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认为现行“乡政村治”模式面临着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其他新型农村治理主体涌现的新形势，并从推进实用型乡村规划出发，开展乡村治理体系与公共物品供给和乡村规划改革研究。文章将乡村治理领域划分为公、共、私三大范畴，重点讨论如何借助新兴“乡村组织”实现基于“共”的公共物品供给，以及据此改变乡村规划中公共服务中心配置的具体策略和途径。

　　我国传统乡村的治理以精英为本，在正式与非正式渠道的二元治理结构下形成同时具有约束性和激励性的传统乡村柔性治理制度。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逐步走向高度集权的官治化，并在城乡分治的基础上形成以土地为本的当代乡村规划和建设的硬性制度。本文通过对传统和当代乡村治理的经济条件、社会基础和空间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提出实现乡村治理的制度改革的三个基本途径。

　　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原本是属于政府管理与城乡建设两大不同体系的内容，在城乡一体发展背景下，它们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而必须协同处理旧症结，解决面临的新问题。根据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的现实需求，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转型、融合、并进”已成必然趋势。在研究国内外乡村治理与规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民生为本，化城入乡、多元驱动”的乡村治理与规划改革新思路，探索贴近我国乡村实际且能够落地实施的治理与规划协同推进新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使“三农”问题再次受到高度重视。针对目前我国乡村规划中公众参与不足所导致的农民主体利益诉求被忽视、切身利益遭到损害的情况，本研究对乡村规划中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梳理，突出农民在乡村规划建设中利益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和构建适用于新时期适合中国本土乡村规划编制、审批和管理客观诉求的农民公众参与模式，强化乡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多途径的参与模式在决策、规划和实施三个层面来提高农民公众参与的强度和深度，确保农民成为乡村规划的主要受益者。

　　针对我国西南山地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下住区规划和设计的科技问题，研究分析了农村家庭结构及住区变迁发展的基本事实，提出家庭规模小型化、构成简单化、关系平等化和功能社会化等基本特征，分析了家庭结构变化与住区空间物质形态之间的互动规律。指出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当前西南农村家庭结构与住区建设存在空巢老人养老、留守儿童教育及家庭安全保护三大典型问题。提出了建立与农村住区养老功能相适应的住区形态、建设儿童成长家园、建设住区安全可防卫生活环境三个优化农村住区规划设计的策略。

　　在全球化过程中，德国乃至欧洲的乡村发展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特征。从后工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于乡村发展认识的转变出发，本文对德国乡村治理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方法进行了归纳，并从乡村地区发展的任务重点、制度框架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总结了相关经验对于中国乡村治理和规划工作的启示。基于内生性区域发展策略的要求，德国乡村治理工作从区域整体出发推动乡村地区发展，强调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促进广泛的社会决策，致力于在公共和私人相关者之间构建相对稳定的合作平台和互动网络，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加强社会认同，巩固乡村地区相对的独立性地位，实现外部调控与自我调控相互结合。根据空间发展的综合性特点，基于乡村治理的战略性空间发展规划在编制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面的政策和工具，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规划框架和协作方式，维护乡村地区空间的可体验性和场所质量。

　　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城市历史村镇成为一个城市珍贵但又脆弱的组成部分，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成为城市历史村镇保护、传承和创新特色文化的重要途径。根据参与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不同，将城市历史村镇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分为古建民居导向的展示模式，创意阶层导向的体验模式以及社区居民导向的参与模式，并以广州市小洲村、黄埔古村和沙湾古镇作为案例，对其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进行分类和比较研究，以期对国内城市历史村镇选择文化导向的更新模式带来借鉴与启发。

　　浙江诸暨斯宅古建筑群，虽拥有众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却养在深闺人未识，对此研究甚少，相关资料阙如。本文对斯宅古建筑群中的“灵魂”建筑——家庙与学塾融合的“华国公别墅”进行建筑空间艺术研究，通过对其基址特点、空间结构形态、空间感受及建筑装饰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旨在为以后研究提供参考。

