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自于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城市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 型”关系。由净工资曲线、劳动力供给曲线决定的城市人口规模均衡点，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城市人口规模。而最优的城市人口规模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技术条件、基础设施、政府治理的改善而变化。推动城镇化发展，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结合过大城市分流，促进小城市发展，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途径。

　　根据1990-2015 年浙江省68 个市县单元的人口统计数据，借助Arcgis 技术，运用线性回归方程、人口分布指数法、偏移—增长法及增长速率统计法，研究该地区人口变迁的时空特征，分析浙江省城市化人口承载空间主体的变化趋势，为省域空间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结论为：（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下，25 年来浙江总人口快速增长，经历了稳增、剧增、滞涨三阶段；（2）在全省人口密度提高的同时，人口分布密度的地区差异性同步提高，人口集聚中心逐步由中小城镇密集区位向大城市区位迁移；（3）县域人口占据大部分比重，但占比持续下降，省域中心城市人口占比持续上升，地区中心城市人口占比基本平稳；（4）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区形成了省域人口增长的高值区，但三大都市区呈现出不同的人口成长阶段与模式特征；（5）全省形成了超高速、高速、中高速、中速、低速、负速六大人口增长区域，并呈现出九种增长变化趋势特征。

　　为探究各省会城市人口集聚是否存在、达到最优及其对该省（自治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26 个省份（自治区）1997-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存在省会城市人口集聚的最优水平；2）随着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度的提高，对省域经济增长在计量上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3）2013 年的数据显示，多个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度远高于最优值，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最优水平附近的省会城市所在的省份会有一个经济、社会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副中心城市。因此，各省（自治区）应该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培育副中心城市，分流省会城市人口，实现省域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优化城镇体系布局。

　　人口空心化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村庄人口空心化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优化村庄体系布局十分重要。本文基于山东省六个乡镇的调研数据，在GIS 平台上采用泰森多边形、标准差椭圆及道路缓冲区对乡镇人口空心化村庄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空心化村庄分布相对有规律，为连片实施差异化村庄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村庄人口空心化率影响因素，发现仅有距省道、县道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这与现行村庄发展前景评价、保留村庄选择中通常考量的因素差异很大。

　　中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发展速度与规模令全球瞩目，但与此同时亦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城市的人口收缩，对城镇发展与空间重构带来了深刻影响，有关中国城镇人口收缩的讨论正成为热点。本文以中国县域单元城镇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 年和2010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测度指数以识别中国人口收缩程度及其空间格局，进而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人口结构、行政管理体制等五方面对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0 年期间，中国超过1/3 的城镇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其中绝大多数人口收缩的城镇人口规模下降幅度较低，收缩程度较轻微；（2）中国人口收缩呈现“一核心、两带、两片区”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明显并以高—高集聚为主导；（3）影响中国人口收缩的因素和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人口结构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人口收缩城镇影响较大。

　　“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土地及其附着于其上的制度安排，正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土地财政更成为人们关注与分析的热点。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土地制度安排中独特的根本属性在于公有制。这一属性源自于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并从根本上规定了土地财政的性质、意义和功能。客观看，土地财政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现金牛奶，为各地基础设施建设、中高端产业培育、城市更新与升级、公共服务与民生事业发展等提供了有力支持。破解土地财政困局，既不能对土地财政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坐视不管，任其畸形发展，而应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采取稳妥有效的办法来消解。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南京接连遭受兵燹，城市建设和发展一度停滞，城市面貌破败不堪。在这种惨淡的大环境下，下关却从原来城外的荒滩野埂一跃发展成为了南京的另一个繁华地带。这种“突变”看似偶然，却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必然。本文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下关商埠的兴起和发展分起步、繁盛和突破三个阶段进行梳理，内容涉及近代交通发端、码头航运兴衰、三次界址变更、四次计划制定以及在乱世中下关能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等。

　　历史街区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明显滞后与城市化的演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深度矛盾，导致地上空间拥塞、交通负荷超载等问题日益尖锐。轨道交通的介入是快速疏散旧城区人口的最有效途径，但同时也会给历史街区带来不可回避的冲击和不稳定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其既存结构退化，甚至消失。因此，轨道交通站域设计在前期须进行前瞻性规划，力求以传统街区的独特风貌取代趋同的空间模式，并且对站域空间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才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属性转换。

　　遗产影响评估是遗产保护管理的一种新方法，加拿大是较早开展的国家之一，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适合该国遗产保护和规划管理制度的方法体系。加拿大遗产影响评估实施的目标是强化涉及遗产及遗产保护地区的建设项目和相关规划的行政许可审查，确保遗产价值在建设开发活动中能得以延续。应用中，通过遗产管理系统识别受影响遗产及其价值所在，并研究评估影响，提出决策建议及缓解措施，最终通过规划管理系统采纳评估结果并予以落实。

