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从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个层面，对江苏省地级市及区县进行收缩测度识别，发现南通市是江苏省收缩现象最为明显的城市。基于南通市属于人口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边界城市，通过对13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探讨南通市的收缩特征，发现南通市是一个伴随着综合实力衰退的收缩城市，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水平的持续下降与低水准的城镇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探讨南通市城市收缩的内在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 分界线，总体增长态势下开始出现收缩现象。本文以内部发展差异较大的江苏省为研究对象，用2014-2016 年三年间人口数据识别江苏省内增长与收缩区县，并进一步构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江苏省综合发展水平及其演变。结果表明，徐州市成为苏北地区增长极，南通市部分地区出现收缩现象。为了探究后发城市的精明增长模式，最后对徐州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认为产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规划与政策是发展转型的重要动因。

　　全球化进程中资源配置不均衡引发的区域分化使城市收缩成为普遍现象，我国部分老工业地区也面临着收缩困境。本文以武汉武钢社区为例，探究大都市老工业地区出现的局部收缩现象。发现武钢社区的收缩与传统老工业地区具有共性表征，但在大都市的综合作用下具备恢复的韧性，是一种“过渡型收缩”。我国特殊的转型语境与政企关系决定了局部收缩是政府主动调整的结果，是政府治理意识转变的体现。虽然局部收缩是一种较为乐观的中间状态，但政府仍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并借助这一契机转换发展动能，尽快逆转收缩进程，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以东北老工业城市——四平市为研究区，应用收缩度模型在对2001-2016年四平市城市收缩度进行测算分析的基础上，借助SPSS软件，对四平市城市收缩的驱动力进行主成分分析。研究结果：1）四平市自2012年人口开始流失（SSD＞0），出现城市收缩的现象，且收缩度不断上升。2）2001-2016年四平市城市收缩的的驱动力分别是经济、社会、人口因素中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与人口因子，其中，产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是主控因子，为第一主成分，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二主成分，土地利用为第三主成分，人口因子为第四主成分。并通过进一步的驱动机制分析，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看作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3）四平市城市收缩的驱动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等其他驱动因素产生的根源所在。4）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城市废弃和闲置用地为依托，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性；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回流；调整城市用地的空间布局，打造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

　　以人口缩减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收缩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常见新现象。文章分析了根河城市收缩的表象和原因，其收缩背景下的规划依然保持增长惯性，削弱了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导致规划的引导管控作用降低。结合根河实际，文章从规划理念、产业培育、空间优化、棕地更新等方面提出“精明收缩”理念下的规划应对建议，以期为相似的东北林区收缩城镇提供借鉴。

　　随着“城乡等值”逐步成为新时期城乡发展的新导向，大都市地区村庄的内涵发生改变。传统的“单村独建”出现了产业同质、设施低效、建设破碎等诸多困境，阻碍其可持续发展和品牌打造。广州从化米埗乡村群规划从产业共荣、设施共享、空间共建、社会共治四个方面探索大都市地区村庄“群落化”规划策略，以期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规划的创新模式，为广州乡村振兴提供一种长效机制和实施路径。

　　近年来资本下乡并通过土地流转撬动了乡村转型，但也衍生出新的乡村发展与治理问题。乡村振兴时期的乡村资本运作模式对以土地流转为引擎的乡村产业、空间与社会形态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资本—土地—乡村转型”三者的内在逻辑，剖析了“资本—土地”的互馈关系以及推动乡村转型的机理。以遂宁青龙村为例，从资本介入全过程的视角提出了乡村资本的活化策略，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时期的资本与土地流转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支撑。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广、实施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聚落的保护和发展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传统聚落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凝聚的丰富的人居环境建设智慧有待发掘。本文以水系为线索，以湖南沅水流域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G IS 空间分析法探讨区域内传统聚落选址与水系的相关性，结合历史影像分析传统聚落的平面、立面形态特征，探讨其内在机制，并基于上述特征，提出了水系影响下的传统聚落保护和发展策略，为当前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提供理论依据。

　　控规编制（调整）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是贯彻和谐社会理念、实现规划决策的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举措。该制度的可持续性、有效性以及发展路径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为工具，将理论论证及经验研究相结合，采用定性及定量等多种方法对控规编制（调整）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演进、绩效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我国控规编制（调整）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改进提供参考借鉴。

　　通过梳理陕西武功人居空间要素的关联性生长，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探究人居空间要素在武功山水人文空间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审视当代城市问题，即传统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是人居物质、文化需求的整体观照；而包括武功县城在内的当代城市人文空间建设，常忽视根源探讨与整体思维，以致历史空间的碎片化消解。基于武功历史人居环境古今演变的认知，思考历史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脉络，以指导当代实践。

