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对低碳减排与增汇固碳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碳平衡和其承载的人为碳排放均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优化土地利用是增汇降碳的有力手段。碳补偿是实现碳减排的有效经济措施，同时也促进不同主体和不同区域间的公平性建设。基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利用与碳补偿具有好的结合点能进一步促进碳减排。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在碳补偿、土地利用与碳源/ 汇、土地利用与低碳减排、碳排放与土地利用的公平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总结了新时代背景下相关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对未来的土地利用碳补偿理论、方法与应用、发展模式与路径进行了探讨与展望，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更加科学和高效地服务于增汇降碳和协调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出台的相关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明显，进而对区域碳储量带来影响。文章以快速城镇化地区贵阳市为例，利用FLUS 模型分别进行自然发展、国土空间规划约束两种情景模拟，探究各情景下碳储量能力。研究发现：①国土空间规划将实施至2035 年，在平衡发展和保护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相比2020 年，耕地保持稳定，林地面积增长32.61%，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相比自然发展情景可减少1.16 个百分点。②在同一阶段，自然发展情景碳储量减少0.24×106t，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情景碳储量增加6.37×106t，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实施在增强碳汇上作用显著，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其实施可以有效推进区域碳汇能力提升，支撑国家“双碳”政策落地。③模型研究法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研究中，应考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策空间异质性，分区域模拟提升研究准确性。

　　秸秆焚烧问题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发生转型的产物。城乡关联视角有助于理解秸秆焚烧问题的成因，为精细化治理奠定基础。文章基于SatSee-Fire 数据集，以耕地为掩膜提取2014—2021 年全国秸秆焚烧火点，综合焚烧概率、作物产量、谷草比、排放因子、综合利用率等参数估算秸秆焚烧的碳排放量，应用STIRPAT模型检验城乡关联对于秸秆焚烧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秸秆焚烧及其碳排放集中于粮食主产区，呈现北高南低的格局，形成以东北为核心，向外圈层衰减的核心—边缘结构；②人口非农化加速了秸秆从资源变为剩余，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秸秆处理的机会成本，加剧了秸秆焚烧的负外部性，导致碳排放增加；③ 城乡关联对秸秆焚烧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南北差异。未来应积极探索通过城乡关联强化秸秆综合利用的途径，实现分时分区、“禁”“用”结合的精细化治理。

　　碳收支核算及碳平衡分区对于推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301 个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引入碳补偿率、碳平衡压力指数、碳生态承载系数和经济贡献系数等方法探究2000—2017 年长三角碳收支时空分异与碳平衡分区，并提出以低碳发展为导向的碳补偿空间优化方案。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总体呈先急剧上升后高位波动的演变趋势，由2000 年的5.6 亿t 增长至2017 年的15.6 亿t，区域碳排放差异程度呈缩小态势，高碳排放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②长三角地区植被固碳功能在抵消当地能源碳排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体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但空间异质性较大；③长三角地区碳平衡压力呈由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变化态势，县域碳补偿率呈递减趋势，平均补偿率为68.5%，空间匹配较差；④基于碳平衡分析，将长三角地区空间划分为碳汇功能区、低碳经济区、低碳优化区、碳强度控制区及高碳优化区5 类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长三角县级不同功能区差别化碳补偿空间优化方案和低碳发展策略。

