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合理与否对新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我国新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发展的轨迹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新城公共服务设施模式的实践进行研究，总结了等级配置模式、TO D 模式、专业化服务中心模式等三种类型，并对不同模式的核心理念、优缺点和适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通过武汉光谷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对三种布局模式和理念进行综合验证。该研究旨在对新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理论研究引发思考和启示，并为新城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借鉴。

　　在总览国内外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特点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内涵，发现国外研究集中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设施空间分布的公平性和可达性、服务绩效和居民满意度评价三个方面，而国内研究集中于设施配置标准、布局评价及规划选址与布局、配置现状及满意度评价三方面。根据国内外研究的特点分别进行文献综述，最后对国内外配置研究的差异进行了反思。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影响外来人口聚居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南京市江宁区殷巷社区为例，研究城市边缘外来人口聚居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聚居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不均衡；外来人口聚居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呈现出差异化的需求结构、特殊的需求偏好和典型的需求分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问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因素、规划因素与社区因素

　　在构建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灰色关联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天津市2000-2014年公共基础设施系统社会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在通过Kendall-W系数法一致性检验前提下，运用拉开档次组合评价模型对单一方法的评价结果进行组合评价。最后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组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进行事后检验，得到了2000-2014年天津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评价值。

　　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的模型中，距离衰减参数和有效服务半径是两个关键参数，然而已有研究中关于这两个参数取值的敏感性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以北京市养老设施为例，在重力模型法和两步移动搜索法相统一的模型框架中，对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可达性评价结果对两个参数的敏感性均较高，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分布特征。建议在实际研究中，应对参数取值进行多情景分析，从而得到更科学的结果。

　　产业先行新区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要发展模式之一。从开发区到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设施并重发展的趋势。生产性服务设施配置需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规律，且规模契合城市能级和区域分工；生活性服务设施配置需分析人口结构的演变规律，适应年轻人口的需求特征，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增强对高素质人群的吸引力。两类公共设施结合及多元文化融合有助于营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新区。漳州台商投资区项目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方法和配置方案。

　　人口结构改变在东北三省村镇主要体现在人口流失与老龄化两方面。人口结构改变已成为东北三省村镇现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如何适应新的人口结构也已成为重要挑战。从人口结构视角，结合实地调研，分析东北三省村镇人口结构与公共设施建设概况，总结村镇居民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情况及需求特征，得出人口萎缩与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公共设施建设的主要人口结构因素，最终提出东北三省村镇公共设施规划建设思考。

　　机动性与可达性是城市交通规划与设计的两个重要方面。通常，我们将人们利用各种交通方式出行的权力及便利性称为机动性，此前，我们常关注通勤机动性（如BRT）、商务机动性（如购物班车）和弱势群体机动性(如残疾人出行)，但往往忽视了机动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公务机动性。“公务自行车”因涉及绿色出行，同时又涵盖公车改革和降低“三公经费”等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论文为探究该公务出行新方式的可行性，以南京市鼓楼区政府的公务自行车为研究对象，对公务人员和普通市民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公务出行行为进行了随车调查和出行模拟，并在此基础上从出行效率、出行成本和碳排放3个方面对比了公务汽车和公务自行车两种出行方式。调查分析结果充分肯定了公务自行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广公务自行车这种合理可行的公务出行方式，并尽可能将其优点放大，进而从公共政策调整、规划设计优化和社会观念引导3个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新加坡正持续致力于提升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提高公众满意度。论文在简要介绍了新加坡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工作中陆路交通管理局、公共交通委员会和运营企业三方职责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服务考核机制与标准、服务改善策略与措施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在规范管理制度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包括建立独立监管体系、稳步推行错时出行计划、持续推进公共交通扩容计划、系统提升公交运行可靠性以及健全法律机制等。

　　收缩城市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中国在经历快速城镇化发展后，部分地区也开始出现收缩，但中外收缩城市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文从收缩城市的复杂属性出发，提取动因机制及表现特征为主要研究要素，对中外收缩城市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在动因机制方面，去工业化是引发早期西方城市收缩的核心因素，区域性去工业化引起山西等地区城市收缩；全球化引发西方单一产业地区收缩，在中国表现为资本向沿海地区集聚，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迁移；郊区化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心城市及地区人口流失、内城收缩，在广义郊区化进程下中国的城市中心与郊区中心共同发展；（2）在表现特征方面，国外收缩城市普遍为中度收缩，处于收缩后期，中国普遍为低度收缩，处于收缩初期；国外房屋空置体现“真实”收缩，中国房屋空置在村镇层面体现“真实”收缩，大中城市出现“虚假”收缩；国外收缩集中在区域中心地区及城市，空间分布呈“中心空洞，边缘丰满”，空间规模呈“人口流失—空间收缩”，中国收缩集中在区域村、镇等边缘地区及县级市，空间分布呈“中心丰满，边缘空洞”，空间规模呈“人口流失—空间扩张”。

