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苏家理想村为研究区，基于实地勘探和深度访谈对这两个大都市边缘区村庄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和机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乡村绅士化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构成转变、乡村住房构成替换、乡村空间景观重构以及乡村经济文化变化。乡村绅士化进程由政府、企业和绅士群体三方共同推动。黄龙岘村和苏家理想村的乡村绅士化发展特征和机制存在差异。尽管两个村均由政府引导下的资本下乡所推动，但在人口替换程度、乡村住房功能和风格、乡村景观特色和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上均存在差异。在黄龙岘村，政府搭建发展平台，引导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业，原住民成为绅士化主体；而在苏家理想村，企业为从事相关业态投资的绅士群体搭建平台，外来绅士群体取代原有居民成为建设主体。研究旨在深入认识和理解乡村社区多元化的绅士化进程，为推动乡村发展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乡镇聚落的逐渐衰落，这被视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常态，中小城镇与乡村一直被看作是经济与人口流出的劣势空间。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快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也有不少乡镇在网络社会中找了到新的发展契机，通过主动适应新趋势实现了经济复苏和人口回流。研究以“中国文印小镇”湖南省新化县洋溪镇为例，调查其在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交织影响下的产业、人口及活力演变，总结并讨论当地活力提升的驱动机制。最终，文章结合案例研究更为具体地探讨了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互动关系，并证明：在“避免与流动空间断裂和脱钩”的前提下，地方空间层面“形成有效的地方政策和空间响应”和“挖掘深层次的地方网络和社会需求”对乡镇活力提升至关重要。

　　互联网为欠发达地区摆脱区位劣势、走上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提供了可行路径。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不仅存在于实体空间，更存在于虚拟空间，虚拟集聚已经成为更具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集聚。通过互联网和电商平台，欠发达地区可以破解交易信息匹配难题，让线下小众商品得以对接广阔的虚拟市场，进而有效地促成实体生产的就地发生，开启虚实互促的双重集聚进程。人口回流是实现双重集聚的关键。草根创业者、网商群体以及回流人才在欠发达地区双重集聚的形成、发展与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包容与服务是欠发达地区突破发展困境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以及鼓励市民下乡等农民培育政策的大力支持，大城市郊区的新农人越来越多，推动了农业发展转型。不同类型农民对决策的偏好不同，新农人已经被认为是坚持运用生态原理务农的农民群体。然而，人们对新农人如何影响农业生态化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论文收集了农民采用不同种养行为的情况，并采用样本选择模型来探究新农人对农业生态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人和传统农民对农业生态化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新农人种养行为的生态化程度相对更高；新农人对采取不同生态化种养行为、提高种养行为的生态化程度都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农业生态化的差异可能是由农民对农业生态化生产的认知、对不同生态化种养行为的偏好和农业生产目标的差异造成。

