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促进乡村要素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立足乡村发展要素和区域发展理论，根据发展要素强度、耦合格局、演变趋势，划分主导要素培育、辅助要素完善、多要素耦合等 3 个乡村发展阶段。通过综合解析乡村发展要素水平和耦合状态，依据村庄内部主导因素一致性和地域相似性原则，划分多种发展型、主导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不宜发展型等 4 种乡村发展类型，其中依据主导要素目标维度不同，主导发展型又可细分为特色提升型、产业引导型、农旅融合型、城乡协同型。按照乡村发展类型和发展需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概括分 3 种：①主导提升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通过村庄优势资源整合，识别并提升主导发展要素，促进乡村主导发展要素激活。②短板补齐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通过制定全域整治规划，解决乡村发展的短板问题，提升辅助要素发展水平。③优先发展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完善要素流动的市场机制，促进乡村发展要素全面耦合。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 2018 年从实践领域诞生的新概念、新做法。至今学术界较少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解释，其实践路径也不完善。文章在深刻理解乡村国土空间脆弱性基础上提出，如何构建韧性国土空间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此为突破点，构建了涵盖国土空间韧性原理、转型原理、多功能原理和共生原理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论框架。以此为指导，尝试遵循“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整治修复工程示范—供给侧优化保障”思路，构建韧性国土空间导向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路径。

　　国土综合整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亟须探索一套创新机制体系，以保障其有效落实。国土综合整治各要素、各环节间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加大了整治实施难度，唯有准确识别其复杂特征，才能够厘清问题所在，探索相应的解决路径。因此，文章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国土综合整治主体复杂性、过程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 3 个特征，识别了由复杂性引起的项目间缺乏系统衔接、资金统筹程度不高、内生动力不足等国土综合整治现存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构建了一套系统的、覆盖整治全过程的国土综合整治创新机制体系，以期保障国土综合整治工作有序、高效进行。关键词：

　　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增强两者的互动关系和集成效应。文章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内涵解析及趋势研判入手，构建两者的衔接与融合机制，并以广东省为例，探索基于生态修复规划分区的土地综合整治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对传统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的继承与更新，前者具有生态转向而后者突显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点。②土地综合整治的问题与生态修复的目标相衔接，内嵌于乡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内，并通过耕地与农田网络、宅基地与民居建筑等要素一一对应。③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在权属明晰、权利激励、市场平台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及价值转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最终达成两者之间的收益循环。④广东省内珠三角生态区、海岸带及北部屏障区的土地综合整治路径应各有侧重，服务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双重目标。

　　乡村地域多功能协同提升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乡村“三生”功能协同提升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交互关系的理论框架，以山东省王村镇为研究区，构建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区域特征解析，耦合“三生”功能强度与协调度关系形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分区格局，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揭示不同格局中乡村地域弱势功能，并提出相应的多元化整治模式。研究发现 ：①王村镇地区“三生”功能整体协调性较高，不同村庄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和不协调性 ；②王村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格局分为适度整治区、优先整治区和重点整治区，具有“点—线—面”的形态特征，农业生产资源匮乏、生活设施条件不便、绿地面积偏少等问题是“三生”功能的短板；③结合障碍因子组合情况，设计出 8 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用于实现王村镇乡村“三生”功能协同提升，进而助推乡村振兴。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更加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整治理念。基于土地利用调查、统计年鉴等传统数据的整治评估已经难以实现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评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评估与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立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发展背景，基于大数据的主要特征，分析大数据驱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念转变的路径，并梳理支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大数据类型以及大数据获取与处理方式，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要求，明晰大数据驱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动态评估的总体框架，阐明大数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动态评估中的应用方向，以期为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提供参考。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大数据驱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评估向“以人为本”、全面评估、动态监测评估、公众参与式评估转变；（2）支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大数据主要包括 10种类型，重点在于支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可行性评估、整治中监测评估、整治后效益评估；（3）大数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中—后”的评估应用方向分别包括耕地细碎化评估等 10 项内容、整治任务实施进展评估等 8 项内容以及用地效益评估等 10项内容。

　　社区堆肥是城市垃圾减量与资源化的有效途径，亦是城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分散式社区堆肥实践在国外方兴未艾，其中的理念、模式与方法亟待总结。文章探究了美国社区堆肥的目标、特点和类型，进一步选取其典型案例，分析各案例社区堆肥项目的实践模式，并总结美国社区堆肥实践的要点。最后，阐述对中国的启示，以期为我国社区生活垃圾治理提供政策参考。

　　消费驱动的生活模式导致城市废物问题日益严峻，促使城市向“无废化”转变成为城市研究与实践领域的重要问题。论文梳理了国外有关“无废城市”的相关研究，首先辨析了“无废城市”的概念、内涵与相关理论，其次分类介绍了国外评价“无废城市”的指标体系，最后从如何引导、谁来买单、系统怎样、谁更有效 4 个角度，阐述了国外城市“无废化”实践的相关经验。

　　我国城市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建设量增加，导致城市建筑垃圾产生量逐年递增，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建筑垃圾减量化处理刻不容缓。通过阐述国外建筑垃圾治理模式，分析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理现状及问题，最后从建筑垃圾治理与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衔接、构建建筑垃圾全过程减量化模式、完善建筑垃圾治理法律法规体系3 个方面，提出北京市建筑垃圾减量化的规划策略，为我国其他城市建筑垃圾减量化提供借鉴。

