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城市人口活动变化有利于感知城市空间的使用状况，对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微信宜出行热力图数据，对广州市天河区城市人口活动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并使用地理探测器工具对影响城市人口活动的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天河区城市人口活动呈现“南强北弱”的特征，城市人口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地铁沿线地区；（2）工作日时间天河区城市人口活动呈现显著的职住通行规律，休息日时间城市人口活动变化规律较为复杂；（3）城市服务功能是影响城市人口活动最核心的因素，其中餐饮类服务功能的影响力最高；（4）城市服务功能影响着城市人口活动的分布格局，交通服务则引导着人口活动的发展方向，两者交互作用下能够促进城市人口活动聚集。

　　近年来，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大规模推进，流动人口的安置工作已成为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然而，现阶段的政策和研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缺乏基于城中村居民个体行为空间选择的“理性”视角。因此，文章基于贝叶斯决策树，模拟和预测了城中村拆迁之后流动人口搬迁选择过程中的偏好、决策路径及其内在机制，发现流动人口择居的首要选择是向更外围的城中村“蛙跳式”迁徙。现阶段，由于保障房资源稀缺、配置不均、“门槛”较高、对流动人口照顾不够等因素，保障房难以替代城中村成为流动人口的下一个归宿。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目前保障房建设及相关政策实施的状况，证明了政策偏差的存在，提出了具体的优化措施和建议。

　　近年来，我国小尺度地域内“乡—乡”人口流动规模快速增长，但对该类型人口流动的机制解释和治理应对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补充。文章构建了基于综合成本比较的新“推—拉”理论，对西昌市自主搬迁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乡—乡”流动作为一种非规范迁移现象，产生了治理被动、资源配置不均、“人户分离”等治理困境。从治理应对的角度，主要提出了治理方式主动转型、建立协调分配机制、迁入地规划合理增量、引导正规化流动等对策。

　　采用最新各类上海人口统计数据，对上海人口城镇化及社会空间特征进行分析。首先，在宏观市辖区层面，2000—2010 年中心城区人口数量增减不大、郊区人口快速上升，2010 年后上海市全域人口变动较小。其次，从中观街道层面来看，中圈层的街道数量快速上升、人口空间梯度变缓。与郊区新城相比，中心城区仍是人口密度高值聚集区，市域人口仍呈现单中心圈层扩散。再次，通过近期上海社会空间结构特征演变对比，发现中心城区人口变动多为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是郊区人口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提出上海人口空间变动的影响机制以及策略建议。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过程中，要实现三类空间和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布局规划方法亟待创新。文章在归纳承载力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限制”和“比较优势”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探讨了产业布局规划创新的方向和实现方法，从政府管治和市场意志两个方向建立综合承载能力评价体系，提出综合承载力与产业布局之间的两次要素耦合分析框架，并以“十四五”时期青岛市产业布局规划为例，在实践中进行细化应用并得出产业布局规划策略。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家不同部委分别发布相关政策文件推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代农业庄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田园综合体”等乡村产业载体概念，并开展试点工作。由于词义相近以及缺乏深入研究，在学界引发了是“百花齐放”还是相互之间“同质竞争”的讨论。文章在相关概念解析及梳理基础上，总结了四者在政策支持、产业融合和目标愿景方面的共性，以及建设内容、发展阶段和范围划定方面的差异性，总结认为各地乡村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应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特色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和产业载体。最后提出，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管控办法；地方申报方面应认真研究四者之间的差异性，寻求正确的突破口；规划过程中应根据具体要求确定项目定位和产业类型。

　　基于对城市意象理论的重新解读，以保定市历史文化名城为例，根据对保定市老城区认知地图的数据统计，提出了“非现时要素”在城市意象地图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分年龄段的城市意象强度变化与城市时代变迁的耦合性，由此得出保定市老城区沿时代变迁的城市意象地图，判断恢复城市意象要素的重要性排序和恢复方式，以期为古城的保护建设提供参考及依据。

　　公众参与是世界遗产运河在保护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工作环节。文章以英国、加拿大两国世界遗产运河为研究对象，对遗产公众参与理念的发展过程与遗产运河语境下的公众参与人群特征进行了梳理与解读；并通过分析两国遗产运河地方管理体系与参与机制，总结出权力下放、垂直管理两项公众参与管理制度与单向告知、咨询、参与合作3 项具体参与机制；最后针对我国现状，提出英、加两国公众参与理论、实践对我国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借鉴经验与启示。

　　“城市用地分类标准”当前只有“二类居住用地”可在规划中使用，小类单一。城市居住用地类型繁杂，其居住用地细化分类既需体现不同人群的居住诉求，凸显历史文脉、保障性住房、居住空间分异等公共政策因素，也需适应差异化的开发控制需求，明确开发强度、细分标准、混合用地等开发控制因素。希冀通过探寻在国家标准中体现较弱，但对于详细规划至关重要的城市居住用地细化分类因素，进而从规划编制角度尝试提出细化分类建议：一类增加传统民居住宅用地，二类增加保障性住宅用地及针对一定使用人群的特定用途住宅用地，三类增加过渡型简陋住宅用地、设施欠缺住宅用地；同时，以容积率、设施、环境的具体量化指标细分普通住宅用地。