　　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动的新动向。在中国城乡关系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对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学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演进过程，对城—乡人口流动现象开展过系统研究。文章利用CiteSpace 软件系统梳理了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从人口流动转向、流动人群特征、流动动因机制及其对乡村地区的影响等4 个方面对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国外城—乡人口流动的模式、动力机制和影响，最后通过比较指出中西方研究的差异，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当前中国乡村地区正在发生着新一轮的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城镇化进程，孕育于乡村集体土地上的非正规产权房是其中的一股特殊力量，但往往由于其“非正规性”而被忽视。文章基于福安市3 个典型城郊村落的调研，揭示非正规小产权房的人口流动和乡村城镇化效应，并探讨其潜在问题。研究表明：（1）小产权房的发展使得乡村在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物质景观和经济业态等方面历经了向非农化、城镇化和多样化的转变；（2）以小产权房为媒体吸引外来人口定居并在县域内形成链式和递进式的流动路径，本地村民通过建设/ 出售小产权房实现土地变现，并迁居城镇，提高了官方城镇化水平。研究认为，以小产权房为载体而带动的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效应，在现行法律约束和制度管理下存在发展和治理问题，如何有效应对是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基于位置服务的人口迁徙数据能够直观、动态和详尽地描绘城乡居民日常活动的行为轨迹和时空特征。文章采用腾讯迁徙数据，通过时空统计和复杂网络方法分析泛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泛珠三角地区人口日常流动的时空分异和层级鸿沟特征明显，春运期间总体呈现“S”型反向交互模式，各城市度中心性与所属层级高度耦合，时段演变趋势具有差分空间正相关关系，Ⅰ型、Ⅱ型城市度中心性及其波动幅度显著高于Ⅲ型、Ⅳ型；迁徙路线方面，省内流动呈现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为辅的“放射型”结构，跨省流动主要表现为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的“扇形”结构，同时伴有“两横两纵”4 条高密度的迁徙走廊；结构均衡方面，Ⅰ型、Ⅱ型城市结构不均衡度较高，凭借强势的虹吸效应形成城市发展的外生驱动力，Ⅲ型、Ⅳ型城市结构不均衡度较低，与周边城市的共生性、对省会城市的依赖性较强，城市发展处于被极化的边缘位置。

　　文章回顾了江苏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实践的历程与经验，在总结典型做法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江苏省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重新思考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的作用和定位，提出在规划编制阶段要重点关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融合，树立全域全要素的规划理念，科学开展评估、预测发展规模，要从管控视角出发因地制宜地编制规划，建立三维传导路径，关注用地管理、建设管理和产权管理等重点内容。最后，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地下空间详细规划、地上地下一体化设计、地下空间智慧化管理等方面的延伸思考。

　　小流域作为城市（镇）水文管理的最佳地域尺度，不仅是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生态单元，更是新时期系统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以小流域为分析视角，以城市（镇）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小流域的内涵、价值认知出发，借助CNKI分析平台的关键词共现网络模块聚类分析，归纳总结了我国城市空间研究阶段与分期热点，围绕城市化及其效应、空间模式、空间策略、空间测评等4 个方面展开综述，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城市小流域空间研究展望，以期为我国城市小流域空间治理提供一些思考。

　　合肥位于长三角冲积平原与内陆交界处，紧邻巢湖和淮河水系，经千余年城市建设形成了“山—城—河—湖”的城市山水格局。然而随着现代城市建设活动的高速推进，合肥原有的传统山水格局正面临割裂，丰富的城市遗产和文脉濒临消融。在此背景下，寻找城市发展与历史遗产的平衡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文章以合肥市内部及所在区域的城水关系演变机制为研究对象，借鉴城市历史景观的动态视角以及文化景观理论中物质载体—文化动力模式，构建空间—时间—环境载体—人文营建的动态关联，以合肥市整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山水空间为研究范围，梳理其自建城至当代的历史景观演进历程，从环境载体和人文营建两方面探析其城市山水格局的演变机制。并从时间、空间和演变机制角度总结历史城市营建经验，以期为飞速发展中的长三角城市提供高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的启示，为未来城市规划发展提供新的视野。

　　增强城市滨水空间的开放性特征是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支撑，也是进一步促进城市滨水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区域路网结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城市用地功能与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紧密相关，能够从使用规模、使用效率、使用行为等不同角度反映滨水空间的开放性特征，是影响城市滨水空间活力的重要因素。建立由路网系统整合度、轨道交通覆盖度、城市功能混合度3 项指标组成的多维测度体系，对上海滨江核心区开展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分区的单项、综合性指数差异明显，表明上海滨江核心区内的空间开放性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基于计算结果，对上海滨江核心区的空间开放性影响因素做了分析解读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南京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对传统工业片区进行功能转换。在旧改类创意产业园的改造过程中，主要侧重于建筑改造、业态策划和空间设计，对于配套设施研究较少。文章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南京国家领军人才创业园配套设施的现状布局、主要节点和使用需求进行分析，总结出配套设施现存问题和影响使用需求的特性。根据使用者实际需求，提出配套设施空间优化引导和设计实施策略，对旧改类创意产业园改造提供参考。