　　准确评价森林资源碳储量，对助力碳中和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论文联合多光谱和雷达遥感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和相关分析，选取用于评价森林碳储量的遥感因子。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构建了森林资源碳储量评价模型FCSEM(GWR) 和FCSEM(OLS)。研究结果表明：红边植被指数和树高因子均与碳储量显著相关，是估算森林碳储量的关键变量；FCSEM(GWR) 的拟合效果（R2=0.65）优于FCSEMOLS，表现出较好的空间非平稳性（Moran’s I=-0.0023，p=0.4291）；梅州市森林资源碳储量集中于[35, 50] t/hm2，总体呈现盆地低、山区高的空间分布特征。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空间利用格局的有力抓手之一。为服务于行业管理与地方实践的现实需求，全域整治的模式研究势在必行。但全域整治较传统土地整治在覆盖范围、类型要素、作用机制等内涵上有较多区别，传统土地整治模式存在较大的不适用性。因此，文章基于“内核—外缘”系统视角解析了全域整治模式，并以宿迁市宿豫区新庄镇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总结了全域整治典型模式与实践策略。研究表明：（1）全域整治模式本质上是“内核—外缘”复杂系统，其中内核系统包括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外缘系统包括经济、社会、区位和环境因素。（2）案例区全域整治模式为“以产促整、三生提质”，即以产业振兴为整治核心，优化产业用地格局，提高产业融合水平与规模集聚效应，推动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治理，统筹实现“三生”空间的品质提升。（3）基于典型模式经验总结，提出了产业振兴、生活宜居和生态保护维度的实践策略。研究可为全域整治的地方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文章以鲁运河沿线七级古镇聚落为研究对象，应用空间句法、饱和度层级分析的方法解析古镇聚落空间的发展演变特征，总结了七级古镇的空间发展演变规律，揭示了鲁运河沿线七级古镇空间演变发展的直接动因、核心动因和内生动因，提出基于文化传承、产业融合、技术创新和空间传承的适应性发展策略。研究以保障鲁运河沿线古镇聚落空间适应性、可持续性的稳步发展为目标，提出发展策略，以期对鲁运河沿线古镇聚落的发展提供指导。

　　历史街区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青岛历史街区集中连片，13 个历史街区有12 个集中分布在老城区，这些历史街区以其独特的建筑风貌、街巷肌理和空间格局，成为青岛宝贵的财富，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历程，青岛部分历史街区发展停滞甚至衰退。随着青岛地铁和海底隧道的开通，青岛城市空间正在快速重构，在这种背景下，急需重新评估和再现历史街区价值，推动历史街区转型发展。从价值评价视角对青岛历史街区的更新过程与发展演化进行评述；基于对青岛历史街区价值的系统建构，构建青岛历史街区多维价值评价体系。从生态、物态、形态、居态、职态、业态、神态和文态8 个维度，构建青岛历史街区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青岛历史街区全息数据库；经过对75 个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分析和12 个历史街区各个主成分的得分分析，揭示各个历史街区在8 个维度的结构性特征和突出性问题；利用提取的7 个有效主成分，对青岛12 个历史街区进行聚类分析，对青岛历史街区进行类型划分与特征归纳。在对青岛历史街区演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青岛历史街区价值再现与转型发展策略。

　　体育中心的选址规划对城市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对其外延周边区域具有显著影响和推动。基于哈尔滨4 区3 年POI 数据和ArcGIS 空间分析探讨体育中心周边环境的演变特征与成因机制，结果表明：（1）周边整体呈现单侧集聚演变特征；（2）半径3km范围的各类POI 呈现带状集聚、单核集聚、散布或平摊型分布及变化规律，且存在明显功能分区；（3）周边用地功能由特定类型集聚趋向多元混合，主体育场半径1km 范围内以生活属性为主，是体育中心辐射效应最强的核心区。

　　可达性是社区配套设施布局合理性的重要评判指标。论文以城市中普遍存在、各种社会和空间问题突出的毗邻隔离社区为研究对象，以天津市望海楼社区为研究范围，利用网络分析等GIS 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文化设施可达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社区内各小区间可达性差异显著，除了设施分布的原因，社区道路网络和建设、管理方式等微观层面的毗邻隔离特征是影响可达性的重要因素，进而从完善设施布局、优化路网结构、调整管理单元3 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摩天大楼是现代城市崛起的重要标志，过去百余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国家，探索全球摩天大楼的演化过程、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对中国摩天大楼的发展与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基于此，文章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全球200m 及以上摩天大楼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摩天大楼的演化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空间上表现出“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发展态势，其时空分布主要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法规和科学技术等因素影响。研究指出中国摩天大楼的发展应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管理策略。

　　在智慧城市技术、社会和空间3 个维度相互作用的三元融合理念下，智慧化的TOD模式可以总结为智慧TOD 模式。在规划实践中，柏叶智慧城市是日本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示范项目，提出“人、物、信息”高度融合，“以轨道站点为中心的智慧紧凑城市”，是智慧TOD 模式的典型案例。柏叶智慧城市规划布局特点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形成了更加复合和更大尺度的空间结构；二是交通组织、用地功能、城市形态和空间设计均形成了新的规划特征。

