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地评价养老服务设施空间的可达性是进行养老服务设施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近年来，在“十二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发展迅速，然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现象致使养老服务设施的供给依旧不能满足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本文运用A r c G I S 中的核密度估计方法，在对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O D 成本矩阵计算了人口重心到养老设施的出行时间，据此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了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重点对1h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和按养老服务设施规模划分的三级有效服务阈值两种情况下的可达性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①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总体分布呈现中心凝聚—外围分散的特征；空间热点分布呈现蔓延扩散和非均衡扩散混合模式，出现“跨江发展”和“郊县发展”的空间形态。②不同性质类型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公办公营养老服务设施呈现“多核心”布局模式，公办民营呈现“双核心”模式，民办民营呈现“单核心”模式，敬老院呈现“均匀式”布局态势。③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呈现中心城区可达床位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主城区北高南低，郊区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1h 单一有效服务阈值评价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更为合理。

　　基于新时期中国乡村发展的问题与背景，提出以城乡要素流动为核心的乡村适老化再生模式。明确环京津近郊区空间范围的基础上，从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适老资源三个方面，构建乡村适老化再生潜力评价模型。通过德尔菲法和实地调查法，确定乡村适老化再生潜力评价的主体指标和扩展指标，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乡村进行评价，提出自然型、人文型、设施型适老化乡村三种具有适老化再生潜力的乡村类型。并进一步对环京津近郊区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结了三种类型适老化乡村的分布特点。

　　通过江浙沪地区养老设施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并使用ArcGIS等空间分析类软件揭示2004-2014年江浙沪地区养老设施布局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江浙沪地区的养老设施在时序上出现人均养老设施资源逐渐减少的倾向，在空间上呈现地区养老设施密度与老年人口密度不匹配、养老设施布局不够均匀的问题，提出了养老设施合理布局、有序发展的应对措施。

　　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城市急剧增长的社会养老需求与养老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机构养老设施作为社会养老的补充力量，应充分发挥其灵活性，有序协调城市养老资源。本文以徐州市主城区为例，充分研究分析当下机构养老设施现状，运用差异化分析进行养老资源的配置，从宏观、微观和政策引导方面提出了规划应对，推动城市机构养老设施的有序建设。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地产供需矛盾的现状，针对养老地产是融合了适老住宅服务性与商业地产盈利性、社会福利性与商业运营于一体的地产综合性产品，养老地产跨界联盟开发已成为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以养老地产跨界联盟开发模式为研究对象，在对养老产业价值链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养老地产开发经验，结合资源整合思想，并将协同创新理论运用其中，对开发过程中众多参与主体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产业共生视角下横向跨界联盟开发模式、价值链整合导向下的纵向一体化跨界联盟开发模式以及以“互联网+”作为平台要素的系统集成开发模式，以期对养老地产跨界联盟开发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采用传统偏离—份额分析法，以全国为参照系，分析了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依据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空间模型，以京津冀地区为参照系，并用城市经济引力模型的城市间产业引力来计算空间权重，分析了天津产业结构的升级空间；并使用超前系数和Moore值测评了天津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速率。结论表明，天津市第二产业区域竞争力优势较大，第三产业发展受来自全国和京津冀区域的积极影响较大。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应当继续保持第二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且发展与第二产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发展和形态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基于1984-2013年间7个时相的TM遥感影像数据提取苏州市建设用地，采用形态指数分析苏州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在梳理开发区快速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开发区不同时段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独特作用。结果表明：1984-2013年间，苏州市各开发区建设造成城市空间显著差异化扩展，沿开发区所在区域东西向迅速扩展；开发区建设使得苏州市从最初单中心的空间结构演变成大城市核轴完整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开发区对苏州城市形态影响过程可以分为低水平变化、突变转换和高水平稳定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城市形态指数既反映开发区建设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也显现出开发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状态；开发区对形态的影响过程表明，科学合理地布局开发区、调控开发区规模及时序以提高城市形态稳定性和紧凑性是城市开发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

　　城市空间发展驱动力具有不确定性，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需要借助情景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大城市空间发展驱动力演化的基础上，指出市场力的变迁促使主导功能要素升级，而政府力则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与制度框架干预空间资源配置。随后以武汉市为例，根据市场力与政府力的现状特征识别出三大空间发展驱动力，并生成三种情景空间布局方案，在综合比对分析后提出了整合性方案，对多元驱动力下城市空间布局情景规划方法做了初步探索。

　　随着我国临空经济的持续发展，航空城逐渐成为区域空间发展中新的增长极，推动着机场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通过对国内外航空城的发展概况进行归纳总结，研究航空城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存在的自身规律，进而对航空城空间结构演进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以及演进路径进行详细分析，并以上海虹桥商务区及其周边的大虹桥区域为例进行实例验证。

