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村落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要素，又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工作对象。文章借助 CiteSpace 分析工具，对相关文献进行关键信息的检索、提取、分析和研判。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历史文化村落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依附研究、专属研究和拓展研究 3个阶段，主要围绕“本体机理的认知解读”“文化遗产的保护转型”“社会体系的组织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创新规划”4 大主题展开讨论，体现从“实体历史空间”到“复合多元要素”的对象演变、从“孤立对象保护”到“区域统筹发展”的目标拓展、从“单科定性”到“交叉定量”的方法进化等研究特征。最后，面对乡村振兴的机遇与乡村收缩的挑战，从研究视角、保护理论、实践方法等方面提出工作展望，以期为新时代我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市镇型历史文化街区是传统市镇被现代城市吞并后形成的特殊形态的城市文化遗产。它们既保留着整体性的传统市镇空间结构，又呈现了层层积淀的城市遗产空间形态，具有街区类型的特殊性。文章立足市镇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内涵和整体性遗产特征，探究其时空发展规律及保护问题的发生逻辑，并从市镇空间赓续、街区空间更新、街城空间融合 3 个方面，提出市镇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策略和方法，以期为此类街区的保护传承提供借鉴。

　　基于《红安县地名志》《黄州府志》等文献及红安县第二次地名普查数据，对湖北省红安县 4380 个地名进行分析，发现 ：红安县地名主要分布于县西南部丘陵岗地地区，地名北稀南密，与红安县南低北高的地势特征相反。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县西南与东南地区，“塆”“湾”“田”等主要地名用字反映红安丘陵岗地的山地环境特征与地方土地利用格局 ；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于各乡镇行政驻地中心及其周边地区，战乱、起义、革命等动荡时期外来人口的迁入与和平时期的生产发展塑造了红安的地名文化景观。地方军事革命史凝缩于县、乡镇和村落地名中，地名承载着中国“第一将军县”的革命故事与革命精神，“七里坪镇”“列宁市”等地名潜藏的红色历史文化值得挖掘与保护，可以发挥地名在地方实践中对红安县红色血脉的延续作用。

　　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演进和更替，造成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以不同的方式在城市环境中叠合的现象。这些文化遗产之间没有经过长期的相互适应和融合，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给文化导向下的城市空间重构带来了困难。文章从文化遗产叠合区的空间表达以及矛盾出发，以西安市礼制建筑区为例，探讨了文化叠合区城市更新的文化从属性、空间功能复合性等原则以及时空设计法和空间共生设计法等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推动作用。

　　文章基于空间三元论对文、旅空间维度进行划分，并结合耦合协同理论提出文、旅空间在文化信息、物质载体、社会行为 3 个维度的相互耦合协同。选取 5 个文化旅游型徽州传统村落（宏村、西递、龙川、唐模、呈坎）为案例研究样地，运用“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构建“文—旅”空间耦合协同度感知、地方依恋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三者影响关系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 ：（1）“文—旅”空间耦合协同度感知 3 个维度均对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为“社会行为层＞物质载体层＞文化信息层”，其中文化信息层对文化遗产保护行为无直接显著影响但可通过中介产生正向影响 ；（2）地方依恋在“文—旅”空间耦合协同度感知与文化遗产保护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文—旅”空间耦合协同度感知 3 个维度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恋双维度均正向影响游客文化遗产保护行为。

　　长江滨江岸线景观及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在长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以长江中下游 4 个城市的 8 个滨江历史公园为研究对象，结合风景资源类型对社交媒体数据中长江文化形象感知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游客对长江自然景观形象感知充分，但多停留在认知形象层面，缺少情感形象层面感受 ；游客对长江文化的多样性感知不足，对其深层次的感知较弱 ；公园内除了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文化，还有许多被忽视的文化价值有待激活。

　　文章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出发，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并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 2010 年、2020 年产业空间联系强度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①重庆市、成都市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和对外联系强度最大，且在研究期内提升幅度较大，14 个地级市之间产业发展层级结构不明显 ；②产业空间联系网络表现为以重庆市、成都市为核心区，以 14 个地级市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研究期内重庆市、成都市的中心性得到加强 ；③在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产业空间联系的角度给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相关对策建议。

　　传统的应急疏散空间规划主要关注避难场所布局，对疏散通道的关注严重不足，且避难场所选址缺少对多灾种及灾种间相互影响的综合考量，对人群疏散行为特征关注较少。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将应急疏散空间划分为避难场所和疏散通道两个层面，并从多灾种综合防御的视角进行避难场所的空间选址，给出了考虑多灾种影响的疏散通道重要性和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提出了基于经验研判和仿真检验相结合的应急疏散空间规划方法。通过对贵州省清江村的实证检验，发现该方法在灾害类型多的民族地区有较强的适用性，能够明显提升村寨疏散效率 ；通过应急演练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加强民众对灾害及避难场所的认知，能够明显地提升村寨的社会韧性。

　　城市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集聚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智慧城市主要采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段，来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和生活质量，实现城市运行效率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高。高校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校园数智化发展成为连接智慧城市和高等教育的关键纽带。文章通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智慧城市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总结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以加速推进大学校园数智化建设进程。

