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建设符合城市发展趋势，体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环境优美的城市发展准则。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行四个环节，智慧城市促进城市科学发展。自2012 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目标启动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并以城市自主和上下协同两条主线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试点工作形成了一城一策智慧发展、人为核心质量关键、产城相融互促共进、体制创新机制融合、多元筹资优配资源五大特色。

　　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论文在对智慧城市概念与内涵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智慧城市建设要从全局和公共利益及需求出发，去制定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方案。论文提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框架，即包含数据平台层、业务应用层、空间规划层、实施保障层的四层次框架体系。

　　在智慧城市的实践中，由于社区所具有的相对适中的空间尺度，及其在城市生活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智慧社区已成为当前推进智慧城市试点及应用的热点领域，也是未来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智慧社区实践在全国各城市由政府或企业主导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政府主导作用较强、以技术和系统为核心、对社区规划和社区交往考虑不足等问题。本研究倡导构建人本导向的智慧社区，以综合居民个体数据的数据中心为基础，涵盖智慧化规划、信息化管理、个性化服务、社会交往几方面应用，强调政府、相关产业与居民的互联与协作，聚焦居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创新的手段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传统城市空间规划研究范式面临转型。本文在梳理传统城市空间规划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重点从方法论和编制方法两个层面对智慧城市空间规划方法进行探讨，并强调了大数据应用在规划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智慧城市空间规划应该以满足政府、企业及居民需求和解决城市问题为导向，更加关注城市空间的流动、土地混合利用、微观个体分析及空间相关研究，并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设备及传感器等大数据采集和挖掘分析技术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制定、质量评价、规模预测及用地布局等方面的革新作用，从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如何利用大数据方法改进当前智能交通系统，进而缓解交通拥堵，是当前智慧城市研究和交通规划领域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首先依据交通流用户最优均衡理论和系统最优均衡理论，分析大数据在交通诱导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其次，讨论大数据在交通流量判研和拥堵实时评价方面的应用；第三，讨论大数据在交通拥堵收费中的应用；第四，分析大数据在对公共交通运行与服务水平进行实时监控方面的应用; 最后提出一体化交通监测与需求管理系统理论框架。

　　城镇化质量研究始于关注城镇化内涵式发展即城镇现代化水平和城乡一体化水平，多使用综合指标测度。随着研究深入，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在不断拓展，从关注城镇现代化和城乡差距扩展到涉及城镇化推进效率、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内涵不断丰富。回顾城镇化质量经验研究，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在不断完善，研究对象开始涉及到不同尺度区域。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提升对策涉及发展经济、创新制度、统筹城乡、改善城镇质量、社会和民生、坚持可持续发展以及完善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

　　2010 年以来，我国在国家及省市层面实施了一系列强镇扩权改革，这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规模扩张阶段转变为以制度创新为特点的内涵增长阶段。当然由于强镇扩权改革自身仍处于探索实施阶段，其实施以来成效与问题并存，并产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地域空间效应，对其进行研究并反馈于我国强镇扩权的制度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江苏省兴化市戴南镇为例，运用辐射力模型、断裂点理论等方法对其强镇扩权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经济等地域空间效应进行研究。从城镇内部和城镇体系两种尺度探索2010 年实施强镇扩权改革以来戴南镇镇区和兴化市城镇体系的空间变迁过程。实证研究表明强镇扩权对于我国小城镇建设能够产生改善城镇景观风貌、加速园区集聚等积极的空间效应，亦可带来新增用地规模过大、功能类型过为单一等消极问题。同时，其对区域城镇体系结构的发展演化也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随着区域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城际铁路客运枢纽作为一种新型的枢纽类型，其功能定位、站址区位、周边土地利用等具有显著的特征。本文界定了城际铁路客运枢纽的内涵属性，从城市门户、交通服务、引导发展、城市节点方面分析了其系统功能；以枢纽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变迁为出发点，提出了城际铁路客运枢纽三个典型发展阶段及演变进程；最后，结合城际铁路客运枢纽发展趋势，对枢纽布局选址、功能定位和交通衔接设施配置方面给出具体建议。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初期地面公交线网调整，对加强两者网络衔接，形成多模式协同的公交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对地面公交与轨道的竞争与协作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地面公交线网调整目标、原则。在分析轨道运营初期公交系统各方式功能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两者的网络衔接模式。依据两者的几何关系对线路进行分类研究，结合线路的客流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调整措施以及实施时序。本研究已应用于无锡轨道1、2 号线开通前地面公交线网的调整中，得到了具体的调整方案。