　　航空城是依托空港并在其周边发展起来具有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区域。本文通过对航空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空港、临空产业、航空城”互动发展路径进行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三者发展关系。以北京顺义航空城为例, 分析其发展路径和计算不同时间节点“港、产、城”互动发展的灰色关联度，总结关联发展特征，并从“港、产、城”一体化发展、航空城与顺义区融合发展等视角为航空城建设提出建议。

　　着眼于基础设施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复杂动态关系，在对基础设施系统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基础设施系统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因果关系图和系统动力学模型。以上海市为例，设计了自然演变模式、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环境保护模式和协调发展模式4 种假定情景模式，运用VENSIM 软件进行政策仿真和预测。不同发展模式的分析和比较表明：协调发展模式是实现基础设施系统与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同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案。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决策支持。

　　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城市流模型，结合G I S 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近十年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的时空演变。研究表明：（1）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加，区域差异明显，联系强度总体偏低。（2）城市群空间联系方向以昆明为中心呈圈层式向外辐射状及沿南部、东北交通干线呈轴线式空间拓展，西北部空间联系强度最弱。（3）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对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影响较大，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及交通道路网完善，可以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基于认知权利理论和协调博弈理论，对原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分配模式的演变过程及现状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原农村集体土地权益分配博弈，是城市政府和原村集体及其成员，以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边界为基础，在各自的认知权利边界存在重叠、但未能被法定产权有效覆盖的区域，进行利益协调的过程。其中，存在两种权益明晰的模式，一种是城市政府借助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产权安排实现收益边界的明晰，另一种是通过收益分配博弈自下而上推动产权边界的明晰，深圳市城市更新政策的出台正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博弈形成各方认可的收益分配方案，进而通过更新改造活动完成空间重构，将收益分配方案固化成明晰的产权边界。

　　城市住房投资对住房供给有重要影响，故城市住房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分析城市住房投资的区域差异性，其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住房投资的影响因素，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别构建滞后一年和两年的住房投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城市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可达性和住房市场规模对城市住房投资均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在空间上存在区域差异。研究丰富了城市住房投资影响因素的时空研究，可为住房调控政策的地区差异化策略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是城市生态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应对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实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有效方法。本文从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内涵入手，针对不同地域类型的特征，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实践应用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研究认为，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研究难点。

　　为建立绿色交通体系，实现低碳生态新城的发展目标，分析了低碳生态新城的发展导向及对交通的发展要求。以低碳生态的功能要求和绿色交通的发展需求为导向，从交通需求、交通设施、交通运行三方面构建了低碳生态新城绿色交通发展指标体系。重点从土地利用模式、公共交通、道路网络、慢行交通、智能交通、新能源汽车六个方面提出了低碳生态新城绿色交通发展对策。

　　多主体仿真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计算机仿真技术，在研究复杂系统方面具有优势，也为城市空间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基于此，依托NetLogo 仿真平台，以20 世纪初电车交通影响下天津市商业中心的转移为例建立多主体仿真模型，从自下而上的新角度对这一城市空间现象进行解释验证，并根据仿真实践的结果对多主体仿真技术在城市空间领域的应用作以分析评价。

　　该文引入生命科学、生物学等学科经典思想、理论和方法，借鉴城市有机体、城市新陈代谢、城市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经验，构建城市生命体的理论体系。首先，从生命和城市的定义出发，分析对比了生命与城市在系统特征、生命特征等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给出城市生命体的定义。其次，对城市生命体的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剖析。最后，界定了城市生命体的五大基本生命特征，即新陈代谢、自适应、应激性、生长发育和遗传变异。

　　空间句法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定量化表达使它逐渐成为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重要工具。其理论基石“自然出行原则”认为，塑造城市使用者运动模式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特定的土地利用，而是街道网络的空间结构关系。以杭州的实证调研为例，测试了该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对其街道网络建模方法的三类难题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更多实证案例对该建模方法进行本土化调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这种模型的包容度，进行更好的设计决策。

　　居住形态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城市发展，其演化过程也呈现出一系列特征。本文选取1990 － 2008 年间南京居住形态作为量化研究对象，基于GIS 数据分析，从纵向时间层面回顾了自1990 年以来南京城市居住形态的发展，从横向尺度层面就市域－都市区－主城区－老城范围逐层进行分析，从而定性定量地对其发展特征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