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地区因其可建设用地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而长期处于“高投入、低收益”的状态，该类地区也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地区。在“十三五”绿色发展与区域开放发展的要求下，长江经济带生态型后发地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区域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实证部分以安徽省安池铜城市组群为例，探讨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以安池铜三市十一县的部门座谈、企业管理者访谈及企业问卷调研为基础，从“政府—企业”双视角审视安池铜城市组群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出在经济与社会双重目标导向下，开发区仍然是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并从“格局上开放发展”、“内容上绿色发展”、“策略上差异发展”3 个层面对安池铜城市组群未来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和战略勾画。

　　“互联网+”给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地域制约因素被打破，区域造成的经济、文化差距因为互联网而被消除，文化产业成为了次发达地区借助互联网技术“走出去”的重要突破口，而长江经济带联通了长江流域的发达地区与次发达地区。因此“互联网+文化产业”将在长江经济带中大有可为，其宗旨是，以“生态发展放在首位；东西呼应共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走特色之路；中部地区发挥传统优势”为发展宗旨，将“创新”与“创业”作为对策，从而形成长江经济带的文化产业群，并有效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建设。

　　本文基于MODIS遥感影像和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以及Landsat TM/ETM影像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计算标准城市用地复合指数NUACI，提取2000、2005和2010年三个节点年份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成区范围，分析长江中游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建成区空间分布和演变特征。从总体来看，2000-2010年之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速度不断加快，其中武汉城市圈城市建成区面积空间分布最广且城市建成区分布单中心圈层空间格局显著，但随着扩散效应的加强，逐步形成以“鄂州—黄石—黄冈”三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副中心；环长株潭城市群由单城市星状空间分布向多中心网络状空间分布格局发展，“长沙—株洲—湘潭”三城市集群发展更为显著；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速度最快，空间分布格局放射轴向特征显著，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与交通要素关系密切。

　　本文首先解读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空间建设至关重要；然后分析国内城市生态用地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与新型城镇化的适应性，提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的两大趋势为生态用地功能化及城乡统筹发展；最后在分析武汉市生态控制区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武汉城市生态空间规划引导的思路：一是统筹规划，建立产业·镇·村体系；二是加强管治，坚守生态底线；三是政策支持，促进生态功能发挥。

　　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城市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人口集聚，产生了城市热平衡失调、通风不畅、空气污染和热岛效应加剧等问题。城市新区规划中布局城市通风廊道，优化空间布局，既能够有效提高居住环境品质，同时也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实现。结合城市风的空气流动运动规律和城市下垫面特点，从空间形态中观层面，以西咸新区为例，针对寒冷地区的气候环境，对城市通风系统进行分析，运用CFD模拟方法，确定城市通风廊道的位置、数量等主要控制要素，提出廊道周边地块建设控制要求和建筑迎风面密度控制要求，为今后规划建设具有良好气候环境的城市新区提供参考。

　　在小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过程中，划分的地块经常无法与实际开发建设环境相匹配，规划与实施管理不能贯彻一致。以平度蓼兰镇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为例，探讨了地块调整方式和相应弹性控制手段。地块按照新老城区、不同用地性质划分类型，针对各类型地块提出了“合并”与“拆分”的具体措施，提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与实施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随着当前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乡—城”转移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城市居民对住宅和公共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在高需求的拉动下，不仅住宅地价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住宅地价的变化也会对城市规模的扩张产生一定程度的引致效应。本文基于城市规模扩张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反映住宅地价变化与城市规模扩张间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中国大陆48个典型大中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一定范围内住宅地价的上涨会显著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但随着住宅地价的持续上升，其对城市规模扩张的作用将呈现“倒U型”的变化规律。此外，在处于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城市中，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住宅地价上涨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弹性越大；且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住宅地价持续上涨对城市规模扩张的负向抑制作用也会越明显。最后论文从完善城市土地市场尤其是住宅地价管控的角度，提出了引导城市规模有序扩张的相关政策建议。

　　利用2007-2014年西安市部分重要经济数据，建立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因素模型和因素的影响方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西安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关键经济因素是土地价格和收入，土地价格和收入与住宅价格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住宅价格在短期对土地价格和收入都较为敏感；住宅、土地和收入的历史价格都会对当期住宅价格造成影响，但过去的收入对住宅价格却不如当前收入影响强烈。最后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建议。

