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面临的交通拥堵及灰霾效应等交通问题不断复杂化、严重化，造成城市的正常运转受阻、影响市民出行的质量。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应从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升一般普惠性公共交通和推行中高级模式公共交通。定制公交作为一种适应性管理的手段，能够有效替换部分小汽车出行，引导交通出行结构的改变，进而缓解交通拥堵及灰霾效应等问题。本文实地调研了北京定制公交的各项指标，并分析研究了相对于小汽车出行所带来的自然、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复合生态效应，为城市交通的管理及定制公交的推行提供了实践参考。

　　近年来，以北京为代表的国内各大城市高密度功能区（C B D、金融街等）发展蓬勃，社会经济活动进一步繁荣，使得城市交通总量以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集聚式增长。机动化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交通问题。本文主要研究高密度功能区对城市形态和功能布局，尤其是交通系统的影响和要求。针对其产业结构与经济现状、容积率、就业密度、交通配套和社会政策文化支持等多个维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最后总结出北京和东京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异同，并对国内城市建设未来发展相关方向进行展望。

　　机动车增量控制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一种手段。近年来，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北京、贵阳、广州等城市相继从不同角度对机动车总量进行控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机动车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由于使用控制方法不同取得效果差异较大。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城市实施机动车增量控制方法的基础上，从控制方法、控制车型、竞拍价格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控制增量必须同步外市籍车辆管理措施防止“异地上牌、本地使用”，增量和存量使用手段需并重从而合理引导车辆拥有和使用，“推拉”政策相结合促进城市交通结构优化，从源头上实现城市规划与交通系统协调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堵。

　　为有效应对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运用AHP 方法构建多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对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分级进行了研究。建立以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事件发生区域城市道路网脆弱性及城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机构弹性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每一指标进行了量化和说明，计算综合评分，最后确定应急响应等级。以一起治安事件引发的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为例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解决应急响应分级问题。

　　延安是我国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川道城市。多年来，城市交通条件的每一次突破性改善都导致城市用地扩展冲破瓶颈，并使城市结构和形态产生新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城市形态、功能结构、土地开发三个方面分析了交通条件变化对延安市用地布局的影响，提出了“有限扩张、组团集中；点轴带动、多级联动；疏密有序、适度开发”的用地布局策略，以期为今后建设提供参考。

　　由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组成的高快路系统是满足大都市区范围内长距离快速机动化交通需求的主要载体，是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和产业布局重构的重要因素。论文分析了大都市区化背景下高快路一体化的内涵和布局形态，采用供需平衡模型测算高快路发展规模，通过计算节点和线路重要度确定高快路主要控制节点和走向，结合理论分析和城市实践，估算高快路环线半径。最后以南京大都市区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

　　运用锡尔系数分解，对甘肃省1991 年至2012 年区域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其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结果表明，自1991 年以来，甘肃省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尤其在2000年以前呈急剧缩小趋势；陇中片区与河西片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片区。研究认为，甘肃省的区域经济差异不大，但是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甘肃省经济的不均衡发展，需要着力加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

　　商业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商业空间分布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法人单位商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镇街就业人员数据，采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MapInfo 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 年商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用地理联系率分析了商业与人口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商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 B D，并有郊区化趋势，但只是近郊；广州商业分布的集中程度极高，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的集中程度比批发和零售业的更高；广州商业已经形成位于CBD 的上下九、北京路和天河南3 个商业中心和位于番禺区的1 个市桥商业次中心的空间结构；影响商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人口、交通和政策，商业与人口空间分布较为相似，存在着密切的地理联系。

　　《资本城市化》是哈维经典著作之一，其中资本转换的观点极具冲击力，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前沿观点，在学术界内外影响较大。资本转换理论在直觉上与逻辑上是精确、严密的，但至今只是抽象的理论假说，对该理论进行实证尝试者较少。本文在我国三十多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以南京为例，运用三种独立方法并结合四个特别的数据集，分析南京城市化过程中资本转换现象，重新探讨资本城市化理论。结果表明：南京在三十多年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资本转换现象且规模较大，但相对欧美国家存在一定差异。

