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在消费的研究中日渐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消费作为“买后世界”所展示的再生产、价值和情感等内涵，也得到文化地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经济与文化对话的形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消费这个命题，而商品链从生产、贸易到消费的系统分析，成为实现这一对话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在探讨消费主题下经济与文化对话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在交叉视角下解读城市更新中对空间这一特殊商品的消费。从象征到物质，消费的文化力量是否能够使消费者获得自主和自由，在文化地理领域逐渐得到更多新的解读。然而，在商品链消费政治这个共同领域的研究表明，消费力量的崛起虽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消费端的地位似乎仍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其附属和被动的角色被掩盖在繁荣消费的假象之下。借鉴经济地理的视角，更深度地结合经济 / 物质维度的分析，对消费文化地理未来的发展是必要的。

　　作为资本与城市经营结合的产物 , 在城市中心建设大型购物中心已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现象，其带来城市空间结构和传统地区的社会生活剧烈重构。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大型购物中心在内城及城市中心崛起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影响的基础上，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的空间”与“感知的空间”概念，以南京水游城购物中心为例，剖析城市传统商业地区大型购物中心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特征与机制。研究指出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对地方具有强力控制和影响，来自居民和消费者底层的挪用和抵抗是生动、丰富却又是边缘和脆弱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有助于启发城市政府、公共利益部门以及规划设计机构在城市更新与引入开发项目中更好地协调矛盾与冲突，以保护地方特质与传承历史文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度假文化在中国扎根滋长，在此趋势下，一些热点旅游城市已鲜有角落未被资本涉足，资本的铺陈使原本位于滨海的海湾资源快速纳入城市消费空间体系。文章以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为例，基于福柯权力空间视角，构建了“利益主体博弈—权力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城市滨海空间开发中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开发企业、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关系进行了剖析，解释了在权力网络下，旅游城市滨海空间生产的过程、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其开发过程中经历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政企合作三个阶段，形成基于利益联盟的竞合关系：宏观上是战略合伙人，微观上又存在着权力制衡。游客追求一种臆想中的、已经发生异化的原真性，开发企业以一种“文化经纪人”的方式，将空间商品化，打造现代化的旅游度假区和度假文化。游客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地社会中，引起旅游地村民的思想变化，发生文化涵化的过程。目前，亚龙湾度假区整体建设已经较为成熟，而政府大力推进的海棠湾度假区势必与之发生竞争，未来，亚龙湾需要在保留彝族文化原真性的同时，考虑结合建设国家自贸区、自贸港的契机，焕发新一轮空间生产的活力。

　　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催生了越来越多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消费空间。其中，迪斯尼化的消费空间生产由于受到社会结构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而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文章以南京江宁“太阳城”购物综合体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人们在“太阳城”的活动方式和消费体验，进而运用消费空间生产理论，从“规训与抵抗”这一内在矛盾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迪斯尼化消费空间生产的机制。研究认为，在迪斯尼化消费空间的生产中，虽然资本规训的广度和强度都在扩大，但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抵抗仍然在持续。这其中充斥着资本以及外来文化对消费者的规训和消费者自下而上的排斥与自适应活动，因而是一个不断斗争与妥协、适应与创造的过程。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中国当代中产阶层财富和文化的崛起，乡村成为承接城市消费转移的新空间。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洋家乐”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认为“洋家乐”的乡村消费空间构建可大致分为“洋家乐的兴起——资本投入多元发展——政府引导转型升级”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乡村的物质空间再造、社会重组以及文化重构，对乡村振兴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本土性空间造成挤压与边缘化。因此，这是一个不断的斗争与妥协、改变与创造的过程。

　　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市县行政管理架构日趋扁平化，在激发地方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地方竞争日趋激烈。规划权是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权力要素，并且贯穿市县政府利益博弈的始终。从规划权角度切入，认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市县之间难以形成平等互信的沟通与合作模式，往往容易陷入囚徒困境的博弈悖论。应通过构建市县之间双向沟通平台，并通过上级政府的监督机制增加非合作博弈成本，促进市县之间形成新的博弈均衡。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土地、经济、生态、社会五大要素协调推进的统一整体，本文运用层次分析—熵值法、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并结合障碍度模型对 2005-2014 年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时序变化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结果表明 ：① 2005-2014 年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不断上升，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是影响成渝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②研究时段内成渝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协调度不断增长，子系统的两两协调关系变动趋势基本与之一致，其中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间的协调水平最高，城镇人口比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间协调水平最低，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③城镇人口比重、人均 GDP、职工平均工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非农人口规模等成为影响研究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子。成渝城市群应重点突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巩固和提升新型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

　　文章分析了珠三角近郊型小城镇的空间特征和转型发展的区域背景，并结合“流空间”理论等新区域观，提出了面向城市群的小城镇空间发展理念，即“网络城市”的区域整体观、“社会容器”的人本主义观、“宜居宜业”的双重城市观。基于此，文章以中山市沙溪镇为例，从空间格局、空间要素和重点分区等方面提出了空间优化策略。具体包括 ：区域格局要组团统筹，融入区域，提升能级；城镇格局要优化布局，促进空间融合；公共设施要集中布局，全面覆盖，提升等级；交通设施要强化内外联系，提高通达度 ；建成环境要提升品质，塑造景观风貌 ；旧厂和旧村要分类指导，建设现代社区 ；大型项目要打造专业化组团功能。