　　我国已进入了存量规划时代，研究文化创意导向的工业用地更新不仅有利于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对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旧工厂改造而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为研究对象，引入场景理论，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和多分类Logistic模型等方法，探究广州市工业用地更新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工业发展起源较早的区域工业遗产丰富，导致旧工厂文创园空间分布格局不均匀，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地理位置、市场和运营成本等传统区位理论所强调的外部环境因素，人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等内部场景特征的差异化也对工业用地更新产生显著影响，揭示了场景特征对产业发展和用地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

　　轨道站点影响区划分是轨道站点客流预测和土地利用布局的关键前提。文章基于武汉市轨道交通接驳出行调查，分析轨道接驳出行结构和接驳距离，运用成本加权距离分析方法划分轨道站点的多级影响区。结果表明：基于直线的缓冲区生成方法往往高估了影响区范围，基于成本加权距离方法划分站点影响区更符合实际；步行、自行车、公交车是3 种最主要接驳方式；接驳方式结构和接驳距离存在空间分异性；不同站点影响区内接驳方式结构有较大差异。

　　教育设施的合理配置是完善要素供给、均衡设施分布、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而其在“均等化”前提下实现配置更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证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之一。以往的县域教育设施配置评价研究常囿于“行政思维”，以“服务半径”为标准、以行政单元为配置单元进行，易忽视各空间单元内的特质及城乡人口流动情况。文章从“均等化”视角出发，以县域设施数量、人口分布、道路网数据等为基础，通过多种空间分析模型对五河县教育设施配置状态作评价，并结合问卷调查反映城乡居民对教育设施的使用效果。研究发现：①五河县县域教育设施布局差异较为明显，师资配置在空间上不均衡；②县域教育设施可达性相对较好，城乡交通可达性水平对于教育设施的均等化起到了关键作用；③县城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偏远乡村教育资源则出现闲置，同时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满意度有所差异，与其居住乡镇位置、收入情况等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教育资源如何实现质量优化和均等化配置作若干探讨。

　　2019 年我国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可视化工具对2009—2019 年国外WOS 数据库、国内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中收录的7311 篇关于自然保护地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梳理近10 年该领域的国际研究进展、研究热点演化及前沿趋势。得出结论：（1）国内自然保护地研究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研究机构之间联系较少，研究多从政策角度进行，视角偏窄。（2）国外研究者及机构间联系较为紧密，发文较为平均，学科跨度大。（3）国内外对自然保护地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总体上看都更加注重自然保护地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研究工具与研究视角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从生态角度开展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成为未来热点。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江苏贯彻“两山”理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高淳三条垄—青山片区在特色田园乡村创建中，因地制宜采取了加强村庄个体特色引导、突出片区联动发展的创新模式，不断促进以“绿水青山”带动片区整体振兴，实现了生态保护、环境提升与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框架基础上，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适老宜居城市环境建设评价要素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从政策发展与评价研究两个方面、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城市和社区两个范畴，对世卫组织2005 年提出适老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以来我国相关评价研究脉络进行分析和梳理，总结目前的研究现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展望。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目标要求之下，城市健康状态的内涵及其整体评估逻辑的科学认知，对提升城市体检工作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的精准施策。文章在厘清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城市健康状态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对象、内容指标框架、评估尺度与工作框架，以长沙市为研究案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城市健康状态是由城市硬要素与软要素构成的复杂城市系统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运行状态的健康表征，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城市健康状态蕴含在物质环境、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所构建的“人—地”复合巨系统中，是“人”与“人”、“人”与“地”相互交互的状态与过程，具有人地互动性、动静结合性和多维复杂性特征。（2）可将城市健康状态表征为关于生态宜居、文化旅游、交通便捷、生活舒适、多元包容、安全韧性和城市活力的函数，并构建总体的评估指标框架，空间尺度可分为社区、街道、区、市等不同等级的空间评估单元。（3）从长沙市的实证看，基于人地关系视角，开展市—区—街道三级尺度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可为探索“市—区—街道”三级协同的城市健康状态评估工作机制，构建“多尺度评估—多尺度比较—问题清单—治理项目库—再体检”的工作闭环奠定基础。

　　虽然中产化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种城市现象，但在世界范围内，在农村地区建立城市居民居住地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随着消费主义从城市向乡村蔓延，旅游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联系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对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过程中，由旅游业引起的中产化现象已十分常见，旅游发展和中产化在地区上往往会高度重合且相互促进，这其中，遗产商品化成为一项重要的延伸工具，推动着乡村社会空间和地方生活的结合。文章以福建一都镇为例，基于对遗产商品化在不同时期的机制研究来揭示乡村对应的中产化特征表现，并围绕“身份认知与诉求”，通过对商品化各参与主体相互关系和身份转变的具体分析，展现出商品化开发下乡村空间形态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