　　多数传统村落居住条件差，已不适应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运用田野调查法对鄂西45 个传统村落进行走访和调查，从满意度方面对居民需求进行系统和量化研究。将影响传统村落居住满意度的目标层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准则层，在此基础上确立9 项指标和30 个影响因子，形成居住满意度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理论，分析影响居住满意度的要素。多要素的评价体系为了解传统村落居民满意度提供量化方法，为传统村落及与环境改造提供实践支持。

　　基于西北五省A 级旅游景点和各等级路网交通数据，运用GIS 空间分析法和ESDA 空间关联性分析法，对西北五省不同类型A 级旅游景点的整体及县域可达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探究了其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五省旅游景点的整体空间可达性较优，可达性在30min 内的区域占研究区面积的76.52%，主要分布在路网交通和城镇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五省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较好，可达性在30min 以内的县域数量占整体县域总数的95% 以上。不同类型景点的县域单元可达性集聚程度均十分显著，热点分区在空间上均呈现出自东向西依次过渡的分布格局；陕西省的景点可达性最好，属于可达性高集聚区，新疆和青海景点可达性较差，属于可达性低集聚区。

　　基于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充分利用资源的能力以及促进城市道路交通方式良性进化等三个方面的考量，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态位原理，提出城市道路交通方式应遵循和谐共生、特色发展、内涵式发展的新模式。根据每个城市的资源状态和管理价值取向，综合协调发展各类道路交通方式，最终为科学合理地构建符合自身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交通体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城市增长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的，其增长的相对差异会体现为不同的城市增长型式。以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划分中国城市的增长类型，并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的增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增长类型的城市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发展特征。城市发展初期，以显著的经济增长为特征，工业发展和地方专业化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而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断吸引人口迁入和增长，人口和经济增长逐步实现良性互动，城市增长的正反馈机制形成。当城市达到较大规模时，城市经济的驱动逐步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城市经济转型，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变，经济的多样化和地方品质的提升成为驱动城市增长的核心。基于人口—经济增长同步性划分的城市增长类型有助于理解我国城市增长的路径，不同增长类型的城市应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土地资源紧缺，中心城区的存量工业用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是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区经历两次改造的红坊为例，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参与主体在土地更新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并结合城市政体理论，深入探讨推动地块改造背后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机制，旨在对国内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研究以及城市政体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研究进行补充。

　　通过社会网络法和熵值法分别计算上海旅游流网络结构和旅游环境综合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上海旅游流网络结构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发现上海旅游流网络结构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通过对旅游流网络结构指标值与各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位序关系的对比分析，剖析不同区域耦合协调分异机理，在此基础上从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优化两个层面提出上海旅游流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优化策略。

　　在规划过程中确定城市产业与空间布局是城市研究中重要的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化实践进程中经常出现的规划类型。本文结合城市主导产业空间规划实践，提出采用广谱筛选方法，以城市产业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广谱分类、广谱甄选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对不同层面、不同对象具有功能特色与要求的产业构成进行叠加分析，并提出城市主导产业的业态簇群及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以皖江城市带的江北产业集中区作为样本案例，对产业广谱分析方法进行验证，说明广谱分析在城市主导产业业态甄选中发挥的作用。

　　以流通产业疏解转移为代表的产业调整是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产业层面的一种主要形式，流通产业的转移调整一方面为疏解地缓解了产业发展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承接地自身的经济发展。本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流通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跨区域流通产业疏解转移理论分析模型，得出产业承接地福利效应提升、被转移产业福利受损，以及产业疏解地福利效应变化方向与地方政府对产业负外部性的重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基本结论，并且具有基于利益补偿机制的区域产业疏解转移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在此基础上，运用2005-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流通产业转移调整对企业个体福利与区域总体福利两个层面的作用影响，得出现阶段流通产业的疏解转移降低了区域整体及企业的福利效应，但结合产业调整的长期发展方向，疏解转移将具有提升区域与企业福利效应的变化趋势。

　　随着南京空港枢纽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单一的外语人才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型外语人才广受欢迎。南京地方高等院校众多，新的经济形势对地方高等院校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本文利用调研数据，从南京空港枢纽经济现状和地方高等院校创新型外语人才现状入手，思考创新型外语人才服务南京空港枢纽经济的积极意义，探讨地方高等院校创新型外语人才对接南京空港枢纽经济的政策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