　　中心城区地域范围（以下简称“城区地域范围”）识别是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在以县城占据主导地位的京津冀地区，绝大多数中小城镇具有“城村交织”“城乡互嵌”的空间特征，面对推进实施以县城为主要引擎和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趋势，科学界定该地区中小城镇中心城区的地域空间，成为开展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第一环节。文章分析了传统土地调查以城镇村属性为“202 及 202A”用地图斑识别作为城区地域范围的局限性，以河北省宁晋县为例，对比在城镇基数转换、城市体检评估等不同工作思路中确定的城区地域范围的划定情况，提出适用于京津冀地区中小城镇城区地域范围识别的方法和途径，为支撑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判断城郊融合类村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村民主体对于乡村治理绩效的评价，是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考核方式。文章基于村民主体视角，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分析法对南京市江宁区 3 种不同乡村治理模式典型村庄进行绩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参与主体不同，3 种治理模式在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各模式在应用中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多元主体交流不畅等共性问题，相较而言政府参与度高的治理模式更受村民信赖 ；要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各村需进一步完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为了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站点早高峰步行接驳比例的影响，文章提出利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研究建成环境与步行接驳比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南京地铁为例，获取开放平台 POI 数据，结合规划路网数据、接驳调查数据等多源数据，选取并计算站点周边半径 800 m 覆盖范围内的建成环境指标，利用 GBDT 算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指标对步行接驳比例的相对重要度和部分依赖图。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岗位密度、路网密度、用地混合熵指数、出入口方向覆盖率和公交站点密度对早高峰进出站步行接驳比例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步行可达性存在双向的影响，而住户密度和出入口数量的影响是负向的。

　　轨道交通中心型站点吸引各类要素的快速交互，并通过触媒与溢出效应，推动人口和产业的高密度集聚，进而形成城市高能活力热点与核心发展节点。研究以成都和重庆 8个轨道交通中心型站点为例，基于街道尺度的人本视角，结合百度热力图、百度街景、POI 等多源时空大数据，并建立中心型轨道交通站点街道与建成环境与活力的关联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展开定量研究。研究发现 ：中心型轨道站域活力热点分布具有单边型、多中心型、均衡型以及外围型 4 种模式。功能密度、功能多样性、步行可达性、开发强度等建成环境指标与站域活力正相关，但绿视率却与站域活力负相关。重庆的站域功能多样性对活力影响的回归系数高于成都，垂直、紧凑、复合的功能混合布局模式更适宜 TOD 中心型站点开发。最后，根据机制模型与现状，从功能、结构、形态 3 个维度提出中心型站点建成环境优化策略。

　　推动都市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研究从形态、功能空间结构以及网络联系对我国典型都市圈展开演变分析。结果表明 ：（1）均为发展型的国家级都市圈表征出差异化的空间结构，如南京都市圈呈现均衡化形态空间，福州、成都、西安都市圈为单中心集聚，而长株潭都市圈呈多中心空间布局。（2）各都市圈配套功能设施供需匹配不足，资源要素分布不均。（3）多数都市圈呈现近中心城区的向心性网络联系趋势，区域网络协调初步形成。最后，基于研究分析，文章探索都市圈空间格局优化策略以及相应政策建议，推动我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与实践已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关注热点话题。文章在界定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治理概念的前提下，构建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和认知框架，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治理研究的主题特征和变化情况。针对既有的城市环境不公正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环境正义的城市空间治理内涵框架，从认知正义、程序正义与分布正义 3 个层面分析环境正义问题，并从治理目标和路径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城市空间治理如何迈向环境正义，以期为新时期我国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目标的高水平城市空间治理提供借鉴。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明晰城市空间增长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损益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典型的山水城市—杭州为例，基于多源数据，采用空间增长定量解析法、价值当量评估、四象限分析模型，阐明城市空间增长和 ESV 损益的规模强度变化，以此揭示二者空间关系，明确空间关系类型。结果表明 ：（1）从总体规模和强度特征来看，杭州城市空间增长和 ESV 损益存在错配现象，即规模上的此消彼长和强度上的同增共减 ；（2）从空间特征来看，城市空间与 ESV 的重心整体呈东西相向而行的剧烈转移态势，在方位上增长强度与 ESV 损耗程度表现为东部一致而西部分歧 ；（3）增长强度与 ESV 损耗程度存在高—高、高—低、低—低、低—高 4 类关系且作用空间存在差异，这是由各类型城市发展政策所致。基于此，提出城市空间增长和 ESV 保值增益的协同发展策略，以期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文章借助 2011—2021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 ：“覆盖广度”是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关键因素 ；相较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使用深度”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影响更大 ；“数字化程度”则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存在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保险金给付效率，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文章结论旨在为拓宽数字普惠金融研究思路、推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乡村地区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文章以乡村老年友好社区为主题，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量化分析，并根据关键词共现、国家—地区合作网络、研究热点和趋势等，将 2003—2021 年国外乡村老年友好社区的研究分为萌芽、起步、高速增长 3 个发展阶段。同时，依据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与关键词出现频次，重点分析社区发展、人本观念和社会参与、交通设施与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主题内容的研究现状，总结出现有研究呈现单一要素向包含社会、物质等多维度综合环境要素转变趋势，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社会导向与政策导向，未来研究与实践应使用动态发展视角，以应对乡村老年友好社区面临的不断变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