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内外城市更新历程，其基本遵循政府主导、政企合作、多方参与的更新模式与路径。文章基于我国城市更新治理模式分类，从外部及内生两个层面对其驱动机理构建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对 3 种类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的效应研究进行全面梳理总结。研究发现：（1）城市更新治理模式与城市功能迭代融合性研究值得关注 ；（2）当前更新机理研究对多元主体博弈的制度经济学探索仍显不足 ；（3）城市更新效应评价研究集中于社会经济效益分析，应加强环境生态文化等综合效应评价 ；（4）公众参与城市更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仍有待深入探讨。

　　问题导向的老旧小区更新对住区差异化特色及其蕴含的便利性价值重视不足。文章探索适用于老旧小区的基于便利性的形态价值研判方法，以街道系统、地块组织、功能布局作为关键形态要素构建定量评价模型，进而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按要素间的平衡程度进行分区。在对南京市莫愁湖街道整体形态价值认知基础上，选取其中更新需求最迫切的20 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住区进行价值研判，进而对其高价值平衡区、不平衡区和低价值平衡区给出针对性的更新引导。

　　作为存量规划背景下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路径，社区渐进式更新在实施过程中往往面临动力不足、阻力过多的问题。引入产权理论可以深化对于社区更新中空间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认知，解释社区更新从启动到实施过程中的困境。文章结合南京市小西湖街区渐进式更新的实践探索，表明社区更新中对产权界定、整合与管理的制度创新能够有效地处理复杂的空间和主体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厘清产权的空间与功能边界、优化协商规模与规则、创建柔性规划管理制度等社区更新制度优化策略，以期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可持续发展。

　　老旧小区微更新具有空间治理和社区治理的双重内涵，需考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文章借助公共管理学中的 SFIC 模型，建构起“协同要素—协同过程—协同结果”的分析框架，并通过上海的案例分析，剖析并比较了 3 种微更新治理模式，探究老旧小区改造面临的治理失调问题。研究发现 ：在政府深度主导的治理路径依赖下，上海老旧小区微更新对行政资源和公共财政的依赖特征显著。各级政府掌握着决策领导权，居民参与具有象征性特点，社区公约等非正式制度缺失。微更新治理仅具有形式上的协同，在居民自治能力、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更新制度和协商平台构建等方面存在缺憾。议事平台的创设和常态化运作有助于社区社会网络构建和社会资本培育，推动更新过程协同。提升社区居民自主更新的能力、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的途径是提升老旧小区协同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儿童是家庭、社区乃至社会的关键纽带，在社区更新中融入儿童参与，对提升空间品质、增强社区凝聚力、构建儿童友好社区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聚焦我国社区公共空间更新中的儿童参与路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多侧重从长周期、多活动中总结儿童参与的经验和意义，较少将单次公共空间更新全过程展开，并聚焦各阶段儿童参与情况。依托上海市三林苑小区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实践，归纳儿童在各阶段的介入方式、参与情况和影响程度，提出在营建和运维阶段举行“快闪主题活动”，降低参与门槛，促进居民互动。综合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总结出关注儿童需求、选择适宜行为、培育行动团体的可循环路径，推动儿童参与在社区公共空间更新过程中的融入。社区空间促进儿童社交，深度连接家庭参与社区更新，实现社区内聚和可持续发展。

　　在快速城镇化时期，小城镇常采用“规划—自建”模式以适应持续高涨的住房需求。文章以广西马山县天地楼住区为实证，解读了“规划—自建”二重性的产生背景、制度原型和互动效应。并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资料收集等手段，深入剖析“规划—自建”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 ：（1）“规划—自建”模式既是推动小城镇增量建设的主要动力，又是困扰小城镇存量更新的掣肘因素；（2）“规划—自建”需要重新构建“政府—居民”的伙伴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存量更新的治理需求 ；（3）据此，可通过放管结合、社会主导、以人为本、艺术介入等策略，让小城镇的“规划—自建”模式在存量时代中重新走向有机协同。

