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入手，指出了其两方面基本特征，即是对现代主义大叙事的质疑，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尝试归纳了其定义；继而剖析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主要区别，指出后者相对于前者是以“反叛”对抗“理性”，以“博爱”对抗“狭隘”，以“多元”对抗“单一”，以“文脉”对抗“机械”。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后现代主义对现阶段中国城市规划的四方面启示，即规划主体从“长官化”到“人民化”的转向，规划目的从“高速化”到“高质化”的转向，规划方式从“蓝图化”到“过程化”的转向，及规划内容从“硬规划”到“软规划”的转向。

　　对比不同时期国家法律法规对控规编制内容与审批的相关要求，指出控规法律地位逐步提升，控制内容由开发容量控制向民生需求导向控制、资源环境保护控制拓展，各类要素的控制刚性也呈现分级差异；以控制内容体系及各类控制要素调控刚性的创新为切入点，梳理地方控规改革的实践特征。结合当前存在问题，指出未来控规研究与实践的重点方向。

　　从促进农村家庭城镇化的角度对城乡规划转型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社会转向”与“家庭转向”两大转型方向。经过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农村、农村家庭均发生了深刻改变。在城市文化冲击乡土文化、农业工业化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小家庭农业生产方式的大背景下，农村家庭或主动适应城镇化进程或被动卷入城镇化进程，农村家庭空间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出现离散型农村家庭、寄居型农村家庭与留守型农村家庭等多种家庭类型。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极其显著，但在城市蔓延、乡村消失的此消彼长中，城市却还未准备好大规模接纳农村家庭。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应主动承担社会建设的职责，特别是在促进农村家庭城镇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加快“社会转向”与“家庭转向”，以进一步提升规划的社会效益。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郑州都市区规划体系构建，除须考虑“城市”利益之外，更应兼顾广大农村空间、生态空间的利益。只有使规划体系覆盖全域，构建贯穿“编制—审批—实施保障”全过程的平衡多元利益主体的规划平台，才能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城乡一体和谐发展。

　　城市规划的现代化不仅是顺应潮流，更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下提升规划能力，应以法治为内核，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将依法规划深入贯彻到规划的编制和管理中去，在整个规划流程中强调公众参与和部门协同，优化部门职能配置，更多地注重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升城市生活的质量。本文通过对A 市规划局在近年来相关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在今后的规划编制中强调公共性和理性，在执行中强调法治，在监管中强调部门协调和公众参与以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引领各阶段城市发展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规划总纲，城市总体规划对城乡规划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2015 年3 月18 日，《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 － 2020）》（2015 年修订）获得国务院的批复，将促使宁波城乡规划体系进行完善和调整。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总规编制进程的规划体系演进历程，在分析宁波修订版总规对规划体系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序列、四层级”的城乡规划体系重塑方案。

　　本研究旨在针对嘉兴的工业遗产特色制定一套具有适应性的价值评价体系，并针对嘉兴市区现存工业遗产进行评估，为合理确定近期重点保护对象提供决策依据。针对具体的工业遗产建筑，进行综合评估得出重点保护的建构筑物本体，并为制定准确分类保护与利用的具体措施提供依据。创新点在于根据嘉兴的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与现状特点，深入挖掘遗产价值，综合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双方面需求制定适应性的评价体系，提出分类保护的具体措施。

　　面向当前青海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明显但城镇发展缺乏与资源良好互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紧邻柳湾历史文化遗址的高庙城镇为实证案例，借助“共生”理论的引入，探讨空间共生体系的构建途径，即在空间资源方面形成以柳湾遗址为主的偏利共生模式，在服务体系方面形成以高庙城镇承担旅游服务职能为主的寄生模式，在道路系统方面形成均衡发展的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以期进一步强化高庙城镇与柳湾遗址的空间联动，增强城镇空间的发展动力。

　　本研究首先对弹性城市的概念及其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并根据国外相关研究，从国家、大都市、城市、社区四个空间尺度对弹性城市指标体系进行比较, 进一步提出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在评价目的、关注内容、指标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和城市发展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我国开展弹性城市指标体系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低碳出行与城市街道可达性的关联性分析基础上，从宏观城市路网与中观街道空间两个层面提出了引导低碳出行的出行动线空间模式。在宏观层面上，研究了高可达性的道路路网形式、适宜的街区尺度与道路间距，提出了“公交廊道+ 步行网络”的方格网城市路网模式。在中观层面上，从步行出行与自行车出行两个方面，提出了慢行友好的街道空间模式与街道断面模式。

　　办公楼的屋顶绿化一直是城市绿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屋顶绿化方法的探索，从环保角度研究的文献已有很多，但是鲜有从以人为本（雇员和雇主）的角度分析其发展的原因及趋势的文章。所以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两座以先进屋顶绿化建设闻名的北美城市，多伦多与芝加哥,其办公楼的屋顶绿化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出办公屋顶绿化的发展越来越关注对其使用者精神层面的影响。并且利用哲学家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来解析屋顶绿化对办公空间的异质化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这一特性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创造更好的空间体验感，从而提升整个CBD 的宜居性。