　　控规调整是控规实施的修正、适应和优化机制。由于城市规划专业和控规调整这一管理事务的特殊性，控规调整的管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者的行政裁量。在制度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行政裁量极有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导致其未能承担好主要的责任，令控规调整的实施效果偏离了制度原旨。立足当下，控规调整管理的改革重点应着眼于如何令管理者的行政裁量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本文借助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了作为公共利益和城市利益“代理人”的管理者在控规调整管理中的主要责任，以及实现责任所面临的困境和来自行政裁量的威胁，并进一步探讨了适合于控规调整管理的行政裁量控制途径，提出了在“正当程序”基础上，以完善“实质内容”为核心的制度机制方案。

　　田园城市融合了城市与乡村优点，同时又极力避免二者一些缺憾，具有动态多样的内涵。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田园城市内涵百年间在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改变的事实。为了探究田园城市理论的丰富内涵、演变过程以及国内外建设经验，本文立足于动态视角，发现田园城市理论内涵经过了“初始界定——具体实践——内涵变化——反思——回归和丰富”的演变历程，并提出较为符合我国国情的田园城市内涵。同时，总结新加坡城和我国成都市营建田园城市的实践做法，为致力于建设田园城市的西咸新区提出相关建议。

　　社会公平已成为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理念，针对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将社会公平进一步解读为地域适应性、空间公平性和社会公平性三个层次，并建立相应的布局方法。地域适应性重在对研究案例所在地域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相关变量要素的适宜性进行研究 ；空间公平性主要体现为居民对公园的选择机会和出行距离的相对均等 ；社会公平性重点关注人均有效公园享有水平的均等，为此借鉴区位熵原理提出公园绿地享有度的概念与分析方法，作为主要评价方式和公园用地布局及其优化的重要依据。

　　随着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战略，创新也将成为国内城市主要的城市职能。对城市内部创新空间结构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广州为例，基于网络开放的个体专利申请受理数据，利用地理编码技术和空间网格化手段，探索了城市内部创新空间结构演变分析的新方法。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创新空间呈现出中心极化和空间扩散趋势并存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环境转变、创新主体分布和政府决策是影响广州创新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城市内涵式发展视角下，研究棚户区改造安置模式选择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各类棚户区改造安置模式与城市内涵式发展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建立了棚户区改造安置模式选择系统的动力学模型。以西安市为例，选取了作用于各类棚户区改造安置比例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系数、棚改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棚改居民就业水平和货币化安置评估价值上浮比例 4 个变量，运用 Vensim 软件进行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表明 ：西安市在安置模式选择中，集中异地安置模式适用于需要调整产业结构的区域，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促进集中异地安置；货币化安置模式适用于需要提升 GDP 规模且商品住房库存较大的区域，可主要通过提高棚户区居民就业水平来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以提高货币化安置评估价值上浮比例和棚户区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为辅助 ；在不影响区域整体规划且商品住房库存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可选择集中就地安置模式。

　　当前，存量更新成为半城市化地区空间修补和提升的重要途径。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已经开展了近 10 年，在城市发展转型和“城市双修”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和改善。以南海区“三旧”改造实践为例，建立“三旧”改造数据库，从时空维度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三旧”改造实施的现状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

　　近年来，世界许多城市面临着水短缺、水泛滥或水污染等问题，海绵城市建设势在必行。美国海绵城市建设起步早、发展快、影响大，而且气候带与我国分布极为相似。通过梳理政府机构报告和学术文献，归纳美国在不同气候带和功能区下海绵技术选用准则和规律，并运用网络爬虫技术，采集了美国海绵城市建设的 125 个典型案例，统计推理出不同气候带下各功能区所选用海绵技术的高频组合，印证前文所归纳的准则和规律。最后，结合我国 30 个海绵试点城市的气候特点和技术选用现状，提出美国海绵城市建设技术选用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主要包括不同气候带内城市的海绵技术组合策略、因地制宜地选用海绵技术、加强对海绵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本文通过分析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绿化布局特征及绿化不达标原因，认为既有城市规范的绿化测算方法并不适宜用来评测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这一特殊地块。通过对绿地率及绿容率的比较研究，认为绿色容积率是一种更为精确的衡量历史文化街区绿化数量的测算方法，并通过对场地温湿度的研究进行证明。

　　我国新农村住宅的工业化发展亟需一种科学高效可持续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CSI 体系就是借鉴了日本经过多年研究出的 SI 体系，将建筑支撑体和围护体有机分离，实现建筑物的长寿化、灵活性、绿色节能技术化、工业配套化与后期运营管理规范化。笔者根据我国特有的 CSI 体系对中国新农村住宅展开研究，采用“零能耗”建筑技术与理念，高效利用太阳能等绿色建筑技术 [1]，以期实现新农村住宅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参加 2015 台达杯设计竞赛获奖方案为例，铨释出未来新农村住宅有序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