　　城市交通规划的关注点正在从交通效率到生活质量转变，而居住地区位是影响出行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POI 数据，从一般建成环境、交通可达性和公交设施分布3 个方面描述居住地区位。以上海为例，基于路径分析模型，研究城市居住区位和出行行为在通勤满意度和生活时间分配的中介效应下，对通勤者的生活质量影响。研究揭示了通勤者生活质量的多层次影响机制，并量化了通勤时长对生活时间分配的影响，可以为城市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决策提供参考。

　　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位于城市边缘且相对稳定的大型公墓被不断蔓延的建成区所包围，不可避免地在“土地财政”和地产资本的压力下通过城市规划的方式进行迁移。文章以南京为例，梳理在城市形态快速演变周期内城市公墓迁移的现象和规律性特征并解析其背后的动因。在东方生死观念下，城市公墓曾经作为人为的固结线限定了城市的自由扩张，随后在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下被瓦解，迁移后形成新的固结线并发挥作用。

　　顺应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诉求及网络化发展态势，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首位度研究方法框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论文依托多源数据，面向现状—定位两个时间层面，提出基于城市能级测度的首位度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基于城市网络关系调控的首位度提升路径，并以南京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内的城市能级得分遵循“南高北低”的传统空间发展格局，南京的综合城市能级得分略高于苏州，呈现“双核引领”的省内发展态势；苏、浙、皖三省的首位城市均是其省会城市，但杭州与合肥的首位度指数远超南京，两地尤其加快了创新城市建设；调控南京的网络关联空间指向，将重点关联地区定位于长三角中西部地区，能够加速区域资源要素向南京集聚，进而提升南京首位作用。论文所提的方法框架能够为其他城市的首位度评估及首位城市间对比分析提供思路借鉴。

　　“数字抗疫”是在信息化发展和大城市转型期所遇的突发风险社会挑战条件下产生的一项新举措。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行数据汇聚、分析、应用，实现事件精准管理、人员精准防控，这在3 年的疫情防控中已经展现良好成效，并成为政府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应用场景。2022 年后，南京市各板块、各部门通过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管理水平、减轻一线人员负担、增强群众体验感，疫情总体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通过对南京“数字抗疫”的总体架构、基本概况、进程分析以及与其他城市经验比较，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升级策略及建议。

　　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乡村秩序构建提出了巨大挑战。制度嵌入、内生秩序、舆论监督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乡村社会过度人情化、科层制的仪式主义、治理手段的单一化成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壁垒。可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重塑乡村内生性规则、提高基层风险治理水平来维护乡村秩序。

　　论文以“流空间”为研究视角，构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人口、物流、资金及信息流联系网络，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区域联系网络特征。研究发现，区域内资金和信息联系高于人口和物流联系，徐州市各类要素联系总强度都较高且3 种中心性指标均为最高，为区域要素联系的枢纽性城市；扬州市与其附近单元联系紧密因而要素联系总强度也较高但与其他单元联系强度较弱。淮河生态经济带28 个单元可划分为4 个凝聚子群，由江苏板块和山东板块组成的子群内部凝聚力最强且对其他子群具有相对较强的凝聚力，其他子群内部凝聚力较弱且对其他子群影响也较弱。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可划分为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一般城市和边缘城市，其中核心城市为徐州，次核心城市为阜阳、蚌埠和淮安，边缘城市往往在区域内处于边缘位置且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最后，基于区域网络结构特征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淮河生态经济带争创“中国发展第四极”提供有益指导。

　　流域生态空间管控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环节，建立多维多级空间管控体系是实现黄土高原地区流域生态修复和“三生”空间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论文立足黄土高原地区，以旬邑三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敏感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相结合的分区划定方法，提出了“流域—片区—单元”3 个层级的管控单元，建立了基于“区划—网络—布点”3 个维度的流域生态空间管控模式，对其生态区划、生态廊道以及村庄分类3 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管控策略。研究可为旬邑三水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提高其生态空间管控的科学性与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