　　房地产中介作为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有助于完善市场配置体制，推动国内大循环平稳运行。文章通过Python 编程爬取高德地图上兰州市房地产中介POI 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和空间回归模型，尝试探究兰州市房地产中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兰州市房地产中介总体呈现多中心串珠状分布特征，集聚特征显著，表现为“一主多次”的空间结构，对住宅小区、城市次干路具有依赖性；②直营店、单店和特许店呈现不同的集聚态势，直营店呈现依托行政区域“多中心”集聚态势，单店呈现围绕城关老城区、西固城的“双中心”集聚态势，特许店呈现“单中心”市场导向的集聚态势；③房地产中介空间分布均受到居住小区的影响，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中介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特色小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连接城乡的关键纽带，但其逐渐暴露出竞争力不足、动力机制同质和发展路径硬化等问题。为厘清特色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因素与实现路径，首先构建以产业维度为核心，功能、形态和管理维度为辅助的特色小城镇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进行现状竞争力的定量评价；其次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为依据，构建特色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仿真模型并进行发展模拟；最后以苏南典型国家级特色小城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寻找主要仿真情境并总结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研究指出，根植“小城镇+N”式基础，耦合政策引导、企业主体与市场化运作，并以高品质要素聚集助推可持续道路建设将成为特色小城镇发展的普适路径。

　　利用案例分析法探讨温州龙港“撤镇设市”的路径、驱动机制及财政模式，以发现其对城镇化模式创新和土地财政依赖治理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龙港模式是由一个“自下而上”改革推动且不断得到上级政府支持而逐步推进的典范，突出特征如下：（1）推动主体：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但政府仍起主导作用；（2）城镇化模式：异地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相结合但以异地城镇化为主，强制性城镇化与自愿城镇化相结合而以自愿城镇化为主；（3）驱动产业：房地产开发和工业是城镇化的两个主要驱动产业；（4）融资模式：多种融资方式并存但仍以土地财政融资为主。从治理土地财政依赖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建设须统筹协同土地制度改革、非征地条件下城镇化模式创新与以扩大县级以下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

　　传统村落古建民居认保制度在我国部分地区已探索十余年，逐渐成为乡土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制度，核心是将部分产权转移以提高文化遗产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保护成本与风险，但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却遭遇诸多困境而发展滞缓。因此，文章引入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我国传统村落古建民居认保制度进行解析，发现存在行为主体参与动力不足、制度内部产权关系复杂以及制度外部环境阻力较大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优化认保制度设计、强化法律保障体系、明确权力责任边界、完善认保补偿机制、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构建认保网络平台等出路，以强化认保制度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效力。

　　工业遗产源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存续与否，对更新中的真实性表达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建构了一个场所真实性特征的分析框架：本源真实性、连续真实性、现实真实性；以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上海中心城区为对象，选择8 处工业历史街坊展开评价；讨论场所真实性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异同，总结出新产业对旧产业的存续程度，是影响工业遗产更新的场所真实性表达的核心要素；从产业存续角度提出建议，以期为上海未来的工业历史街坊更新提供借鉴。

　　利益返还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但市场主体、原权利人的“不确定性”和“逐利性”、更新过程复杂、地方政府在更新过程中过于倚仗市场主体等，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返还水平与城市更新绩效间存在“倒U 型”关系，建议制定收益返还的适度标准和灵活的施策方案，将城市更新中的配套设施建设质量与收益返还的水平挂钩及提高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的参与度。

　　社区共治是近年来社区治理研究的重点内容，当前各地社区共治工作已逐步由“制度构建”转向“落地实施”阶段。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构建研究范式框架解读四川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优秀案例，基于主体间性转换和商谈伦理运用，阐释交往行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效果，从微观层面提出社区由共治走向善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