　　新型城镇化时期，经济发达地区城镇与城镇之间空间趋近现象引起关注。深入分析城镇之间空间趋近和博弈现象，探讨跨镇域城镇空间整合的影响因素。提出以空间布局整合为导向，结合行政区划调整的跨镇域空间整合方式。并从整合规划的决策方式、公众参与、文化支撑机制三个方面提出跨镇域空间整合机制。

　　作为我国主要的人口集聚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建立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模型，从城市群、分地市、分县3个尺度，定量揭示并对比分析了三大城市群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格局，研究表明：长三角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最高，地市差异最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社会经济协调度县域优良率分别为100%、97.92%和87.10%，讨论并提出了其形成机制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公众对城市环境满意度和城市环境客观绩效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城市环境投入并不一定能带来公众满意度水平的提升，与理论假设不符；公众满意度与城市环境客观绩效中的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提高效率有助于满意度水平提升；公众满意度与客观绩效的效果性呈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比起投入类和效率类指标与满意度的关系更加紧密，可见当前中国城市环境绩效需要重点关注并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果。研究最后从投入、产出和过程3个角度提出了提升城市环境公众满意度的相关策略。

　　本研究以东北三省为研究对象，提出假设：①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能源消耗增加，提高城市紧凑度可以降低能源消耗；②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紧凑度降低导致能源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增加。在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度量城市规模和城市紧凑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估计方法，借助Eviews分析软件，对堆积数据分三组进行分析，第一组的解释变量为所有省份的城市规模和城市紧凑度的一级指标，被解释变量为能源消耗总量，第二组的解释变量为所有省份的二级统计指标，被解释变量为人均能源消耗，第三组为分省份的城市规模和紧凑度一级指标，被解释变量为能耗总量。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能源消耗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提高城市紧凑度对降低城市能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不同的城市由于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不同，提高紧凑度对抑制能源消耗的作用强度不同，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大差异。

　　在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等理论与规划思想指导下，我国城市未来将面临生态环境的全面优化和提升。从树种环境适应性、树种选择与技术改良、树种评价三个角度对墨尔本城市景观树种的发展历程、规划原则、目标以及规划策略做了相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相关规划现状做了思考并提出了建议，以期对科学推进我国城市景观树种规划起到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07-2013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从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两个制度因素视角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和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均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由于两者内在的交互影响，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负向作用强度，这些结果在分别将其他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时均稳健成立。调整中央—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局面，改变集中于财政增收和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方式是改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可行制度安排。

　　从城市记忆视角，选取南京秦淮灯会作为典型个案，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地方重大节事活动感知维度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游览者对实体记忆要素的静态感知和“活化”记忆要素的动态感知共同构成感知的双向维度，是凸显秦淮灯会地方性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因此，地方重大节事活动作为保护城市记忆、塑造城市形象、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在当下的保护与发展任重而道远。

　　南岭四省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多元交融的灿烂文化，又是重要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根据地，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和民族民俗文化造就了特殊的城市文化和记忆，形成了丰富多彩和地方特色明显的地名文化。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南岭四省城市地名的消失和更替阻碍了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对城市记忆的保留与传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本文对城市改造过程中南岭四省城市地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城市记忆的保留与传承的作用关系进行研究，构建出了城市改造质量、城市记忆保留与传承、城市记忆工程和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的作用机理理论模型，针对地名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法规标准、地名标志、地名规划和数字地名四个子体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及技术路径，并研究了基于城市记忆的地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影响。

　　晋蒙交界明长城沿线堡寨式聚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几百年变迁现已成为普通聚落。本文选取明长城沿线老牛湾堡至铁山堡段军堡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资料和实地调研，初步探析堡寨演变的三种类型：聚落规模不变在原址上进行人口繁衍，聚落在原址边界扩张，聚落废为空城或另建新址，提出堡寨演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