综合空气质量指数法、综合集成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 京津冀城市群 2008—2016 年间城镇化与空气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测度，并对 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指数不断上涨，空气环 境综合指数呈“N”型变化趋势 ;2城镇化—空气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式上涨，整 体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 ;3城镇化—空气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存在高值集聚的空间特征， 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协调热点区。

　　道路通畅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可为改善城市交通和数据驱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文章以 工作日早高峰实时交通态势数据反映道路通畅性，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 W R)模型探 索武汉市道路通畅性与相关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 GWR 模型对道 路通畅性研究有较好的解释效果 ;2主干道路网密度的提升会对汉阳区及光谷附近区 域的道路通畅性提升有较大帮助 ;3江岸区、青山区、硚口区和汉阳区的居住人口在工 作日早高峰时段产生了大量的交通需求，后续的交通管制可能会对上述区域带来较适宜 的道路通畅性 ;4洪山区、汉阳区和武昌区可能需要通过重新调配公交资源来消除过量 公交资源对道路通畅性带来的影响。

　　在当前新一轮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历史街区同时面临着遗产保护和创新发展的双重挑 战。论文藉由西方遗产保护领域中“修复理论”的引入和阐述，以“修复”来协同历史 街区保护和更新两方面的动力机制，通过将修复理论向城市街区尺度进行拓展，建构起 了城市历史街区修复的体系模块。在此基础上，研究聚焦于城市形态修复，解析其要素 构成并且提出相应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我国当前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建立起一套具备内 部融贯性的修复理论。

　　社区治理是夯实社会治理和城市建设体系的基础。我国社区数量庞大，社区问题复杂多 样，传统治理存在形式化严重、资源分配不合理、治理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根据“城市 治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指示，精细化治理理念开始渗入我国的社区治理。相较于 典型发达国家，我国的精细化治理仍处于发展阶段，社区治理层面的精细化研究相对较少。文章结合精细化的含义与特征，分析总结了日本、英国、新加坡 3 个典型发达国 家的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和精细化特点，并对我国社区精细化治理在治理单元、治理结构、 治理机制和资源要素等 4 个方面提出启示。

　　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社区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以本地老人样本作为对照组，通过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区感知建成环境对“老漂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 :1 社区感知建成环境对“老漂族”和本地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不同。2品质吸 引性、社会安全性、设施便利性对“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交通可达 性的影响不显著。与针对一般市民的相关研究结论相异的是，建成环境的品质吸引性、 设施便利性与“老漂族”主观幸福感呈现较强的负向关系。3来自家庭和社区两方面的 社会支持会对“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南京居住年限、老家联系 频率、照顾孙辈的劳动强度、身体健康程度等个人特征均会对“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 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可为改善社区建成环境来提升“老漂族”的福祉水平提供参考。

　　城市韧性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及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直接相关，以前瞻布 局打造城市韧性治理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地震灾害、重大疫情等突发危机冲击的必 然选择。论文在厘清韧性治理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城市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长 三角区域地级城市韧性建设为样本，系统描述城市韧性治理的原则、内容、要点，统 筹指标体系，并提出了高效推进长三角区域地级城市韧性治理建设路径 :以规划协同为 先导夯实韧性治理之基 ;以全周期管理为内核优化韧性治理之维 ;以重点突破为抓手 把握韧性治理之要。

　　可持续价值增值方法可以衡量某个企业或某个行业的可持续价值。文章将可持续价值 增值方法延伸到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价值衡量，通过选取合适的变量衡量基础设施 经济、社会和环境 3 个维度的表现，对中国 24 个省市的基础设施 PPP 项目的可持续价 值进行衡量比较。研究发现:1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基础设施 PPP 项目可持续发展不平衡; 2我国基础设施 PPP 项目建设普遍存在牺牲环境效益追求经济利益的问题。

　　文章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 2015—2019 年住宅用地出让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 构建反距离加权插值模型剖析城市内部住宅地价空间分异格局，并进一步运用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从区位、邻里、个别层面探讨城市住宅地价空间分异的成因。研究表明:(1) 环绕中央商务区和经开区两高值中心，郑州市形成东部高于中西部且以中央商务区为核 心向外围圈层式递减的住宅地价空间分异特征 ;(2)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排序为容 积率 > 大学 > 办公楼 > 地铁站点 > 公路 > 小学和中学 > 地理中心 > 中央商务区 > 三 甲医院 > 宗地面积 ;(3)受城市公共产品空间配置失衡影响，各因素对住宅地价的影响 具有空间分异性。据此建议，政府应继续推进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缩小区域间公共 产品的差距，从而缓解优势地区住宅地价上涨压力。

　　政府主导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容易忽视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作用发挥，进而使社会力量难以积极参与到名镇保护行动中。文章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根据“信任—网络—规范”结构对名镇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保护中的重要意义，发现名镇社会资本呈现网络断裂、信任缺失、规范不足现状，致使名镇保护协商遇冷、合作受限、行为失范。因此，需要从社会资本三要素出发，健全名镇多元主体关系网络、重建名镇社会信任体系、完善名镇行为约束规范体系，重塑名镇社会资本，实现名镇保护路径优化与协同治理。

　　文章从“空间”视角出发，以2014—2018 年珠江—西江经济带11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区位熵、自然断裂法、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考察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态势和关联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垂直关联模型，运用3SLS 探究两个产业间的协同定位关系，结果发现：①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主导区域主要位于东部珠江流域；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区域呈现“广州—南宁”两极化分布。②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关联效应逐步增强。肇庆和佛山表现为“高—高”集聚模式。③珠江—西江经济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一定的协同定位关系并受城市规模和交易成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