　　近年来依赖于 “财政包干”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愈发凸显其限度和不可持续，亟待推进城市存量空间更新的社会资本参与模式，并探索社会资本在该模式下创新性的融资路径。文章基于城市更新多主体参与的理论逻辑，对现行老旧小区改造存在的资金模式困境进行了剖析。以劲松北社区改造项目为例，探讨了目前政策保障和融资创新下的转型难点和潜力，提出了构建“保障 + 助推 + 激活”的社会资本多元融资模式转型框架。最后阐释了当前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融资模式转型的突破点，对我国城市更新社会资本多方参与体系的建立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综合运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文献计量软件，分析城市土地成片开发研究的文献分布特征、发展阶段和热点趋势。基于文献及学科分布、研究热点及重点分析，将城市土地成片开发研究划分为萌芽启动、理论构建、综合发展和深化协同 4 个阶段 ；基于关键词聚类、年度重叠、关键词突现分析，预测未来城市土地成片开发研究具有城市空间构建、城市气候变化和生态风险应对 3 方面的热点趋势，并对未来中国城市土地成片开发提出 3 点优先研究建议。

　　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开展村庄“定型”，是实施分类指导的必要前提。在各地灵活丰富的村庄分类里，介入自然聚落尺度是近期兴起的创新来源。文章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为例，将传统单纯围绕行政村展开的村庄分类流程，扩展为由自然聚落与行政村尺度共同构成的“双层级”村庄分类技术框架。研究认为，行政村内自然聚落间的强烈异质性及聚落发展的实心化，是应用“双层级”村庄分类理论模型的重要条件。研究提出，“双层级”村庄分类方法由“政策判定+ 潜力评估 + 镇村酝酿”的自然聚落分类方法、“占比测算 + 矩阵构建 + 系统聚类”的自然聚落→行政村类型转换方法、二次镇村酝酿基础上的行政村分类方案生成方法等共同组成，具体的分类流程需落实聚落定性、聚落测评、聚落分类、类型转换、行政村分类等 5 项主要环节。理论模型在山南市乃东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识别出 5 类自然聚落，制定了主导式与并重式的两种行政村类型认定规则，提出了“融保聚改”的四类型行政村分类方案。分类过程及工作成果得到地方积极正面反馈，验证了“双层级”方法的有效性。该研究旨在丰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布局思路。

　　“夜间城市”理论发展推动形成了“夜间城市治理”这一新兴领域，并在国际实践中积累了诸多治理经验。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国际夜间城市治理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阐明“夜间城市治理”这一概念，并得出以下结论 ：（1）夜间城市治理是具有独立“时—空”特征的城市治理实践领域，在参与主体、治理内容等方面与普遍意义的城市治理具有差异 ；（2）夜间城市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协作、统筹多项夜间城市内容，突破了以往夜间城市发展对夜间经济的单一路径依赖；（3）夜间城市治理内容体系可归纳为前提条件、物质基础、品质提升 3 个逐层递进的层级，包含治安监管、照明规划与设计、公共交通规划、用地与时间规划、公共空间设计与维护、公共活动运营 6 项内容。最后提出我国应构建本土化夜间城市治理理论体系、优化主体结构与丰富治理内容、衔接夜间城市治理体制机制与现有城市治理体系等启示。

　　随着全球创新网络的浮现，创新研发活动日渐统合。作为网络组织中创新资本最为集聚的地方，节点城市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构建的主要支撑载体，创新型城市应如何探索出一条能够集聚创新资源、参与国际创新活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有效路径，显得至关重要也迫在眉睫。文章以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为例，基于全球管道—本地蜂鸣理论，通过梳理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现状和挑战，探索南京市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及其运作方式对于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由点及面的全球知识管道的价值体现。通过国内外两端的实体机构协同，搭建“哑铃式”资源平台，打造“多中心一基地”的模式，可实现全球创新网络中创新资源的“全球管道”和“本地蜂鸣”的最佳汇聚。

