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部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中小城市“大园区”规划建设实践的典型案例出发，总结其发展特色及存在问题；然后根据产业集聚、空间开发、劳动力及城镇化等理论依据，对“大园区”存在的必然性与矛盾性进行辩证研究；最后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从理念构建、用地变换、产业转型、空间结构等方面提出新的工业园区规划思路，并应用于湖北武穴市的规划案例中，以指导中部地区中小城市克服“大园区”建设的冲动，有理有序地进行工业园区的科学建设和发展。

　　开发区的建设对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西北部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产城融合”理念是推进实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战略。文章对“产城融合”的理念内涵做了深入解析，分析该理念下在西北河谷型城市郊区建设工业园需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进而以典型河谷型城市兰州郊区卧龙川园区规划研究为例，从产业、交通、配套体系、生态以及实施时序五个方面提出了“产城融合”理念下的规划应对策略，并初步总结了该类园区规划的模式，以期为同类园区提供借鉴。

　　大型矿产资源开发区在新时期向大规模产业集聚区转变，由此，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解决产业职工生产生活服务需求问题。本文结合新疆准东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建立产城模式选择的评价体系，探索大型矿产资源开发区的产城关系发展路径。

　　以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合作区一区为例，对研究区的总量职住比以及三类不同人群的独立指数进行了测度，并运用交通- 土地利用模型模拟分析的方法，对不同人群的职住空间分布以及道路交通分布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不同人群的职住分离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发展目标转向、建设时序错位以及土地财政导向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调整产业、用地功能结构等解决对策。

　　苏州中心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经历了自发探索、政策的催化与调整到促进发展阶段。在发展类型上，依托空间资源不同划分为工业厂房再利用型、独立新区型、传统文化资源依附型及高校依托型；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受到古城保护、“退二进三”以及工业园区发展的影响，主要在苏州中心区域集聚，并集中在“一城两河”内分布，外围城区呈现点状核心分布。同时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园现状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未来发展优化策略。

　　针对西南山地工业园的开发建设现状，在分析生态保全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后，提出必须坚持“人地和谐”的理念以保障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据此讨论了基于和谐目标和调控主题的西南山地工业园的规划原则和程序，提出了工业园规划在规划结构、功能布局、道路系统、绿地系统、公共设施和分期建设规划中都必须贯彻“人地和谐”的理念，并详细探讨了以因地制宜、弹性生长为核心的相关规划策略。

　　在对高技术园区概念及发展历程、公共设施内涵和相关研究述评的基础上，展开对筑波科学城生活性公共设施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公共设施的类型、数量、密度、人均面积等指标的梳理总结，以及设施的空间核密度、用地布局特征等方面的分析发现：筑波科学城生活性公共设施类型层级丰富，规模指标相对较高，具有社区化特征，各类设施布局特征具有显著差异，但总体呈现覆盖范围广的集聚核心，空间布局与居住区、商业区相关。最后文章总结了高技术园区生活性公共设施的特征和可借鉴经验。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正式批复对成渝两地的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成都与重庆，作为国内西部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成渝地区的核心城市，是如何从一对“冤家”城市，历经多次分与合，成长为今天携手共谋发展的“双子星”? 本文从历史角度梳理了成渝地区的发展脉络，将其发展分成身合心合、身合心不合和心合身不合三个阶段，并分别对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描述与总结，最后得出经济、政策、社会是影响成渝地区发展演变的三个重要因素。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体系，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互动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耦合效应。文章基于中原城市群产业及城市化的发展现状，通过构建衡量产业集聚程度与城市化程度的区位商指数，对中原城市群第二产业集聚指数、第三产业集聚指数与城市化指数的耦合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耦合优势对中原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原城市群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一步耦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文建立与城市规模、城市首位度和城市规模基尼系数相应的经济规模、经济首位度和经济规模基尼系数指标，运用2007-2012 年的统计数据测算各指标值，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规模分布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两大结论：第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与经济规模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但目前城市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第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内人口与经济规模高度集中，尤其是最大城市上海市人口集中度严重。据此，笔者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进一步城镇化的建议：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上海都市圈。

　　当前城市建设中对非正式空间的排斥、过滤与刚性干预, 导致城市景观泛视觉化、公共交往空间均质化、社会生活模式化等问题。通过反思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崇拜、精英至上的心态, 引介自组织理论并结合非正式概念, 从景观学角度提出“非正式景观”理念, 剖析形成因素、特性、空间形态。旨在调和正式与非正式, 设计与不设计的现实矛盾, 卸下城市精英论虚假的外表,延续市井风貌, 保护城市景观多样性, 重塑真实、具有活力的城市景观。

