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探索城市道路环境对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的方法，引入“出行方式”这一中介变量进行模型构建。结果表明，“出行方式”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为部分中介；道路环境的3个观察变量都对出行方式和公共健康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对私家车和出租车出行为负向影响，对骑行和步行等绿色出行为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也表明了机动化出行不利于居民的公共健康发展，而低碳绿色出行则有益于居民公共健康。

　　区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关系密切，对区划的健康影响评估研究有助于加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公共健康关系的认识，推动我国的健康影响评估研究与实践。巴尔的摩区划健康影响评估是首个针对区划的健康影响评估，论文介绍了巴尔的摩区划健康影响评估的背景与评估方法，以饮食环境层面为例阐述了评估过程与评估结果，总结了巴尔的摩区划健康影响评估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并据此提出了对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健康影响评估的启示。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健康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采用比例法确定健康标准后，社会信任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人口健康脆弱性。使用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双稳健IPWRA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域型信任、脱域型信任均有利于降低城市居民的健康脆弱性，其中，地域型信任对身体脆弱性的减缓作用更加显著，脱域型信任对缓解社会脆弱性具有显著积极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工作满意度和自评地位是社会信任影响健康脆弱性的重要传导机制。论文拓展了社会信任理论研究范畴，为缓解健康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常见的困扰国民健康的疾病之一，受空气质量影响较大。论文通过建立建成环境要素—空气污染物—呼吸健康三者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依据武汉市建设数据、环境监测数据和患者地理空间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实地调研和SPSS分析，探究建成环境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建筑密度、交叉口密度、公共交通设施密度、建材市场分布因素对居民呼吸健康影响明显，并据此提出城市规划设计与管控的建议。

　　文章比较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间创新效率，得出主要结论：在综合创新上，深沪京构成领先型、穗杭苏宁甬等构成率先型、汉莞沙蓉构成提优型，渝镐津郑青沈昆等组成追赶型；在知识型创新上，京宁武等组成第一梯队，深津郑等组成第二梯队；在技术型创新上，京深沪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9城市组成率先引领型，汉蓉镐等10城市组成紧追争先型；知识型与技术型创新的有效融合是提升城市综合创新的关键，京深综合创新差距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以我国2010—2020年国家和地方层面的98项智慧城市核心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政策主题的热点词、内容聚类以及社会网络分析，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讨，发现：政策文本的热点词汇主要覆盖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主题和建设机制，内容主题可以聚类为互联网基础技术类、智慧产业类等10类，建设机制以政策主体组织试点工作、制定标准和评估体系等为主；相关政策在内容主题、建设机制、政策主体方面呈现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且各地方政策初步展现了一定的地区特色。进而，提出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增强政策精准部署，促进重点领域专业化等对策建议。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城市空间面临着新的压力，老年人的空间需求越来越被 重视，对老年人流动空间的分析是实现“老年人友好”城市规划的重要基础。文章结合 手机信令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老年人流动网络，对老年人工作日与休息日 的流动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工作日和休息日老年人流动网络具有相似性，两个 网络规模不大、覆盖范围有限，均表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其中工作日为 双中心结构，休息日为单中心结构；②两个网络的核心节点主要集中在老城区，从类型 看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村庄、安置区和老旧小区为主的街区，一类是以公园绿地为 主的街区；③主城内的社团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主城与副城的社团、副城社团之间联 系较弱，其中位于主城中的老城区内的社团内部老年人流动网络呈现出“多核心”的结 构特点，位于3个副城区域的社团老年人流动网络则呈现出“单核心”特征。

　　关于高密度城市高铁站周边建成区域的研究已成为未来我国高铁站选址规划和站点周边发展亟待探讨的方向。文章以全国运营规模排名前25位的高铁站设站城市与站点周边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城市重心偏移模型和站点周边建设斑块生长模型。其次，定量解析2004—2019年城市发展的时空演变，并判定与高铁站建设的相关性。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分类探讨高铁站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为高铁站的选址规划和周边建设提供类型化依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基建项目开始向多元化、高质量、高科技方向发展。高校基建项目管理具有单位多、资源分散、功能多样、资金特殊、协同管理难等特点，文章介绍了现阶段高校基建项目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智能建造理念为背景，分析了 BIM技术在高校基建项目管理中应用的可行性，并以实际工程项目为例，详细介绍了 BIM技术在基建项目中的应用，为BIM技术在高校基建工程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工程借鉴。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道路网络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路网结构对交通拥堵的 影响效应日益凸显，为指导路网合理规划建设，需要解析路网结构对交通拥堵的影响机理。文章以北京典型区域道路网络为研究对象探究路网结构指标对交通拥堵的影响作用，首先应用路况提取程序采集区域路网实时拥堵数据，使用ArcGIS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路网的平均拥堵时长；通过Pajek软件搭建基于拥堵时间的道路网络结构模型，筛选影响交通拥堵的关键指标；最后基于路网拥堵数据特征对k-means算法进行优化，提取路网关键拥堵点位，研究路网拥堵时间与路网关键结构指标的微观关系。结果表明路网平均拥堵时间与度值、介数呈正相关，与紧密度呈负相关且其对拥堵影响最大，并且当路网结构指标配比X=度值/紧密度/介数=239.462时网络拥堵时长最小。同时当度值分别为2、3、4，对应紧密度/介数比值分别为0.235（±0.005）、0.405（±0.005）、0.417（±0.005）时，路网拥堵时长明显降低。研究成果可为未来道路网络设计规划提供指导。