　　充足的总量供应及合理的空间配置是现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乎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其核心价值始终是以人为本，为此，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公共服务消费特征探讨，有助于从需求角度审视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有效性及公平性。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徐州市居民文化消费行为特征，并据此提出徐州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策略，从而为推进我国中小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反思传统的水平城市规划模式，推动城市由水平发展走向以功能混合、高密度居住为基本特征的垂直发展，是解决职住分离、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等城市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首先深入剖析城市垂直发展的动因；其次基于案例分析，以马赛公寓、六本木H i l l s、西咸立体城市为典型代表，再现城市垂直发展所经历的建筑综合体、城市综合体、立体城市三个阶段；最后，总结典型案例的经验与启示，为推动我国城市垂直发展提出建议。

　　在市场一体化、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实证模型分析等计量方法，利用长三角2001-2014 年1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地区人均G D P、市场一体化指数和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指标，对二者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和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化的交互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说明市场一体化与城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融合，互相带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且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2010 年前后存在显著差异。这对中西部地区正处于起步和加速阶段的城市化和市场一体化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征收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通过国有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推行PPP 模式与设立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是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的主要方式。但是，当前各地区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诸如地方政府债务增势明显遏制，国有融资平台面临较高债务风险和政策限制，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缺乏稳定明确的政策和机制环境，房产税征收试点效果不理想并引起较大争议，P P P 模式面临制度缺陷和个别地区政府契约精神缺失，新型城镇化基金运营模式亟待创新，管理需进一步规范和严格等。所以，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创新资金保障，要加快国有融资平台的转型并进行公司治理与经营模式创新，完善房产税征收细则并进行房产税税收金融创新，统一和完善PPP 模式的法律体系，加强新型城镇化基金的监管与引导。

　　随着临空产业的集聚，机场周边已由单纯的航空枢纽发展成为功能复合的城市区域，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梳理了典型机场临空经济区发展规律、交通出行特征以及交通系统构建方面的经验，指出临空经济区因产业集聚诱增大量出行需求，同时出行特征与机场旅客差异显著，在交通系统规划阶段须独立分析。结合北京新机场设计规模及区位特征，提出在明确交通出行需求及特征、编制交通设施规划等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通过对信江流域河口古镇的近代商业建筑样式进行测绘与分析，以建筑的立面形态为考察点，将其在西方建筑文化渗入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演化及发展出的类型梳理、归纳为五种建筑式样，即：传统阁楼式、楼廊式、门罩式、门楼式和骑楼式，并把这些形式演化、发展的手法总结为三大特征，以期为信江流域传统城镇在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保持城市形象的历史特征提供借鉴作用。

　　新时期城市群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其内部城镇体系格局经历着快速变化。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引入城市网络视角，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联网络、权力序列、内部协作、圈层结构等方面分析其城镇体系特征，并基于本地化下的路径依赖、全球化的马太效应与系统演化的惰性三个维度解释其形成机制；判定武汉城市圈尚处于本地化作用主导阶段，全球化作用不足以撼动传统体系结构。并从差异化发展角度给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通过分析个体城镇化的行动逻辑起点及其生成的过程，得出个体主要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及可预期的收益做出城镇化决策。认为个体进行城镇化实践的三大基本诉求为就业生存、社会保障和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提出更为实际的城镇化发展思考，即依靠市场和经济规律来调节个体行动，充分保障个体利益，整合、平衡多方利益。并以黄冈市罗田县匡河镇27 个村庄为实证，进一步印证个体城镇化的行动策略、行为方式及其空间表征。总结得出唯有深入把握每个个体的行为动机和特征，才能深刻认知城镇化的内生规律。

　　研究目的：探讨UGB 划定的理念和方法。研究方法：以重庆为例，将基于智能体的模型(ABM)与UGB 划定相结合，整合生态控制刚性边界和城市增长弹性边界，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划定UGB。本文模拟4 种不同政府类型下的弹性UGBs 方案：即一般型政府(GG)、谨慎型政府(CG)、开发型政府(DG) 和放任型政府(MG)。研究结果：4 种方案下的UGBs 方案各有优劣，如CG 方案追求平稳发展，城市开发受规划控制较严，强调耕地保护目标和城市空间紧凑发展；G G 方案表现仅次于C G 方案；D G 方案更强调经济驱动和城市扩张，城市开发部分越过规划红线，致使城市紧凑度较低；M G 方案中对城市开发管制较少，出现了明显的蔓延趋势。研究结论：A B M 模型校正的像元吻合率达到82.92%，其模拟结果可作为弹性U G B s 划定的参照，但还需根据城市规划目标来调整，尤其是体现多中心组团式的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