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概念的政策化是城市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文章以成都的政策实践为例，聚焦“场景”这一学术概念进入城市政策的实践逻辑，揭示了中国城市情境中的学术概念政策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问题。研究表明，成都推进“场景”政策化经历了4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场景”进入决策者视野，这主要基于“场景”在阐释国家政策、讲好城市故事、社会影响力及概念的稳妥性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展现出政策亲和性。第二个阶段是“场景”进入政策文本，这是通过推动形成解决城市具体问题的政策框架而实现的。第三个阶段是“场景”进入政策实践，这主要是通过指南化、任务化、清单化等机制，让“场景”政策变得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最后是“场景”进一步彰显政策价值，这主要是通过打造以“场景营城”为中心的场景话语体系，推动场景知识再生产完成的。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大城市战略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城市已开展大量实践，但学术界对其建设路径探讨相对薄弱。“消费场景”作为一种新概念被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实践当中，旨在通过消费场景打造，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消费场景是城市美学价值的体现与生活方式的表达，也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孵化器”。成都在国内率先将消费场景运用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之中并取得良好效果，通过打造时尚潮购、特色街区、体育脉动、熊猫野趣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不同场景进行糅合，构建城市大场景，把城市宜居舒适性品质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体验，从而增强城市发展优势，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文章基于成都实践认为以消费场景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场景作为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的一种新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夜间旅游是现代城市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城市夜间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促进城市产业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彰显城市精神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城市夜间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文章从场景理论的视角出发，以18 个国家级5A 及4A 夜间旅游景区案例样本，在已有夜间旅游影响因素研究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舒适物分析框架，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 sQCA）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并不存在对夜间旅游高质量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单一因素，夜间旅游受相互关联组合的舒适物系统影响，其中自然—文化型组态、文化—商业组态和自然—配套型组态是其推导出来的高质量发展范式。结合分析结果，夜间旅游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加强顶层规划以完善夜间旅游舒适物系统，找准自身优势以探索合适的发展道路，推动文旅融合以促进产业业态创新升级。

　　创新和消费是城市发展转型的新动力。既有研究证明了城市便利设施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对其内在机制不甚明晰。从场景理论透视中国城市夜生活场景出发，基于35个城市的舒适物数据，利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提取城市夜生活场景的典型特征，并构建OL S 回归模型估计了夜生活场景对城市发展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夜生活场景蕴含着自我表达和睦邻这两类文化气质，是促进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其中，自我表达和睦邻均能促进城市消费力且自我表达能显著提升城市创新力。此外，对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超大城市来说，睦邻气质有所缺失，成都、武汉、长沙、西安等新一线城市自我表达气质还有待提高，南昌、福州等城市两种文化气质比较均衡但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广州、深圳、杭州在均衡性和整体水平上比较协调。据此，城市发展需要在“高度”和“深度”之间找到平衡，通过文化场景的政策方法营造高品质的夜生活场景释放场景红利，实现文化赋能消费和创新的协同发展模式，助力中国城市转型升级。

　　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近年在规划学界和业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场景营城”成为城市更新和活力再造的新思路，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合居民日常生活和需求习惯的消费空间设计方法。文章以长沙为案例，探索并实验一种基于无监督聚类方法的城市消费场景识别技术。研究利用窗口滑动方法构建场景识别单元，然后用无监督聚类方法对消费场景进行分类，最后，基于结果探究各类场景的分布规律和机制。研究发现，长沙的消费场景总体可以分为7 类，不同场景类别存在一定空间分布规律，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影响。本研究将机器学习无监督聚类方法应用于场景识别的实证分析，探索了一套智能化方法，帮助规划师、管理者等有针对性地精细化识别、布局相关舒适物设施，为场景营城相关实践提供技术工具。