　　随着城市旅游景区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加，城市建设与旅游发展在空间资源分配与用地统筹安排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西安曲江新区的数据实证为基础，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深入分析城市旅游景区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机理与途径，探索在效应场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变化特征与减损情况，并从城市规划与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补偿思路与实施策略，进一步提高规划应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目前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对于理想土地利用状态的描述多囿于人为的主观意愿。本文尝试引入自组织视角，以潜力评价体现对城市内在发展规律的遵循为目标，借助GIS数据处理平台和空间句法分析技术，对潜力评价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自组织规律影响下的空间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密度之间的契合关系进行剖析，在潜力评价的研究单元划分、指标筛选、模型建构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以徐州市鼓楼区为例，对研究区潜力用地的分布及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针对性的空间发展决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在“存量挖潜”和明确“城市发展边界”的大背景下，萎缩型边缘区作为承接城市内涵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频繁出现土地闲置与产业被动“退二进三”的现象。文章在对萎缩型边缘区进行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国内萎缩型边缘区土地的低效利用，提出了以产业更新为参考的土地动态弹性集约发展模式——“灰色用地”规划模式，并首次提出以产业“由附转主、由短为长”更新为参考的土地转换模式，以完善“灰色用地”在萎缩型边缘区规划实践中的可实施性，为我国萎缩型边缘区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一种新方法。

　　先人在长期的水灾害斗争及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不断适应和改造城乡水系统，积累了许多具有生态价值的生存经验，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聚落水适应性空间格局。基于区域与城镇尺度，从区域水文条件、防洪需求和水资源约束三个方面，以台儿庄古城为例，对传统聚落水适应性空间格局进行归纳和分析。传统聚落水适应性营建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生存的艺术, 将对当代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产生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城市地标是认知城市的重要参照系，在城市发展中遭遇巨大挑战。文章采用历史文献法和比较法对呼和浩特两个时期的城市地标进行分类，发现地标在演化中有着不同的境遇，有的被完整保留下来，有的被改变了记忆，有的只保留了地名或记忆。地标在城市发展中受战争、地方工业基地建设、边疆政策及行政干预的影响，居民需要不断地去接受并适应不同时代地标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并形成新的文化认同。民族地标在边疆城市的传承与表现对地方发展具有重要的民族和文化意义。

　　互联网与供应链技术的发展驱动现代物流加速转变，也给城市物流货运设施规划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现行城市建设用地分类标准将货运、物流、批发市场、仓储用地等相关用地归并为物流仓储用地，但是相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细致梳理。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分析了深圳在物流货运空间设施规划与建设实施方面的实践，从规划与土地、行业因素等维度剖析了规划实施的难点，结合相关国际经验，提出了通过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规划体系、打造综合性物流设施和调整政府角色定位的方式改进规划实施机制。

　　综述了现代物流发展目标体系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了相关规划实践，认为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中缺乏系统全面的目标体系，也无法落实到全方位的行动计划，因而不利于城市现代物流的健康发展。认为现代物流发展目标体系至少具有四个层次，即“战略目标—子目标—行动计划—考核指标”。首先，现代物流发展战略目标应当服从城市性质和城市发展战略；其次，子目标应包括“空间布局合理，产业升级优化，行业发展提升，企业运行高效”四个方面；第三，行动计划应包括“构建完善的物流体系和物流通道、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物流绿色化、全球化、专业化、规模化、信息化、标准化”等；第四，遵循有代表性、灵活性的原则，考核指标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指标库；最后以广州市为例，应用构建的目标体系理论框架制定了广州市具体的现代物流发展目标体系。

　　文章主要探讨了公交专用道合理性的两个关键问题：公交专用道的效益是否超过了其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公交专用道的效益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本文以上海市公交专用道的实施和规划情况，分为3个部分阐述：第一部分阐述了上海公交专用道的运行情况并用传统的评价方式对其效益进行了简单评估；第二部分阐述了公交专用道的利弊其实很难通过数学模型加以量化，此项措施的大量间接好处被低估。私家车使用者转化为公交使用者的比例是评价公交专用道效益的核心指标；第三部分通过介绍首尔和新加坡公交专用道实施的情况，为上海市合理规划和管制公交专用道提出了建议。

　　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就业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两个维度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界定，利用样本调研数据对影响南疆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个体特征、就业特征、雇主特征三大类13个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汉族、城镇组、已婚有子女组、35～44岁组、月收入7000～7999元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高，而“租住房”组、“农户”组、“中外合资”组、“与当地居民相处一般”组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较差。

　　以郑州市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层次差异，增加了社会参与因子与城市认可归属因子，探索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居民满意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宜居满意度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居民的需求开始由传统的社会物质需求转向城市归属感的需求上，发现居民的整体满意度偏低，特别是归属感满意度偏低。据此认为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更应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提升居民归属感。

　　邮轮母港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对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带动效应进行研究，旨在分析邮轮经济推动海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实现路径。研究首先从邮轮产品及邮轮经济的特点入手，分析国际邮轮母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其次，从邮轮母港的发展极效应、投资乘数效应、区域产业与空间结构重组效应的角度研究邮轮母港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最后，分析了三亚国际邮轮母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文通过选取2001-2014年福建省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模型，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市化水平3个方面来衡量高铁的开通是否对福建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形势趋于平缓的情况下，高铁铁路建设在短期内对地区GDP总量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抑制趋势；同时，高铁建设在短期内对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水平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高铁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城市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建议，以尽快发挥高铁的经济效应，享受高铁建设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