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中的大量公共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旧有的城市公共空间因不适应快速的发展而逐渐衰败从而成为社会的负担。如何使这些衰败的城市空间再生，恢复其活力，重新满足社会及人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其进行再生设计成为一个新兴的话题。本文基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人的特性，与周边界面的关系以及作为公共聚集场所的功能进行了相应城市公共空间再生设计的探讨，并以实例分析来印证，对城市公共空间再生设计的基本要素进行剖析。希望借此引起对衰败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新、再生问题的思考。

　　城市建筑与城市开放空间之间，自古以来存在正负共构、互相促进的现象，共同促进城市有机发展。然而城市的发展往往由“正形”的城市建筑为主导，“负形”处于辅助地位，现代城市体现为实体的城市，而引发各种问题。本文从图底关系中正负共构、反转相生的关系出发，指出在城市建设中，可以通过城市开放空间的置入，以“负”为“正”，充分利用其跨界耦合能力，平衡城市不同片段的异质关系、新旧关系，实现城市的平衡有序生长。

　　由于受历史、发展水平及规划理论相对滞后等因素影响，我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没有较好地与城市大规模扩张、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相适应。本文对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体系进行了分类与特征分析，对其基于层级、网络与功能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理论进行分析与解读，以期其较系统的规划理论与方法能够对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空间功能优化与城市公共空间景观多样性发展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从城市设计与城市开发共同塑造建成环境的现实出发，以两者相关联的视角，分析了新加坡中国广场城市设计在过程设置、编制方法、实施管理等方面与城市开发建立良好关系，以促进实效的策略方法和制度安排。借鉴新加坡经验并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了改进中国城市设计的建议，包括建立与开发进程耦合的城市设计体系；将城市设计框架、内容以及导则编写与开发操作接驳；以及通过法律授权和完善机制强化刚柔并济的开发管理以促进实施等。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下，如何评价和改善步行环境成为重要的议题，对其评价方法的研究也不可或缺。本文结合国外的理论研究和评价实践，将步行环境评价方法归纳为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行为感知评价方法和基于GIS数据库的评价方法，总结其评价指标和相对权重的确定思路，并比较分析优缺点；介绍近年来评价工具精细化的发展趋势，提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步行群体的特殊指标，同时移动工具在评价过程中的应用也使得数据采集更加准确和细致；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反思，期望对我国步行环境评价研究有所参考和借鉴。

　　环台北河滨自行车道为运动休闲型绿道，是台北市建设生态城市、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其规划充分利用河滨高滩地兴建自行车道、设置运动休闲设施并串联河滨公园，达成改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构成、构建带状城市综合游憩区域、促进城市单元紧密联系三个方面的城市互动作用。通过公私协力合作、规范技术标准及多元推广手段的策略来保障实施管理与宣传推广。这些经验可为大陆地区的城市绿道建设提供相关借鉴。

　　引入路径依赖理论框架，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工业遗产社区在一系列正增长机制影响下，形成“单位制”、“政府主导”保护路径，并衍生出体制、政策、主体及资金方面的负锁定效应。在以旧城改造为主导模式的城市更新进程中，应通过构建多元化保护主体，创建遗产保护政策体系，建设社区商业综合体，创新产业化利用方式等路径，突破目前保护路径的闭锁效应，实现工业遗产社区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

　　研究和分析了“全球战略”研究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转型过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的理念转变趋势，以及在这一转型背景下的重要学术探索和保护研究成果。对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反思，提出促进保护意识的道德化、达成保护理念的文化共识和展开保护行为的长期监控等措施。

　　同城化已经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从同城化的内涵出发，首先提出构建汕潮揭城镇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汕潮揭同城化；通过分析汕潮揭同城化的现实基础和约束条件，从空间布局、职能分工、产业协作、快速交通、生态环境管制、水环境整治等方面提出构建汕潮揭城镇群、实现同城化的实施路径。

　　针对目前天津港大发展时期出现的土地利用粗放、港城空间分离等问题，本文选取新加坡港口作为比较研究案例。以港城关系理论为基础，通过纵向比较港口的空间演变和发展阶段，揭示形成目前空间布局的动因；通过横向比较港口产业类型、空间布局、土地利用规划、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等，提取出天津港发展中可借鉴的规划经验。