　　基于实证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选取武汉市水果湖、珞瑜路、南湖花园三个街区为例，定量对比各街区物质空间特征，统计样本通勤出行方式、出行距离。认为用地混合程度、渗透度与公交设施对通勤出行特征有深刻影响，最终总结出抑制私人小汽车通勤出行空间单元的相关模式。

　　现阶段国内大多数城市核心景观区所使用的交通模式并不能满足该特定区域的保护与建设发展。基于其在文脉传承及生态保护等城市发展指标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该区域的交通体系急需一种更为契合其生长本质的全新模式来支撑，继而匹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主旨。本文以南京市著名城市核心景观区鸡鸣寺景观区为代表，分析评估了该区域现行的交通体系及城市单元架构，结合国内外现阶段研究成果对慢行交通模式在该类型区域的推广、构建的可行性及具体实施策略展开分析论述，提出了结合城市主体交通网络的调整、构建区域交通转接端点、提升慢行交通区间舒适度与便捷度等具有良好可实施性的解决策略。该研究将为国内同类型城市区间介入慢行交通系统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及参考模式。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20 世纪80 年代末因内城衰落开始了市区的重建。本文梳理了布里斯班市区重建计划的背景、规划历程、内容和实施效果，并展开评述。通过对市区改造计划经验的总结，认为更新机构的设立、社区参与、社区规划、催化剂项目、社会性住房以及城市特色营造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对我国城市更新有借鉴意义，并指出借鉴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区域一体化与区域整合逐渐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针对学术界关于我国中部地区区域一体化研究较少的状况，本研究以中部地区的丰城- 樟树- 高安一体化区域为例，从多层次区域管治视角，探究了该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镇发展、产业分工、基础设施、流域开发以及跨界冲突等问题。研究发现，与区域一体化推进程度较高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同，中部地区区域一体化体现出近域竞争激烈、缺乏一体化机制、跨界整合困难、忽视生态保护等特征。最后，为推进区域一体化，提出建立多层次区域管治体系机制、编制区域一体化规划、建立跨界合作基金等政策建议。

　　对照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考察近年来上海和重庆工业用地比重情况，指出“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超常规发展的典型现象，运用理论模型分析形成这种差异的作用原理和合理性，最终根据“时间、职能、空间”三个要素提出“规划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合理取值的三种思路，并以“眉山市工业新城概念性规划”作为案例进行佐证和解释。

　　西方主流学界中的产权与所有权在理论上具有相异性与缠合性，实践中西方注意到产权与所有权基本内涵上存在的区隔，对房地产使用所有权而非产权。我国的房地产离开了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的应然内核与所有权不做区分使用，进而将原来的房地产产权大小之分附加了国情色彩，致使现实中大产权房遵循资本优先价值向度，其精神不符合公民适足住房权要求，小产权房尤其是建造于农村宅基地的小产权房，则具有较强的人权性价值。

　　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以这一群体为主要受众之一的公租房政策在各地纷纷出台并被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本文通过对南京市新就业大学生住房供需状况的调研，首先分析这一群体的社会特征及其对住房的实际需求，认为这一群体有着强烈的租房需求，并对低租金、小户型、交通及配套设施以及政策关注等方面的需求特征明显，然后从市场租赁主导下的住房供给、政策主导下的公租房供给两个角度分析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供给现状，并对当前公租房政策的实施状况进行了阶段性分析，最后对新就业大学生未来住房的多途径供给进行了总结，并对相应的公租房政策实施提出了相关建议。

　　创意场域是以文化为依托的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的特殊区域创新网络。在其发展过程中，城市成为研究的主要节点，城市中创意场域的发展同时受到内部及外部动因的影响。通过对伦敦创意产业发展趋势的梳理及内外动因如何影响创意场域发展的总结，可以看出政府政策资金支撑、高校与企业机构联合培养、打造节事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等方式可以实现创意信息的共享同时整合跨区域资源能进一步延伸场域的网络空间，因此在创意场域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整合全球资源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地因素的内生影响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高校、社会机构以及文化媒体等场域活动主体的作用，才能促进创意场域更大发挥效应。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指出古城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其历史文化价值的整体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使其成为一个历史文化价值“公共区域”，而古城保护则类似于建设一个极为特殊的“古城历史文化公园”，必须以特定的土地商业模式为基础。古城门票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古城土地商业模式，对中国现有古城土地商业模式的比较制度分析表明，门票模式在中国古城保护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主导地位来源于其对中国特殊制度环境所具有的最佳适应性。应辩证和历史地分析古城门票在中国古城保护中的作用，在高层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对凤凰等小型古城而言门票模式虽不高级但却较为适宜，必须构建各方平等的社会沟通机制以防止古城门票的扭曲和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