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住乡愁”成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对于“乡愁”缺乏学理性的基础研究。事实上，一百年来相关文献勾勒了中国人的乡愁的本质特征，呈现了唤起乡愁的主客观要素，描绘了中国人近现代乡愁的时空意象。通过文本综述、调研与辨析，发现: 中国人的乡愁不同于西方人的怀旧与恋地情结，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人文情怀，隐含了主体性、空间性与时间性三个特征。研究试图揭示乡愁的人文内涵，即对主体的情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关注，倡导全方位多维度构建跨时空的文化共同体，探索城镇人文复兴的时空路径与策略，进而实现中国城镇的人文复兴。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不但是居住或工作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人，还包括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人们。在这个逻辑下，城市才能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上。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了权威性和非权威性记忆空间、集体和个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分析了这两种空间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局限。文章用地理学的尺度转换理论解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表征理论，提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记忆活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这样才能为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铺平道路。

　　传统信仰场所是城镇重要的公共活动场域，也是典型的记忆场所，蕴含着丰厚的社区情感、集体记忆与文化精神，但通常被“忽略”。以潮州古城为例，通过分析传统信仰场所承载的日常仪式与情节，提炼此类场所空间叙事的关键要素及其特征，并揭示其叙事要素的关联整合路径，以探索一套呈现传统信仰场所叙事信息的系统，从而为城镇记忆场所的叙事表征探索了一套有效方法，为地方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

　　借由艺术作品引出对记忆空间的讨论，认为“记忆”与“地方”的概念不同于“历史”与物质环境实体，而因主客体统一更偏向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历史空间更多地是被建构出来的与主体脱离的客体，而日常生活空间却是肌肤相亲的真实存在。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基于目前存量规划的场所营造和记忆空间实践中往往对方法和目标都不明确，既不能尽建筑学本体范围内之责任，又在主体性建构和政绩工程中迷失，而保护需要从历史的定义走向日常的活化。因此，存量优化时代重在营造而不在于重建，重在人本而不在于形态。最后提出，对人本主客体统一的诠释，可借由心理化的人、场景化的人和资本化的人而进行思辨，引出可以对营造实践进行深层次启发的设计本体论哲学意涵。

　　住屋是乡愁记忆中的典型场所。如何认知住屋中的地域文化基因及其特征是其保护和传承的前提。现有少数民族民居研究侧重于共性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域差异性、多样性。以怒江流域怒族民居为例，选取怒江州南部老姆登村与北部的秋那桶村的代表性怒族民居建筑，通过拓扑关系和空间整合度的空间句法手段深入分析，阐述在同一流域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空间的地域差异性，并探寻其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生成机制。研究的目的是为保留并传承多样性的少数民族记忆场所及基因提供思路。

　　以县域经济社会典型的“二元”性，分析了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内涵与路径选择，认为其核心内涵是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推动三次产业之间的融合，以产业的融合发展突破园区边界，横向联动中小城镇与美丽乡村，形成地区高度协作，组团规模匹配，生态、生产、生活效率一体的城乡融合空间。同时，应以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一体、生态融合共生、多元管理共存的发展路径突破传统路径锁定。最后，以陕西蒲城工业集中区为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规划策略。

　　临海工业区是滨海用地开发中的重要类型，需满足海陆双重集约要求，其造陆建设需满足海洋资源开发的集约用海要求，转变为城市用地后，亦需满足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要求。目前我国海洋领域从造陆规模与造陆形态控制方面开展集约用海研究；城乡规划在内陆型工业区集约开发方面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临海特性研究有限。文章结合临海工业的航运、产业特征，尝试构建陆海统筹开发研究框架，并从规划选址、造陆方式、用地布局等方面思考如何落实集约开发。

　　以江苏省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03-2012 年10 年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各指标数据，建立耦合度模型，研究江苏省“四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并利用经典回归分析模型对“四化”协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1）江苏省信息化指数在不断地增长，整体趋势按照苏南、苏中、苏北呈现阶梯式地下降；工业化水平整体上较其他三化增长缓慢，苏北地区工业化指数变化最大，虽然在研究前期苏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甚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增长速度很快；城镇化水平总体上较其他“三化”起点较高，发展速度快，发展程度也较高，从三大区域的发展水平来看，这10 年间增长速度均很快，在发展前期苏中的城镇化遥遥领先，但是在发展后期，其速度有所减慢，城镇化的程度低于苏南地区。（2）从耦合度来看，在这10 年间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且苏南地区的耦合性是比较稳定的，苏北和苏中均经历了磨合阶段向耦合阶段的跳跃，但是从协调发展度来看，这10 年间江苏省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还处于低水平状态。（3）就空间角度而言，协调发展度逐渐由2003 年的“南高北低”的格局向2012 年的“中间低四周高”的格局转变，在这10 年，协调发展度逐渐由南向北由内陆向沿海转移。（4）各个系统对综合发展度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即起着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的强度在不同的年份有所差异，总的来说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作用在不断下降，而信息化的驱动作用在不断提升，城镇化对协调发展度的作用很低。