　　随着城市职能的转换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的城市工业布局已经不能满足城市今后发展的需要，工业企业纷纷选择迁移、转职或倒闭，使得城市面临工业用地置换问题。在此背景下，开展对工业用地置换的研究异常重要。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与其相关的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关于工业用地置换的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对工业区转型的研究较多，而以用地置换为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与西方国家相比，其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老工业区转型的理论和模型研究相对匮乏。同时，在工业遗址的开发再利用过程中，对工业区的历史和人文因素关注较少。

　　人们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原本应当是多样与个性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实物分配，曾经模糊了这种多样性，但如今，市场体制下的城市住宅却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的单调、乏味与趋同。本文从消费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城市住宅相互模仿、跟风复制的动因，指出正是由于消费社会对住宅商品属性的过度关注而导致了住宅空间形态的趋同现象。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点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追求“量”到“质”的飞跃。公共服务设施作为人们生活、工作、游憩、交往等活动的硬件载体，是城市质量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健康城镇化的必然路径。研究在深入解读新型城镇化内涵要素、梳理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从等级体系、功能结构、空间类型、行为需求等多角度切入，构建新型城镇化导向下基于不同角度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模式，最后借助空间句法及GIS 分析方法对渭南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空间布局优化，为渭南市实现内涵式发展提供可选路径。

　　结合GIS 从用地形态、区位条件、交通条件和公共设施等多个方面，对全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广东试点区高明区的“三旧”改造地块进行综合分析，并构建改造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对改造地块进行潜力分析，划分五个等级并实现改造地块潜力等级的空间定位。研究结论认为：①高明区全区“三旧”改造地块改造潜力主要集中在中等潜力级别；②高明区改造潜力呈现由西南往东北地区逐渐升高的趋势；③景观格局、公共设施完备度和区位条件成为限制潜力的最主要因素。

　　19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肌理在大规模的更新中遭到破坏，城市特色逐渐丧失，学术界开始关注城市更新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近年来，“文化战略”已逐步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趋势，也成为了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作为承载着较多文化基因的历史地段，其文化价值更是被一再挖掘和利用，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随着全球文化的不断深入，城市本地的历史文化被不断异化，导致了城市文化的去本土化和同质化等问题；另一种是城市立足于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价值回归，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方式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本文着重对上海新天地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价值的回归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基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着眼于藏民族集聚区中小城镇色彩体系建构的研究，以尊重藏传佛教文化和融合外来民族文化为出发点，以孟塞尔色系推演、色彩地理学等为主要方法，寻找来自于宗教色彩而有别于宗教色彩的城镇色彩体系。通过这一研究，旨在探索藏区城镇色彩控制规划的思路，建立完整的三层次色彩体系研究框架，全面地保护拉卜楞寺院色彩构成，有效地引导夏河老城区城镇建筑色彩选择与组织。

　　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角度研究城市色彩特征与成因。调查和研究了沈阳市的城市色彩演变过程，结合自然地理特征、城市职能、建筑材料、建设强度等因素，分析影响城市色彩发展的原因。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沈阳的城市色彩呈现出低彩度、偏暖色系为主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 世纪，冷色系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色彩明度也有升高的趋势，城市原有的色彩特征正在流失。城市职能变化、新建筑材料应用、建设强度提升等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

　　城市群是其所在区域的增长中心，研究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有助于对其所在区域的发展提供决策。以兰白西城市群为例，利用“五普”、“六普”分县人口数据以及各县市G D P 数据，使用ArcGIS9.3 空间分析功能以及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兰白西城市群空间要素的集聚与扩散。研究发现：人口持续向中心城市集聚，兰白西城市群中人口要素集聚明显；城市群中经济增长空间集聚，但是在中心城市西宁城区周边县经济增长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扩散效应。

　　随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深入，公众参与的积极面不断放大。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失效的案例依然存在。广州率先走上城市治理改革之路，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式的治理模式也遇到新的阻力。本文的重点是以广州市东濠涌的治理实践为例，找出这种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模式中发挥着何种积极作用，并从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多网络下的主导权问题、公众参与度以及精英人物和媒体介入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平台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其现实意义在于，探讨东濠涌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失效的原因可以为广州市后期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模式的改良提供支持。从理论层面上看，探讨公众参与失效的原因及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因素，提出构建良好的公众参与平台的必要因素，对城市治理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