　　白水营是漳州东部一个没落的历史城镇。古镇开发面临着如何在承传存续中寻求创新发展的难题。基于韧性城镇生命体系理论，从白水营古镇当前特色产业链断裂、地域文化传承、生态环境告危和传统街巷空间肌理破碎等现状识别出发，探索出一套由形态、文态、业态合成的内生推力和由生态与政策制度势态构成的外在拉力共同合成的古镇复兴的动力机制。最后从产业、生态、文化、空间和制度 5 个层面提出白水营古镇复兴的韧性发展策略。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对建国以来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揭示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演化重构过程、空间现状格局及空间演化机制。研究发现，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格局演进趋势从向城郊扩散转为向主城集聚，且不同类型的创新型产业空间分布各异 ；创新型产业空间演化的机制包含四大方面：时代变革促进产业结构重组，政策制度变迁引起地理空间重构，资本逐利影响企业行为选择，智力密集资源促进产业空间集聚。最后提出沈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发展的引导策略 ：产业发展上培育顺应时代的新兴产业 ；在空间布局上，依托智力资源布局相关产业，建设多种形式的创新空间，同时优化整体的空间组织模式与空间布局，形成“城区 / 开发区—科技园/ 创新型街区—创新单元”3 种层次的创新型产业空间载体。

　　在巴黎多层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视角下，梳理巴黎有轨电车环线的特点和作用。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认为巴黎有轨电车环线的线网形态、修建时机、线网规模能很好地适应巴黎城市发展的阶段和要求，具有轨道网络优化和城市空间重组的双重效应，起到完善巴黎轨道交通网络，疏解城市中心人口，培育环形切向客流，重组多极城市空间的作用。文章理性分析有轨电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总结了巴黎有轨电车环线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城市公共游憩空间内涵界定和构建分类体系，运用 POI 数据和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长沙市公共游憩空间的分布格局，研究发现 ：1）长沙市公共游憩空间大致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分布特征，不同类别游憩资源数量对比悬殊 ；2）公共游憩空间分布呈现以五一广场为中心的“圈层式”结构特征，距离城市中心 3~6km 是游憩空间分布的“隆起带”，且不同类别游憩空间分布形态差异显著 ；3）各类游憩空间标准差椭圆均呈“西北—东南”偏转方向，但集聚态势与程度对比鲜明。社会游憩需求驱动、政府规划政策调控、“人文—自然”环境基底约束是长沙市公共游憩空间形成的重要机制。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和城镇养老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如何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满足老龄群体的户外公共空间使用需求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文章提出利用与养老人群密切相关的 POI 对其空间分布进行预测并论证基于不同养老人群分布进行绿地选址的必要性，进而初步探索基于不同养老人群需求的绿地选址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居家养老人群还是机构养老人群都和城市总体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且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分别运用核密度法、自然断点法和网络分析法进行基于居家养老人群和机构养老人群需求的老年友好绿地选址。最后对城市老年友好绿地系统的构建提出建议和展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已成为科研工作者深入挖掘科研信息的对象样本。文章以 2004—2019 年间 E080201 城乡规划设计与理论方向下 573 项基金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及共词分析理论，统计项目年度分布、项目类型、高产学者、依托单位和资助金额；利用计量软件 COOC1.9 和可视化工具 Netd raw，分析基金题目的关键词和词频，通过共词分析揭示出研究热点及趋势，以期为该领域科研申请提供有效信息，为学科发展助力。

　　以 16 本建筑规划学期刊所收录的乡村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引文编年图谱绘制，通过文献间的引证关系，分析其知识流动过程。结果显示：知识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民居聚落”“乡村景观”“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4 股知识流。其中“民居聚落”为经典研究，而“新农村建设”为当下研究热点，但知识传承关系较弱。跨专业研究为乡村规划提出了多元的乡村振兴议题，但如何从物质空间思考乡土问题，仍是学者需探索的道路。

　　随着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的日趋成熟，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加精准、快捷、有效的方法，在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治理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大数据的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尤其在公民隐私保护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伦理冲突。在大数据城市治理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城市主体充分适应大数据常态化生活，为其争取更多的空间权益，提升人们的满足感极其重要。文章从伦理和隐私的维度对大数据背景下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进行深入探析，分析大数据城市治理下隐私保护伦理问题，积极寻求破解之道，对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问题，提出构建大数据伦理准则等对策，以便在数据开放、利用、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使每个个体都能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女性建筑空间在过去的建筑学理论研究中鲜少被提及，随着社会学领域中女性主义的发展，城市与建筑中的女性空间和形式特征逐渐受到关注。在近代中国女性开始参与生产活动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的生活结构发生改变。文章以近代大学中女生特定的使用空间——女生宿舍为切入点，对比近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的男女生活空间，分析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女性空间的演变，阐明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探寻其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期引发更多对城市女性空间独特性的研究。

　　从保障房社区居住主体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居民个体特征与主体认知变量，构建教育、医疗、交通、安全、环卫、社会保障、商业、文体、行政管理 9 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究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受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住户期望与软硬件质量感知水平的影响，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层次化、多样性的特点，反映了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的现实问题。最后，从急需改进类、次要改进类和竞争优势类 3 个方面，提出实现保障房社区各类公共服务供需均衡，进而提升保障房社区公共服务居民满意度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