　　为研究中国收缩城市的经济增长动力，文章基于DE A 模型的Ma l mquist 指数法定量研究分析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分解，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研究表明：中国收缩城市在收缩过程中仍普遍保持着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提升；但是技术进步效率普遍出现下滑，资源型收缩城市增长动力持续性不足的现象尤其突出。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因而表现出“普遍的经济增长、城市空间扩张与局部的常住人口流失并存”的本土化特征。在经济增长动力视角下，文章基于制度变迁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收缩现实的分析框架，较好地实现了研究成果本土化的深入挖掘。

　　文章研究2000 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的收缩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区域整体以增长为主，但也有少量城市出现收缩趋势且全部为县级城市。增长（收缩）在空间上表现出“中心—边缘”和“点—轴”结构特征。动态演变反映出近年来人口近域流动和新经济增长极现象。短期内人口规模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生活成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以及与区域相关的指标，长期则是经济水平。建成环境质量在长短期的影响均不显著。

　　以陕西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发展水平、人居环境、现代化水平这3 个城市评价核心要素，提出一套新的多维度收缩城市综合测度体系。运用CR ITIC- 熵权赋值法，结合A rcGIS 软件对陕西省86 个县域单元城市收缩水平及空间格局展开全方位分析。引入城市发展水平—人居环境—现代化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分析陕西省收缩城市协调发展水平。运用K- 均值聚类法，基于城市收缩水平、协调程度及集聚特性客观划分陕西省收缩城市类型，并对其特征及成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约41.86% 的陕西县域单元处于收缩状态，收缩空间呈集聚分布，城市综合发展基本处于失衡状态，K- 均值聚类法共识别出5 种城市收缩类型。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陕西县域城市发展建议。

　　当前全球发展环境正经历巨变，全球化范围程度逐渐扩大，带来全球发展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功能性城市区域的崛起。对我国而言，如何同时吸纳新一代全球网络发展要素和带动城市与区域内生发展成为未来国家与城市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文章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切入点，选取空港门户区域这类高度联通全球地方的功能性节点为对象，剖析全球网络关系下空港门户区域功能尺度跃迁的基础要素、角色转换与跃迁机制，并以成都双流机场等案例进行实证补充，构建空港门户区域的全球—地方发展模型，为未来全球地方网络节点的有效构建和城市区域的跃迁发展提供机制支撑与治理参考。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江苏省各地级市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度，从功能视角分析“三生”空间配置，并探索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1）人系统得分呈上升趋势，且空间差异明显；地系统得分的规律性差；人系统得分高于地系统，且两者变化趋势不一致。（2）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梯度分级，苏南基本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等级，苏中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等级，苏北处于低度耦合协调等级。（3）高度耦合协调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比例约为1.2:1.0:2.0 ；中度耦合协调区，比例约为2.0:1.0:2.8 ；低度耦合协调区，比例约为2.8:1.0:3.8。研究结果可以为江苏省各地级市制定差别化的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作为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探究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对于实现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马尔可夫链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09—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2009—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有提升，且具备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2）2009—2019 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指数有所提升，总体水平由初级协调转至中级协调，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以上海市为中心扩散，冷点区集中在皖北地区，高水平协同发展地区自身锁定效应明显，且对低水平协同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3）基础设施建设、消费水平、政府调控和对外开放共同驱动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且各影响系数存在空间差异。以上结果表明，探索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能为长三角城市群有关部门推进二者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

　　中国城市群从二维区域节点向三维空间网络转变，发挥了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引领城镇发展方向的作用。基于“产业—交通”耦合的视角，以兰州—西宁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计算选取兰州市区、西宁市区为城市群发育的辐射中心，结合空间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兰西城市群空间结构及现状发育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产业—交通”协调发展规律和空间差异特征，同时通过莫兰指数分析区域发展在空间上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兰西城市群发展面临空间层级结构简单、系统耦合度不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不相关等问题，据此给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同中国的经济转型背景息息相关，治理机制的演进无法脱离资本与乡村社会之间始终纠葛的历史脉络。基于“双向运动”理论，文章通过将乡村治理演进嵌入到特定的地方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场景之中，从市场扩张和社会纠偏的两维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工业村”治理演进的4 个阶段提供内在逻辑解释。结果表明，工业村的治理演进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工商资本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企业治理逻辑、治理组织渗透为手段，致使乡村传统治理机制不断瓦解与重构的逐利性表达。最后，研究认为构建市场与社会治理双向耦合、多主体嵌入的协同治理路径是推动市场有序准入、推动乡村治理的自我革新、实现乡村振兴的“善治之策”。