　　伟大的建筑师们充分利用“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的特殊矛盾与紧密联系，从中抽丝剥茧，最终发现能从本质上终结这两种矛盾纷争的重要道路。那就是使建筑理论走上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建筑理论的科学化、建筑理论的理性化。一个是在本体论范畴内的本体性回归，重新回到建筑学经典传统，按照传统方法对当代建筑进行评价。另一个是跳出本体论范畴，弥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用存在论范畴解释建筑美学。以自然辩证法为依据思考建筑设计的方案及其思想发展的方向，使人与自然协调得更加紧密，科技与文化更加统一发展，更大大支持稳固了生态建筑美学原则的确立。

　　北京特大城市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领头羊”，在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北京特有的区位优势，不断面临着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之后，北京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创新必须坚持“三轮驱动”原则：一是以首都核心功能定位调整为契机，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府主导；二是抓住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这一主线，积极做好产业调整；三是抓住和谐宜居之都这一目标，强化基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当前，我国的共有产权住房仍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通过梳理现有做法和观点，认为共有产权住房应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议拓宽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对象，构建基于消费意愿的住房供应衔接体系；鼓励培育政府监管下的非营利性质的住房管理协会、改革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政策性住房银行，为共有产权住房的市场化管理和融资提供支持；提出采用产权面积式住房共有产权份额确定办法，扩大共有产权住房的适用范围；提议借鉴《企业合伙法》中有限合伙制度，建立住房共有权双方的类有限合伙制合同法律关系。

　　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进入高速城镇化的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建设，而在显著的规模效应掩盖下，土地利用无效率的问题却使得生态脆弱性较强的新疆城市面临更大的发展危机。本文应用Super-SBM DEA 模型，测度新疆2000-2012 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发现其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规模等级差异、路径依赖特征。现阶段，新疆城市土地利用无效率主要来源于劳动投入无效率，同时，资本效率低下、城市盲目扩张、环境产出不足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新疆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

　　论文以甘肃省为例，利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和中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不平衡，各城市经济地位相差很大；多数城市核心度值较小，处于边缘区的分布范围；城市联系网络及处在相对单一、低层次的状态。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更多地培育核心或者次一级核心城市，多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多中心经济网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我国西部地区将会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门户。机场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延伸，已成为具有地区辐射力的交通和经济综合体。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总结国内外空港经济区发展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分析乌鲁木齐的民航和经济发展现状，并提出空港经济区发展的目标和思路，以促进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本文以新时代的城镇化为基础，通过考察各产业要素的比较利益、政府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逻辑：市场手段通过影响要素比较利益影响城镇化进程，政府通过间接、直接、制度等多种手段影响城镇化进程。运用1981-2012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研究表明：要素比较利益、政府作用与城镇化进程具有短期轻微波动、长期均衡关系；市场效应比政府作用影响效果更为显著，市场效应、政府作用分别提高1%，城镇化水平将提高0.175% 和0.148%；长期来看，市场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短期来看，政府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但持续性不强。

　　小城镇的功能因区域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条件而变化，因而相应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须能因应而创新。苏州案例的解剖，从微观角度揭示出新时期苏州小城镇理应承担的十大功能，其中虽有部分是小城镇传统功能的延续，但更多是新的历史阶段赋予小城镇的新使命、新责任。然而由于当前小城镇所执行的政策与制度，主要源自人们对前一个发展阶段中小城镇发展规律和问题的判断，客观上导致了当前小城镇城乡“夹心层”和“政策洼地”的处境，使小城镇难以胜任新时期新的历史使命。因此，改革那些源自前一个发展阶段小城镇功能定位基础上的战略和制度设计，满足新时期小城镇功能与潜力发挥的需求，势在必行。

　　国家提出“社会力量成为养老设施建设的主体”的发展思路，城市规划层面需有所应对。本文通过对多个城市社会办养老设施的现状调研，分析现实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所在，认为需要规划方法的变革以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出用地控制方法、城乡统筹规划、土地资源差异化规划配置方法等方面的规划优化策略，鼓励与实现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需求。

　　近年来大城市住房矛盾突出，成为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城市居民家庭呈现出典型的大城市居住特征，即人均居住面积偏低、租赁住房比例高、住房设施条件完善、中心城区居住密度高，与此同时也存在大城市常见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包括住房占有不均衡、住房拥挤与空间低效利用并存、中小户型供给不足、租赁住房条件偏差、中心城区房屋老旧等，亟待政府采取相应的调控引导措施加以改善。

　　以国务院《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为指导，通过新区实地调研及职能部门诉求问卷，分析南沙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针对现有公共设施服务水平低、空间分布不均衡、可达性差等问题，根据国家新区规划建设要求，将南沙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进行三级分类：基础型（针对未来南沙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先导型（针对新区新型城市化示范需求）及战略型（针对粤港澳区域服务需求）。最后，针对每一类公共服务设施的量化实施，分别提出规划建议及方案，为中国其他国家新区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