　　访客是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城市公共资源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优化配置，需要对访客的行为特征和需求进行深入研究。文章以“用户识别—特征描述—影响因素分析”为逻辑，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城市访客活动空间特征研究方法框架。以南京为例，分析访客和居民活动时空分布差异，从4个空间尺度比较不同来源地的访客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并采用GWR模型分析活动分布的影响因素，探讨城市各类空间的供需特征。研究发现：访客活动相比居民有明显的空间偏好，主要集中于新街口、南京南站和南京站两大对外交通枢纽；访客活动分布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一天中存在早晚两个活动集聚的高峰时段；各类空间对不同来源地访客的影响特征不同，来源地越近的访客活动时空弹性越小，目的性越强。研究结论反映城市空间各类功能的需求特征和辐射能力，可为城市空间功能优化和人口管控提供参考。

　　文章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重庆鹅岭拼贴空间的形成进行了解构。在跨国化与地方化交互作用过程中，鹅岭出现的并非全球主义城市景观，而是城市拼贴空间。原因有三：第一，鹅岭的竖向社区基质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城市文化等有着持续的地方化互动。第二，主导去地方化的跨国要素并未对地方精神产生影响。第三，深厚的历史底蕴使鹅岭具有多重属性和多样化的职能。鹅岭以渐进式层累的空间转型方式塑造了跨国要素与地方文化相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

　　研究以环境营造作为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以社区治理的社会环境培育为目标，提出行动导向的社区环境营造推进模式。这是一个在支持方与中间方的引导与推动下，随着主体公众参与程度的逐渐提升，最终实现社区自组织机制以及可持续的社区环境营造过程。在该模式的指导下，研究团队在北京大栅栏片区进行了实践探索，从中总结并明确了推进过程中的一系列关键性工作，为中国社区环境营造和更广泛的治理创新提供可借鉴路径。

　　空间营建是城乡统筹发展阶段下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研究湖南典型城郊融合型乡村转型背景下的社区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湖南乡村转型以农业现代化转型为主，且处于初级阶段，近郊乡村社区不存在如苏南模式中的空间转型现象。以空间形态变化为主，主要表现为居民点增加与农用地规模化、内聚性秩序分散、建筑空间形态的多样化。（2）土地流转制度是空间形态变化的基础力量，乡绅企业家是重要推动力量，村民角色转变是内在动力，而农业转型升级是核心动力。（3）湖南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主要空间问题是产业空间规划与配套不足、公共空间弱化、建筑空间品质差。最后以燎原村为例提出“延续”“整合”与“提质”的可持续空间营建策略以回应当代湖南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发展的现实问题。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面临着更加多元的机遇与挑战，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在这里孕育成长，最有可能率先发展成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平台，成为城市人下乡和乡村就地城镇化相碰撞的地区，最终实现从目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转向理想田园人居地。文章以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为例，分析总结了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发展面临的土地、人口、产业、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困境，并从全域融合、要素聚集、产业创新、生态赋值和收入均衡5个方面提出了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思考，认为大都市区周边小城镇要重点转向关注全域城乡国土空间、吸引人才就业定居、全域一二三产业融合、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和农民各类资产增值增信等方面，以期为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战略部署发挥小城镇应有的作用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亟待加快村庄规划管理制度创新。结合南京地方实践，首先分析揭示新时期新型城乡关系发展变化特征，摸清村庄规划的适应性动向，然后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深入认知当前村庄规划管理需求。在此基础上，基于村庄规划管理全域全要素覆盖进行空间分析，尝试探索“分层管控、分级审批”的村庄规划编制管理机制创新和“依法行政、分类管理”的村庄规划实施管理路径创新，以规划创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如何调解文化遗产保护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新时期需要回答的系统性问题。文章首先在辨析历史城区中“保护—低碳”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保护—低碳”平衡是历史城区发展的重要目标；其次通过案例梳理，总结出底线保障、效益最大、系统整合、同步行动和渐进实施等平衡原则；最后结合西安明城区，提出涉及城区功能优化、开发强度控制、设施介入管控与建筑改造指导等4个方面的规划目标及途径，以完善“保护—低碳”的系统认知，指导历史城区发展。

　　一些传统村落依靠自身资源，在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论文运用村落空间纵横向、行为与环境关系比较方法，对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聚落空间及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聚落空间进行比较研究。在分析两村发展历程及村落空间的基础上，归纳了两者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乡村旅游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根据两村各自特点，总结出“物化传承”类型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精神传承”类型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城乡协作，但目前乡村建设仍是以“自上而下”为主，易造成资源配置不当、村民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问题。文章基于参与式行动研究，以传统村落L村为例，运用问卷、访谈及图绘等方法，分析了乡村更新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角色转换、工作内容、参与方式及相互作用。文章指出，研究团队转变为更新过程的组织者、协调者；村民不是被动接受方案，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议者，研究团队与村民相互支持形成较均衡的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