　　研究基于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对汕头市旧城中心区——小公园开埠区的空间形态演变进行多尺度分析。结果表明两次嵌入式改造改变了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本质，先后形成了自发式生长、现代城市规划引导、通勤网络塑造的发展脉络。同时，开埠区在不同时期均保持良好的局部中心性，但与主要城市建成区之间的关系却随着城市扩张而显著减弱。最后，将小公园开埠区的空间形态演变归纳为街巷、嵌套结构与区位三个层次，为其他城市旧城中心区的发展提供借鉴。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工业建筑的改造是国内外工业建筑再利用的一种趋势。一些改造往往忽视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流。非功能空间的运用可以说是解决建筑中人与自然、人与人接触交流的重要手法之一，笔者以非功能空间理论为基础，通过矿大锅炉房改造这一实例，分别从交通空间、内部中庭以及屋顶平台这三类非功能空间出发，阐述了非功能空间在旧工业建筑改造中的重要性，体现了人性化的场所精神。

　　摩天大楼的发展与城市规模有关吗？为回答该问题，本文首先设计一种与现有城市摩天指数算法不同的方法，即基于城市中的摩天大楼群体的规模与结构，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出城市摩天指数；然后基于中国34 个主要城市相关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城市规模及产业结构对城市摩天指数的影响，进而推断出：城市规模及产业结构对城市摩天大楼的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城市快速增长是我国当前城市化过程的典型特征，而利用地理模拟工具预测未来城市空间形态有助于城市规划政策制定。元胞自动机（CA）是一种模拟城市扩张的有效建模工具，但由于城市是一个自然人文复合系统，仅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构建的C A 模型模拟精度存在时空衰减效应。研究以广州市2000-2010 年的城市扩张为案例，通过对经典C A 模拟结果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精度分析，探讨了经典CA 模型模拟精度的时空衰减规律。

　　商住复合型居住区是指以商业和居住两种功能为主导的、商业设施具有辐射性的居住区。在现今商住复合型住区的规划实践中，商业服务设施在人居软环境体系中往往受到负面评价。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在分析商业对住区人居环境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的同时，对该类居住区的不同形态进行了商业干扰度的比较研究，以期能够找到协调商住矛盾、提升住区人居环境的优化手段，从而构建一种亲和宜居的、商住平衡的、可持续的现代化住区模式。

　　“多中心”已经成为后工业化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大城市及城市区域的普遍现象。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视角出发，首先阐述“多中心”这一新的空间现象，接着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趋势、不同行业分工程度以及微观企业组织三个方面，剖析和解释“多中心”若干典型特征。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按照自身分工特征和空间偏好形成各自多中心网络，网络之间在空间上相互叠合，通过企业层面微观经济联系相互关联，是“多中心”的本质内涵。

　　城市经济空间扩展- 聚合进程中社会- 生活空间向阶层化方向演进，受阶层化生活行为区位结构的影响，生活空间（质量）体系不断发育。不同阶层工作、购物、家务及闲暇等空间行为界定的城市生活空间在空间重构过程中渐趋发育为城市生活空间体系。城市空间由工业化过程中的块状分化演绎发展为健全、完整的生活空间体系及差异化的生活空间质量体系。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以日常生活空间质量体系的认知扇状面和等级面为基础，选择其适宜的生活空间。在经济增长及生活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市生活空间的尺度逐步扩展至都市区、城市群、城市- 区域层面。

　　城中村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但以往的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的安置问题却经常被忽视，进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本文首先总结概括了流动人口的居住特征与需求，继而提出了一套兼顾流动人口居住需求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并应用于深圳市五和、坂田、杨美三个城中村的改造规划中。最后，从政府、开发商、居民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支持与保障措施。作为我国城中村改造的一次有益实践，本文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城中村流动人口和城中村改造的理论体系，兼具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采集的职住关系数据和通勤行为数据，以交通中区为单位，分析了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统计特征以及两者的函数关系；并研究了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内部通勤比例两个反映职住关系的指标对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通勤时间更加适合用来表示通勤成本，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之间为幂函数关系。大规模集中的居住导致的职住不平衡状态将会造成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迅速增加；而大规模集中的就业造成的影响较小。本文研究可以为调整职住平衡关系、加强就业地与居住地之间交通联系等措施的制定，以有效缩短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和提高通勤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2000 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大都市相继出现两轮“撤县设区”式行政区划调整，产生了新时期大都市的边缘新市区。首先回顾了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早期边缘新市区的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撤县设区”后杭州市行政体制、规划管理及其边缘新市区运营机制的发展特征，以及所面临的中心城市与外围新市区之间的矛盾问题，导致中心城市人口、经济要素外溢受阻，城市总体规划难以落实，外围新市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由此针对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区空间重构与体制优化提出相应的创新性策略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