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和保障居民基本居住需求而推行的一项公共政策，政府在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应起到重要作用。当前制约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的最主要瓶颈就是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有限，因此如何正确定位并发挥政府在保障性住房融资中的作用是确保资金持续投入、顺利达成“到2012 年末基本解决1540 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目标的关键。本文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在保障性住房融资中的作用，为我国政府明确责任、更好地处理保障性住房融资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和建议。

　　长期以来我国的住房保障投入存在较大的欠缺，但自2008 年以来我国保障性住房投入步伐大大加快，对社会民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我国住房保障的范围与实施情况做历史总结与评述，并分析了投融资来源的主要渠道与规模。本文指出，保障性住房因其福利性特点，依托市场化融资困难，目前我国对其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政府财政压力较大，住房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展望未来，我国保障性住房需要积极探索融资新路，获得多元化途径的资金来源。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在空间布局方面的突出问题是选址过于偏远，且大多集中建设。这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成本负担，降低其就业概率和生活质量，并可能加剧弱势群体的空间聚集，强化居住分异，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必要慎重和科学地对待保障性住房的空间选址问题，以更好地实现住房保障目标，并促进社会融合。本文将讨论低收入住房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以及国际经验和教训，在分析目前我国城市中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所存在的问题及背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土地储备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住房保障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和客观要求。但是，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实施过程中，土地储备制度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视角下的土地储备制度缺陷分析，从规划、融资、监控、参与和法规等方面提出了构建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储备机制思路和对策。

　　文章研究了住房梯度消费理论和过滤理论，基于过滤理论构建了城镇住房市场供应与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市场化供应解决80％的家庭所需住房，社会保障性住房解决20％的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保障方式；提出非盈利性机构——住房保障中心专门负责住房保障工作，确保住房保障正常运行；最后建议住房保障货币化补贴采用非现金发放模式。

　　政府是城市居住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所必需的资源的唯一持有者，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保障性住房建设既是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政府的法律义务。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保障公民住宅权的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拉动内需，平抑房价飞涨，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提高与增强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的内在动力与法律责任，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与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文章从宏观的城市居住空间秩序形态演变和微观的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两种研究角度对城市居住空间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并进一步指出，基于我国特殊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相关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居住区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特殊群体住房建设、居民住房选择对住房制度改革的行为响应、城市居民“第二住宅”发展等一些特色内容。

　　“城郊型”风景区向“城中型”风景区转变过程中，城市建设与风景区保护之间面临着现实而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风景区的外围控制区域将成为保护与建设的焦点所在。本文通过丽水市南明山景区控制区概念规划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城中型”风景区及外围控制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路。

　　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城市住区设计是当今城市规划研究的热点，也是未来城市生活倡导的主题。文章通过对瑞典斯德哥尔摩新阿斯塔法特住区国际建筑竞赛获奖方案进行解析，从城市一致性与可持续开发、都市混合与新旧并置、识别性强的公共空间等方面阐述了瑞典在城市住区规划设计方面的创新理念和策略，同时结合新阿斯塔法特住区竞赛获奖案例，归纳和总结出对我国城镇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城镇水网系统具有承载居民休闲活动和发挥自然生态功能的双重属性，也具有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中压缩能耗和吸收温室气体的特殊功能。长三角城镇水网系统的健康调控方法，以水网系统的生态安全分析与健康评价为基础，从生态技术层面提出保证生态健康的调控方法与相应的控制指标体系；从政策体制层面剖析了当前制约水网系统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政策体制创新的途径。

　　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与河流间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城市内河整治作为一项环境工程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效益。文章尝试综合使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GIS 空间分析手段，构建城市内河整治工程的综合效益评估体系，对工程的生态、经济、社会价值分别进行调查和测算。并结合对南京秦淮河的评估结果，指出政府应正确关注内河整治的外部效益，采取必要对策进行转移支付，从而可持续地提供优质的城市公共产品。

　　相关指标表明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也是解决我国“城乡对立”、“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县域作为城乡联系的纽带，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以国内外学者对城乡统筹的研究为基础，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框架体系和编制方法进行了探讨和经验总结，以便为县域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城镇化与工业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关联特性，非农劳动收入与城镇化水平存在 “S”形关系。当前中国实际上已迈入了由工业化和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特征而导致的内生城市化发展道路。随着城镇化发展和进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扩大。因此，政府并不需要刻意采取措施直接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只要通过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构建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的机制，以及为新市民发展城镇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即旨在服务于城镇化可以更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巨型城市区域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单元，目前逐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大国形象的逐步确立，国际资本大量涌入我国，1990 年代以后，我国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引人注目，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巨型城市区域的研究框架，从跨国公司、生产者服务业和对外联系三个方面，对世界巨型城市区域进行了分等，并分析了我国巨型城市区域的地位。

　　轨道交通环线往往与城市其他轨道交通线共同形成“环线加放射线”的结构，环线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影响发挥特有的作用。以广州轨道交通11 号环线为例，研究在其导向下，城市空间结构、主要功能分区以及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等三个层面的空间特征，认为轨道交通环线引导开发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构建城市中心体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实现区段空间资源整合过程中具有“催化剂”作用；在站点周边的土地利用中具有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