　　以大众点评网数据为基础，研究城六区老字号空间格局，建模分析消费者对老字号的网络评价。研究发现北京餐饮老字号可分为小吃和正餐两大类。小吃类集中分布在旧城，正餐类的分布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而向外围扩散。消费者评价主要受口味评价、人均消费额等变量控制，呈现出正餐类较高、小吃类较低的趋势。基于“口味”在评价中的重要性，推测小吃类综合评价低，是与部分消费者不适应老北京小吃的独特风味从而压低了对其口味评价有关。

　　快速但不健康的城镇化使得江南水乡城市内涝、缺水、水污染等问题并存，且日趋严重。江南水乡道路常沿河而设，路面雨水未经处理直接通过管渠排入周边河道，引发了严峻的雨洪管理问题。理水作为改善水体径流方式、促进自然水循环尤其是微循环的理念与方法，是中国特有的具有“生态智慧”的雨洪管理方法。本研究总结江浙地区经典园林理水案例的相关经验，提炼出“疏、引、阻、汇、净”的地域化理水手法、“梳理河水、绿地引水、生态理水、湿地净水”等基本流程。进而依据路面、道路两侧绿地和周边水系三者之间的竖向衔接关系，提出三种雨洪管理模式，巧借道路两侧绿地在路面与水系之间建立理水通道，设置引水溪流和人工湿地。从而形成由源头、中途、末端共同组成，具有中国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道路雨洪管理控制措施链。

　　生态足迹方法是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四大都市1997-2014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进行计算与比较研究。结果显示：①总体上，北京的人均生态足迹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相比1997年减少了25.8%；上海的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较小；天津和重庆的人均生态足迹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相比1997年分别增长了49.5%和71.8%。②在足迹构成中，四大都市的化石燃料用地足迹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影响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控制生态足迹的增长，本文在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工业遗产的研究进行梳理、评价，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为三线建设城市老工业区具有地方性知识、族群记忆、文化认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分析了其价值的构成，对工业遗产价值挖掘不足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结合攀枝花席草坪工业遗址的改造，旨在为方兴未艾的三线建设城市老工业区改造中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及方案，提升三线建设城市老工业区的遗产价值和城市文化形象。

　　通过分析交通枢纽型城市综合体的发展状况，结合铁路南京南站等工程建设管理的实例，提出政府主导下交通枢纽型城市综合体的建设模式、开发策略、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通过城市中心职能强度指数分析，应用和改进潜力模型对唐山市各区、县、市及经济开发区的可达性进行综合测算和空间差异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唐山市市域城市可达性及经济联系强度分布不均；城市圈层状空间分布结构正在形成。文章基于城市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揭示了唐山市区域空间和交通网络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解释了城市经济水平、发展模式以及地理区位对可达性空间差异的作用。

　　城市发展已进入了新常态，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已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如何盘活存量用地资源，实现用地功能的有序更新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探索弹性、灵活的编制方法，以主动的规划策略应对未来城市用地更新中遇到的不确定性问题，则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从规划思路转变、规划应用以及实践探索3个层面切入，探析弹性用地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实现用地功能的更迭，以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化需求。

　　借用规模由阿隆索于1973年提出，主要指小城市可以通过借用邻近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获得发展机会。这一概念20多年后才引起学界关注，并于最近几年取得较大进展。从适用对象、作用机制、借用维度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适用对象由邻近大城市的小城市扩展至所有尺度的城市，无论它们是否相邻；作用机制的主要变化在于从地理邻近到网络通达，借用规模成为一种网络现象；绩效与功能被视为借用规模的两个基本维度。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运用城镇空间作用力分析方法，采用南京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12年和2013年南京市“撤县并区”前后两年的城镇空间作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尽管“撤县并区”前后人口和区域面积变化幅度低于5%，但是其城镇空间作用力增长幅度较大，约达到11%~30%。同时，各区县生产总值（在地口径）有较大幅度提高。说明这次行政区划的调整，并未直接影响到空间资源的变化，但却能够统筹规划，优化产业结构，集中资源配置，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助推作用。

　　从“圩”的字面释义入手，展开漫谈联想，发现当代城市建设中存在形象空间、约束空间、极化空间、单能空间与纯物质性空间泛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侧重传统空间组合规律与空间层次模仿、城市山水格局保护与利用、朴素诗境氛围营造的象形空间方法兴起；有赖于自发空间形成机制与再造途径的研究、自发空间现代审美化与现代化自发空间形成的政策鼓励、注重空间私权和私有化公共空间的理念引领；依靠各种等级系统下城市功能与其承载空间的内部交织，也需要社会结构的合理扁平化与网络化；要求改变将行为固化到一处空间而无法让一处空间衍生无数行为的做法和关注隐性、非确定性而不仅是显性、确定性行为的方法；亟待满足多样化空间诉求的体验性空间、以人类“心中乐地”为目的的城市自我实现空间的出现以及虚拟空间现实化路径的探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