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教学和科研阵地，其学科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形成了当今多学科综合发展的特色。在南京大学地理学科成立一百周年（始于竺可桢先生于1921 年创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之际，为了梳理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发展特点和演变脉络，文章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文地理学相关方向发表的学术论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使用CiteSpace 工具，对研究团队、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研究热点、主要学科发展情况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得到以下主要认识：（1）学科方向日趋多元，学科特色不断增强，形成了以资源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为主要特色的多学科融合发展局面；（2）科研队伍呈引领性、均衡性及活力性，不同作者群 体科研水平发展较为均衡，在传承前人研究基础上展现出新时期科研工作者的引领性；（3）研究方法和尺度逐渐更具针对性，在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资源环境不合理利用问题扩大等时代背景下，更加致力于解决中宏观尺度下的关键区域问题；（4）研究内容具有丰富性和前沿性，形成了15 个主要研究类别，重点关注新时期政策形势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土地整治、空间生产、智慧城市、城乡统筹等研究热点。

　　移动性（mobility）视角下的旅游流动是当今最大的全球尺度人类活动之一，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地理现象，对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社会环境都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性议题，也是南京大学旅游地理研究的基础领域之一。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旅游流相关研究进展，重点展示了南京大学旅游流系列研究成果，包括旅游流类型划定、旅游流空间模式、旅游流驱动机制、旅游流空间效应和信息时代的旅游流研究等方面。研究最后也从移动性范式出发，提出了未来旅游流研究的重要引领方向，即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流要素界定与分类、新兴技术与数据在旅游流研究中的应用、具有中国情景特色的旅游流模式研究等议题。

　　各种突发危机事件不断地冲击着旅游目的地的成长和发展，韧性逐渐成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框架。作为地理学和旅游学领域研究的新命题和新热点，区域视角的旅游韧性研究已取得的诸多成果亟待阶段性总结。文章阐述了旅游突发危机事件的时空过程研究的必要性，根据旅游韧性研究的最新进展，从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韧性研究框架，对旅游区域韧性的研究对象、尺度、评价指标体系、驱动因素以及分析方法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提出了面向危机长期过程中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期望能为国内外旅游区域韧性研究和目的地区域相关的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参考。

　　产业发展的空间性和关联性决定了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仅取决于区位基础，更受制于产业关联。长江经济带绿色协调发展势必对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出更高要求，应加深对区域内产业关联特征的认识。文章综合应用投入产出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识别产业跨区域关联的路径特征，进而分析长江经济带污染和非污染产业跨区域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结果发现：① 跨区域关联路径表现为自下游向上游“两区域同行业”“两区域两行业”的点对点式关联，以及中下游“两区域多行业”的结构式关联；② 污染和非污染行业在空间上相互交织。长三角地区行业发展对川渝、云贵等地区具有较强的后向联系，尤以“江苏→长三角”“江苏→川渝”“江苏→云贵”为典型。据此，研究提出跨区域产业关联特征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协调发展的规划启示。

　　以地域分异理论为基础，因地制宜地进行生态经济分区，是实现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协调运行的科学依据。据此，文章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模型与方法，引入多要素空间叠置、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以生态空间为强约束要素、发展空间为主导性要素，可承载性为限制性要素的生态经济区划指标体系，并涵盖3 项模块层、9 项准则层、27 项指标因子的生态经济区划优化模型。以海南岛为例，运用生态经济区划优化模型，计算得到海南岛生态保护空间、生态优先空间、优化发展空间和重点发展空间分别占陆域总面积的22.38%、21.25%、26.48% 和29.89% ；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现状、行政区边界和发展格局进行边界修正，最终将海南岛划分为4个生态经济区和12 个生态经济亚区，并提出相应发展对策。

　　面向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四个能力”建设，南京大学提出地理学科三阶段四层次的“GEO-S”培养体系，构建并实施了螺旋式上升的“学、思、践、悟”地理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通过深化协同育人体系、虚拟仿真与野外实践结合、科研反哺教学促进科教融合、贯通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等方法和措施，学生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实践创业能力不断提升、扶贫扶智立德树人成效显著，教育教学理念取得广泛影响。相关培养方案在学术育人模式、实践育人方法和协同育人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创新。

　　从遗址区聚落空间的演变来研究聚落发展是乡村人地关系不可或缺的内容。基于人地关系的依存、驱动、重构3 个维度的作用机理，以及遗址区聚落与遗址的互动依存、聚落对遗址的生产驱动、聚落与遗址的承载重构内涵入手，讨论了人地关系视角下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演变的特征，探究了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人地关系所表现的聚落与遗址的互动依存、聚落对遗址的生产驱动、聚落与遗址的承载重构特征，导致了遗址区聚落与遗址的动态关系演变、聚落内生的自下而 上的治理行为和外缘自上而下的政策机理刺激了人地关系机制的效能，从而引发聚落空间的演变；（2）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在人地关系机制下先后经历了“初始分散生长—遗址保护聚落扩张生长—聚落与遗址重组整合生长—聚落与遗址协同生长”4 个发展阶段；（3）依托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汉长安城遗址区聚落空间未来的发展指向，是伴随着遗址区文化遗产所产生的文化动力，以及聚落自身转型的时效机制而进行统筹一体发展变化的。