　　构建分权化地方政府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形成高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是当前我国同城化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梳理总结我国同城化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主要障碍基础上，引入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从制度行动者层面对区域管治机制进行解析，并基于该视角提出同城化合作机制，为破除同城化战略实施瓶颈、促进近域城市整合、创新区域治理模式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住宅用地规模预测是引导城市开发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传统预测方法因忽略了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因素而导致预测的局限性。本文分析了传统预测方法与城市转型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在转型发展背景下住宅用地规模预测的三大步骤，即“判断阶段发展趋势、选取科学预测方法、多元拟定指标参数”。最后以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苏州市吴中区为例，对住宅用地规模预测进行实证检验。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方法，采用ArcGIS、Geoda 等软件对南京市住宅租售比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索分析，归纳总结其空间分布机理以及背后形成原因。结果表明南京市住宅租售比整体表现为由中心沿东西向递增、南北向递减的态势，峰值点多位于边缘地区，低谷点在老城区出现。成熟与否的住宅买卖市场、区位、邻里等因素均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

　　国内传统的矿区土地治理模式为“先开发，后治理”，治理的滞后性造成矿区土地长达数年的农业生产停滞状态，经济与环境效益低下。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研究龙固煤矿首采区土地沉陷规律，制定首采区动态规划内容，包括时间上的分期规划和结构上的土地利用方式规划。并且综合分析首采区自然、社会条件，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通过发展农、林、牧、渔、游等生产方式重建龙固煤矿首采区农业类生产性景观。

　　新一轮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农地产权结构由“两权分离”走向“三权分立”，城乡规划学科也应加强对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摸查，以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及乡村规划探索。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北部三镇的村小组（经济社）为空间单元，调查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及农地市场发育情况。调查发现：（1）大部分经济社已经实现了收入非农化及农业生产主体的非本地化；（2）农业总体处于“城郊型”阶段，生产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生计导向型与收益导向型两种模式并存；（3）农地的小规模租赁市场普遍，但地权细碎化且调整频繁，农地向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等先进生产组织流转比例不高；（4）农地大规模流转介于14% 到35.01% 之间，市场需求推动了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及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农地大规模流转，且制度创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文章基于宁波轨道物业开发的规划实践，认同“轨道+ 物业”综合开发的协同效应将最大程度发挥交通和土地的效能，并贴合当下“生态建设”的要求。但现实并不乐观，轨道物业规模小、开发力度小，轨道土地储备难以落实，轨道与土地开发难以同步等，城市TOD 发展方向明确，路径艰难。如何促进“轨道+ 物业”的综合开发，规划层面应率先合理引导，解决规划矛盾，明确规划条件，综合用地布局，而政策层面上促使轨道获取土地的综合开发权才是关键要素。

　　轨道交通站点对周边的城市商业起到了带动作用，而商业空间活力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本文通过软件分析和调研的方法，从空间和社会学两个层面，探析轨道交通站点协同开发模式下地下商业空间活力的影响因素。

　　旅游业扩张对旅游城市经济的影响不仅是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去工业化”及其他负面作用同样会带来极大冲击。本文借鉴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从其适用性入手，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通过研究旅游城市制造业、产品价格、收入分配和劳动力迁移等变化，探讨旅游业扩张带来的旅游城市收入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两方面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净福利效应取决于旅游业相比于农业部门劳动密集度的大小, 应注意防范旅游“荷兰病”的发生。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检索与统计，发现创意旅游已成为近年国内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系统梳理与分析基础上，将研究内容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创意旅游的基本内涵、创意旅游产业发展和创意旅游产品及其开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创意旅游的实践应用。从总体上看，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尚没有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研究主要停留在表面说明问题阶段，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从研究趋势看，基本内涵与研究框架将逐渐明朗，创意旅游理论研究将紧跟实践发展，并且与相关产业的渗透融合仍将是研究重点，同时国际比较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将得到加强。

　　随着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及旅游规划研究已成为学术领域的一门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这可能会起到为多学科在这一领域研究问题上的融合与交流搭建桥梁的作用。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及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可以预见，在大数据时代和以高铁为主干的快速交通影响下，一种倡导全球化研究视角、强调研究回归旅游本源，重视永续、紧凑和绿色的协同发展以及强调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旅游及旅游规划研究之思维方法，将会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影响旅游及旅游规划研究与述评。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形式，近些年在我国各个省市地区迅速发展。其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促进了社会资源和文明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共享以及财富重新分配的实现，推动了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天津蓟县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为蓟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城乡规划学的角度，通过对蓟县乡村旅游的现状阐述，总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规划策略，为乡村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