　　“90国标”在长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呈现其不适应性，“新国标”在城乡统筹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和规划工作需求转变的影响下应运而生。文章详细分析了国标更新的成因机制，接着从出台背景、适用范围、用地分类体系和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四个方面对新旧国标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指出“新国标”与“90国标”在规范和指导城乡用地分类方面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并对“新国标”的继承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阐明“新国标”仍存在对混合用地控制不足、对土地的过程性控制不足、分类深度不足及绿地分类与绿地标准衔接不足等问题，最后提出增加混合用地类型、深化分类层级性、建立地方标准等建议，旨在使我国的用地标准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以满足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

　　针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心城市外围新市镇发展的需要，南京市全面启动新市镇城市设计，期望新市镇成为新时期城乡发展一体化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承载空间。本轮新市镇城市设计试行了3个创新，包括在技术目标层面着力达成城镇功能和品质的共同提升，在制度目标层面尝试以城市设计协同法定规划编制与实施，在组织目标层面致力于多元主体参与。以高淳区6 个新市镇的城市设计为例，对城市设计技术、制度和组织创新的成效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市设计的技术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城市设计协同法定规划体系有路径可循，多元主体的参与度逐步提高。但就新市镇对城乡系统发展的能动作用要求而言，还应更多地推进政策联动和自下而上的治理。

　　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基于亚洲国家人口众多且对城市空间诉求增大的紧迫性，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特征，结合东方自然观重新审视欧洲式“低密度宜居”的片面性，阐述亚洲都市形态应走高密度紧缩模式，协调人地关系，拒绝“摊大饼”式的低密度城市蔓延，探析高度昌盛的远东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主义如何发生碰撞，随之交融。

　　南京历史上河流纵横、池塘密布，湿地资源尤其丰富。但自近现代以来，城市空间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湿地数量大大缩减，影响城市生态安全。本文以1910年、1932年和1946年的历史地图分析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南京近代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湿地格局演变的特征与规律，以期实现对南京市湿地格局的跨学科研究，并对未来的城市规划及湿地规划产生有益的启示。

　　针对现行公园绿地运营管理模式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现象，结合新型城镇化对公园绿地运营管理的要求，阐述了“全面推进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加强宏观掌控”、“稳步实现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提高运营机制”、“大力支持生态文明与集约高效，改善运营机制”、“努力尝试制度改革与体制创新，健全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园绿地运营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四位一体”公园绿地运营管理模式，即“统筹运营管理体系、构建运营管理框架”、“公园绿地产权转移、融资模式多元创新”、“功能整合复合利用、运营管理生态现代化”、“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相关制度规范”。

　　以苏南乡村地区城镇化历程为切入点，发现苏南乡村地区经历了以发展乡镇企业、开发区建设和新农村社区建设为代表的三大城镇化阶段，经济腾飞的同时部分村庄逐渐没落，陷入“被动式”城镇化困境，因此提出“主动式”城镇化概念并赋予其内涵，即“自主、民生和可持续发展”，提出“微撤并、引低碳、溯本源、固主体和新制度”五位一体的“主动式”城镇化策略，最后以无锡市锡北镇斗山地区为例，通过实践实现苏南“主动式”城镇化复兴之路。

　　通过应用引力模型对沿黄经济区内城市中心等级的划分、可达性的分析、经济联系度的测算，总结出了沿黄经济区发展的三个问题，即：① 中心城市的质量太小，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② 城市数量太少，辖区范围太小；③ 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度较小。在此基础上为沿黄经济区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①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② 加大对银川市这一增长极的培育，增强其区域核心地位；③ 加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联系，提高经济区的整体竞争力；④ 加快区域内城市一体化的建设。

　　在全球气候变暖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的重构、郊区的快速蔓延、交通拥挤等问题成为治理城市的重要难题。发展功能紧凑型城市已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城市紧凑度的内涵和紧凑城市的相关理论，从经济紧凑度、形状紧凑度、交通紧凑度和人口紧凑度四个方面构建城市紧凑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1986年、1996年以及2008年的城市建设统计数据对全国16个铁路枢纽城市的紧凑度进行综合测算，结果发现：①城市综合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②分要素来看，经济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形状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交通紧凑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人口紧凑度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③巨大型城市的城市紧凑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变化，特大城市的城市紧凑度主要呈上升趋势变化，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城市紧凑度主要呈下降趋势变化；④全国主要铁路枢纽城市的城市紧凑度整体水平不高。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与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苏州城市空间生产呈现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从权力空间化到权力关系再生产的演化特征。在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的过程中，资本和权力间的耦合成为推动苏州城市空间生产及演化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