　　2000 年以后，基准模型方法成为容积率规划的经典范式，在深圳等城市得到广泛应用。近年该方法逐渐呈现出规划结果与目标解释性较弱、规划目标过于普适性、规划传导存在不确定性等不足。为此，文章引入遗传算法，通过基于概率的变迁规则优化搜索的思路，建立情景约束与规划目标，以直接模拟、有限迭代寻找最适容积率规划方案，并以广州棠涌片区容积率规划为例进行了实践。结果显示，该方法有利于提升特定目标下容积率规划方案的针对性与匹配性，能更好地满足存量时代规划主体诉求多元化趋势。

　　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制度能够规范地下空间资源利用，地下空间权不必确立为独立的物权类型。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制度，坚持3 个“有利于”原则、价值利益平衡原则和尊重现实与面向未来相结合原则，完善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的管理规范。

　　乡村规划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现行各种乡村规划的不协调却制约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国家启动空间治理体系改革以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为乡村空间规划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文章系统研究了指导我国乡村建设和管理的3个法定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规划、村镇规划自建国以来的演化历程，解读三者在不同发展阶段承载的历史责任和规划任务，剖析目前三者在乡村尺度上的协调难点，最后探索三者融合的可能路径和建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路。

　　利用我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季度交易数据研究了城市土地市场主体行为，发现政府更关心土地收入，土地溢价程度最终取决于开发企业对房价的预期和上期土地溢价的趋势。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差异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行为，东部城市房地产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较强，西部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较慢，房地产企业对土地溢价的追涨现象较弱。在房价预期对土地溢价影响明显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快转换职能，稳定市场预期，科学编制经营性用地供应计划，发挥土地市场调控作用，正确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和汽车使用需求高速增长，交通拥堵、热岛效应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愈加严重，如何有效防治和缓解“城市病”，已经成为急需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安全、连续和畅通的自行车交通空间和环境对于引导人们选择自行车出行、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以及改善城市交通与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国内不同类型自行车道路的使用需求，对主要城市使用人群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权重分析等方法，确定影响不同类型自行车道路骑行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以综合评价情况为基础，结合不同使用需求，建立针对自行车道路骑行者的满意度模型，并对自行车交通的活化发展提出相应的策略及措施，为规划并建设能够满足各方面使用需求的自行车交通提供基础依据，最终为城市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功能由生产向生活转型发展的一种必然态势，也是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识别影响因素，构建包括5 个维度、33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乌鲁木齐1995—2017 年城市休闲化水平进行客观的剖析。研究发现：第一，乌鲁木齐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与国内外发达城市相似，但又有一定的自身特点，外生动力驱动作用明显。第二，在城市休闲化缓慢发展阶段，休闲服务与接待子系统的贡献值最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休闲生活与消费子系统的贡献值最高。第三，经济持续增长、西部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居民休闲需求释放和休闲设施不断完善是乌鲁木齐城市休闲化持续发展的综合动力。

　　采煤沉陷区一直被看作是对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城乡空间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同时治理耗时耗财、成效不佳的城市负面空间。随着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时代，资源型城市迎来转型发展的契机，而采煤沉陷区的治理是转型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以淮南市西部采煤沉陷区为例，通过对其生态、功能、土地、景观、设施等多要素的研究，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和城市转型的角度，重识空间价值、重构发展动力、重塑城市品质，探索新时期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思路。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提出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城市生态网络。城市生态网络的建设实施将有效保护城市生态底线、融合城乡生态空间、促进城市“三生空间”复合发展，为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生态引导。文章通过解析国土空间规划主要内容，阐明了城市生态网络规划多层次转型需求、规划定位与衔接关系，并从整体规划框架、多元体系构建、城乡要素统筹、分级分类划定、空间控制实施5 个方面构建城市生态网络体系。

　　水与城之间的渊源与互动贯穿整个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以阿者科为例，研究了山地乡土聚落与水系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在分析阿者科山地乡土聚落及水系基本概况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 个层次深入研究了山地乡土聚落与水系之间的互动特征，进而分析了聚落与水系的关联逻辑，并讨论了蕴含的启迪及价值。研究成果对山地乡村的水系统规划、保护传承等具有参考意义，对现代城市水系统的营建管理及乡村振兴等也具有借鉴价值。

　　选择机会公平、空间协同、成果共享3 个维度的28 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8 个城市群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05—2015 年，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各城市群在3 个维度上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我国城市群包容性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呈现出“以长三角为中心”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圈层状”空间分布格局。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城市建设内涵式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在城市发展中所受到的关注正逐步提升。在重新界定居民生活质量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6—2016 年重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提升25.85%，各区县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减小；（2）2006—2016 年重庆市居民生活质量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梯度分异特征，渝西地区出现稳定的高值集聚区，低值主要集聚在渝东北与渝东南两大区域；（3）经济状况、城镇化水平、政府管理是导致居民生活质量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作用强度下降，自然地理特征的作用不显著。

　　文章基于新家庭理论中家庭为迁移决策主体的观点，关注大城市人口回迁与再迁移，在对上海市某民办小学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双变量Probit 模型分析子女教育的投入、认知和地区差距等因素对孩子迁移、家长随迁决策的影响。发现就读年级、孩子成绩和教育差距对迁移意愿有影响。文章为疏解大城市人口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为寻找进城务工人员的迁移动机提供新视角，补充和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中对教育因素的研究。

　　中国文物影响评估开展了近10 年，但由于中国遗产管理体系的特殊性，文物影响评估与文化遗产影响评估仍存在差异。文章总结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特点，对已有中国文物影响评估的内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评估的内涵、主体对象、主要内容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归纳。最后从遗产价值和人的价值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中国文化遗产影响评估的可持续应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