　　探究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居住空间形态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可为优化居住空间形态，改善居住空间热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以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利用遥感数据和城市基础空间信息数据，以局地气候区分类体系为基础，划分核心区居住空间形态类型，利用单窗算法进行地表温度反演，对比不同居住空间形态的热环境差异 ；借助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探究居住空间形态和城市热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核心区什刹海、南锣鼓巷、大栅栏、西四北等历史住区的地表温度总体上较多层老旧小区、高层住区高，自由肌理历史住区地表温度总体上较规整肌理历史住区高 ；建筑密度对空间热环境效应呈正相关，建筑平均层数则呈负相关，且这种相关性在冬季强于夏季。最后，探讨了除建筑高度、建筑密度、肌理类型等空间形态因素，建筑材料、经济社会和住房条件也可能是影响热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热环境改善措施。

　　针对滨海新城在福州新区规划中的重要地位，文章明确滨海新城与福州新区联动发展的特征，建立滨海新城与福州新区联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借助 Vensim 软件进行模型检验，选择信息港科技研发系数、投资贡献度、GDP 增加系数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仿真，结果显示：为了推动滨海新城与福州新区的联动发展，需要加大滨海新城科技研发的投入，重点发展大数据相关产业，同时稳步推进海港、空港、陆港的投资，提升海港、空港、陆港吞吐能力。

　　文章以手机信令、路网大数据为基础，提出了针对交通规划的科技赋能交通小区划分方法，以路网数据划分聚类单元，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准确识别聚类单元内居民出行时空分布特征，基于改进耦合空间聚类算法进行聚类，借助现状路网对聚类结果进行修正得到交通小区划分结果。宁波市实例研究表明，科技赋能交通小区划分方法能兼顾居民出行时空特征和城市路网匹配，并能较好保证交通小区的整体连续性，该方法适用性强，可为交通规划的科学制定提供借鉴。

　　在轨道交通迅速发展、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下，老年人使用轨道交通却遇到多种阻碍。轨道站域街道作为老年人使用轨道交通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作为城市开发的重点区域，其街道空间品质的提升不容忽视。构建轨道交通站域街道适老化的步行适宜性评价体系，并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分析各指标重要性的差异，选择杭州市 9 个典型居住型地铁站点，通过城市 POI 数据及街景数据等，对各站点安全性、舒适度和便捷性及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总体上看，各居住型地铁站域街道的适老化步行适宜性较弱，较多站点在无障碍设施、站点可达性和步行环境等方面存在不足，今后应以“便捷性为主导，安全性为保障，兼顾舒适性”为原则，不断提升轨道交通站域街道步行适宜性，提升城市整体步行环境品质。

　　产权是影响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关键变量。文章尝试从关系产权视角，为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基于“获取资源、进入联盟、稳定环境”3 个维度，结合苏州市 3 个典型案例，剖析不同关系产权路径在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中的作用机理，为我国传统村落历史建筑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

　　店招色彩是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元素，特别是风貌重点管控的历史城区。文章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和街景图像数据，以苏州历史城区为例，基于“传统建筑—管控建筑—现代建筑”3 个尺度构建一套历史城区店招色彩的评价方法。该方法以街道为单位识别不同类型建筑的店招主导色彩并对街道的店招色彩协调度进行评价。通过筛选协调度较高和较低的街道，分析其店招色彩特点，提出历史城区店招色彩量化管控的依据。该方法可为历史城区店招的精细化更新管控提供技术支持。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是衡量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两者的协调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支撑，探究两者协调关系对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多指标评价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其障碍因素，并以苏州市为例，以乡镇街道为研究单元，选取 2010年、2020 年为研究断面，分析其协调发展水平、演变过程及影响因子。结果显示：（1）苏州市 2010 年、2020 年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均值均大于 0.975，说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程度高。（2）2010 年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度均值为 0.529，2020 年数值上升 0.009，协调发展度提升主要源自“濒临失调区—勉强协调区—初级协调区依次演进”的贡献，协调发展整体水平呈现“两轴多片”分布格局。（3）人口就业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规模、产业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制约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最后，提出分区分类优化策略，以期促进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苏州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