　　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对城市绿色生态空间进行科学模拟及预测可为保护国土生态空间安全提供支持。研究结合人工蜂群优化算法（artif 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ABC）和Logistic 回归分析构建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动态变化模型，模拟和预测2010—2025 年福州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演变，以探索福州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基于ABC-Logistic 模型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及可信性，能够动态展现福州城市发展变化；2010—2017 年福州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变化明显，生态用地总体数量减少较为严峻，特别是农田、林地和水体等地类，空间变化主要分布在城市东南区域，同时也说明福州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占用绿色生态空间，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与绿色生态空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在我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绿色基础设施（GI）在规划建设中开始受到重视。以徐州市睢宁县为例，通过MSPA（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法）分析1998 年、2008 年和2018 年3 个时期的GI 网络景观要素，根据斑块面积和连通性，分别提取3 个时期的斑块源地，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出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并通过空间句法分析了廊道结构和生态效益。研究表明：MSPA 和空间句法能为绿色基础设施（GI）网络格局时空变化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今后GI 网络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建筑是城市的景观主体和人类活动强度的关键表征，深刻影响着公园绿地的空间形态和布局特征。以苏州中心城区为案例地、路网街区为研究单元，从建筑的层数、占地面积、总面积、容积率、密度5 个方面，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等方法，深入探究建筑空间对公园绿地分布的影响作用及空间规律。结果表明：①建筑空间特征对公园绿地分异具有显著的作用效应，呈现出建筑密度> 建筑层数> 建筑占地面积的趋势；②数量关系方面，反映建筑绝对数量的建筑占地面积、建筑总面积与公园绿地极显著正相关，而反映开发强度的容积率、密度则显著负相关；③空间层面，建筑层数整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建筑密度表现为挤压极化效应，占地面积则体现出较弱的正向拉动。结合作用差异规律，从政策设计、修复更新、借力专项规划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针对性、差异化解决建筑空间与公园绿地的局部失衡问题，促进灰色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协同优化发展。

　　从生态补偿的内涵出发，基于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历程与实施效果，总结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并得出我国生态补偿的关键矛盾在于未建立制度性的科学测算、绩效评估，导致无法引入市场机制、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补偿的结论。因此，文章运用熵权法、TOPSIS- 物元模型法定量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进行绩效评价。通过对生态绩效、分工绩效、社会绩效、集约绩效等4 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构建，针对2010 年—2018 年期间东江流域的8 个城市进行定量绩效评估，得出相应绩效评价结果，并总结得出生态补偿标准仍待精确核算、断面监测方式有待商榷、只重干流、不重支流的补偿模式特征的评价结果，并对这一类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以期对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逐渐完善，居民小区和部队院落应逐渐对外开放的观点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关于开放式小区如何起到优化城市道路布局、减少道路通行时间、提高交通通行能力的问题成为社会热议焦点。文章根据Wardrop 第一平衡原理建立关于车辆通行的模型，并以交通运行指数、道路交通拥堵率和行程时间可靠指数为主要指标建立了道路交通通行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选取了拥有不同内部道路结构的小区，运用该模型进行了计算和评估，并定量地比较了封闭与开放两种情况下，小区周边道路的通行能力，并据此给出小区开放决策的合理化建议。

　　空巢青年是随着现代社会进步而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文章以广州为例，通过实地踏勘、访谈和网络数据分析，从承载、行为、管控3 个维度剖析空巢青年社群关系，从空巢青年社群居住空间现状和管理现状出发，分析空巢青年社群社交行为，提出空巢青年社群价值的实现路径，重构空巢青年的理想社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