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城镇化阶段的转型及消费社会的来临，各种情怀推动下、各种形式的“乡建运动”正在各地广泛发生并渐成热潮。本文从资本实现空间生产的批判性视角切入，将当前的乡建热潮视作为资本循环过程中对“消费性建成环境”的主动营造，在此过程中，通过打造符号化的乡村空间来获取“垄断地租”是资本快速增值的内在逻辑。在资本力量的扭曲下，许多乡建活动导致了主题乐园化、过度商业化、乡村绅士化、价值逐利化等趋势。基于此，文章提出要剖析当前乡村建设热潮背后的资本动机与运作逻辑，节制资本的无限渗透；并认为活化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规范工商资本进入乡村的方式，促进现代产业资本与乡村内生转型的有机融合，才是至关中国未来广大乡村复兴的关键。

　　当下“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带来繁荣，但单一建设路径也暗藏风险，多元的乡村建设模式亟待培养。引入治理结构的理论视角，审视当下一批乡村建设实验，并总结了三类建设主体：企业资本、N P O 与N G O、知识分子与本土精英。各主体在乡村建设中构建三类治理结构：辅助的自上而下型、协调权益的中间桥梁型、血缘牵连的自下而上型。通过与政府主导乡村建设模式对比，认为多元的乡村治理结构能与政府力量和基层自治相协调，并弥补单一建设模式的缺位和风险。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乡村建设平台，促进更多样的主体参与乡村建设，能够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丰富乡村建设图景，应对日益严峻的乡村衰退。

　　项目制在基层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困境，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本文发现这与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密切相关。在项目争取阶段，村庄获得的项目多少主要取决于村支书的私人关系和资源；在项目实施阶段，村支书将国家的项目资源转化成了治理资源，为以自己为核心的村庄精英谋取私利。项目进村的私人化运作给村庄治理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后果：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被弱化、村干部日益走向“悬浮”、村庄民主名实分离、分利秩序蚕食项目资源、农民的诉求无法得到回应等。扭转此种局面需要从项目分配和项目实施两个阶段加以规范和完善。

　　乡村治理的重构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重构乡村经济结构的同时必然启动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形成新的促进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治理模式。乡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和运行模式决定了乡村治理的重构过程和机制。以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为例，总结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多元化重构的特征，进而从内外两个方面揭示利益重组推动内部治理重构与升级需求倒逼外部治理重构的机制和趋势，为乡村建设与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怎样强化区域协同、适应创新变化、将智慧与生态结合的理念运用到乡村规划中是急需探究的问题。通过对“北京绿十字”乡村规划实践的观察和研究，总结了多方参与乡村规划建设模式的特征，并综合比较德、日等国及中国安吉的乡村建设，从规划编制、多方协作、规划实施、产业发展和自我管理五个方面对这种模式做利弊分析，最后提出乡村规划建设的优化策略。

　　撤村并组后，村庄社会和地理空间扩张，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增多，而村干部数量却同步减少，国家主导的农村网格化管理手段试图解决人少事多的问题，从而达到管控全方位、服务精细化的目的。但从县域基层实际来看，农村网格化管理并未有效整合科层组织之间分割的资源和降低基层治理成本，存在着“准村干部”式的参与和科层组织转嫁行政任务相促进的悖论。这种悖论形成的逻辑是科层组织除了G D P 增长的政绩目标之外，还有非经济增长的政绩目标追求。为此，他们把城市网格化管理方式简单复制到农村地区，且以管控为实质目的，使村级组织承担了更多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最终产生“行政吸纳社会”现象，导致网格化管理目标与手段偏离、科层组织价值取向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出现错位等后果。

　　为缓解城市转型升级所需的空间压力，珠三角启动了“三旧”改造，探索存量改造的地方试验。因特殊的历史背景，旧村改造成为重中之重。已有研究通常认为，清晰的土地产权和足够的土地租金剩余是旧村改造的前提，然而现实证明很多满足这一前提的旧村却并未如愿改造。若将土地产权和租金剩余视作旧村改造的外部基础，村集体的组织运作逻辑则是改造的内部基础。本文试图从村集体内部入手，分析经联社（行政村）和经济社（自然村）、精英和村民等相关主体的互动影响关系，解释旧村改造无法实现的内在约束。通过研究可知，由于珠三角旧村既有的“内卷化”约束，使得改造要从单一主体主导的开发模式转变为多主体协商的开发模式，在关注政府、村集体、开发商等主体的外部协商之余，更需要关注经联社（行政村）、经济社（自然村）、村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协商。在改造过程中，要激励内部相关主体一致改造、降低内部约束的成本；地方政府的引导、管控角色至关重要。

　　通过梳理陕西澄城县城建设用地结构于清乾隆至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当前两个阶段的演变，探究其中所隐含的城市职能差异，并审视当代城市发展问题，即传统县城的营建是对人居物质、文化综合需求的整体观照，并尤为注重城市的空间人文秩序；而现代澄城县城则以产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忽视城市人文构建，导致后者指标的锐减与秩序的消解。基于对澄城县城古今演变的整体比对与认知，从城市文化脉络视角提出当代规划思考，以指导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推广，城市日益成为国家与地区之间竞争的主角，使得国际化代表了当今城市向高端演化的显著趋势，并且成为城市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总体来看，由于城市管理者对国际化城市建设的概念理解模糊、理论认知不清以及实践经验缺乏，我国城市的国际化建设多年来进展仍较为缓慢。因此在明晰国际化城市概念的基础之上，以深圳南山区的国际化城市建设为例，对国际化城市建设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梳理，重点通过对常住南山区的境外人士国际化需求的调查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国际化城市建设路径，以期为我国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借鉴。

　　乡镇撤并过程中，不少依附于乡镇行政职能形成与发展的乡、镇政府所在地，失去了重要的支撑功能，脱离了镇一级财政支撑的老镇区各行各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通过研究苏南地区被撤并老镇区的发展现状，剖析其共同问题，分析苏南老镇区的发展制约因素，并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从土地、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振兴策略，促进老镇区永续发展。

　　以南京河西新城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为实证案例，通过现代有轨电车在河西新城发展中的适应性分析，研究河西新城现代有轨电车的应用模式，结合客流需求和廊道布局分析，明确现代有轨电车在河西新城的功能定位；基于线网规模测算和主要集散点控制要素分析，采用基于集散点重要度的线网生成方法，综合考虑公共交通体系的功能层次、网络结构、廊道选择和建设时序等因素，形成南京河西新城现代有轨电车线网布局规划方案。旨在验证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方法相关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进一步提高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出“城市企业主义”特征并造就了“中国范式”的经济奇迹和独特的空间现象。结合西方“城市企业主义”的缘起、发展和转变，以中国转轨期为切入背景，以地方政府行为转变和空间变迁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构建“制度和要素变化——城际竞争形成——城市企业主义——空间变迁”的基本分析框架，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进行总体解释。

　　技术进步是塑造经济体系的关键力量，并以重大通用目的技术创新促进了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范式变迁重新定义了资源稀缺性，扩展了分工，决定着国家与城市区域的命运，进而影响空间演化。当前，在信息技术经济范式下，城市区域的分工水平不断跃升，带来产业空间重构及集群化发展，深刻影响着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与形态。大都市区的形成过程，就是在技术经济范式限定空间交易成本的前提下，空间交易成本与本地化收益递增效应的权衡的结果。

　　以衡阳市为例，运用偏离度指数及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了地方性中心城市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从宏观视角来看，衡阳市就业—居住匹配关系具有较强的片区规律性，核心区雁峰区、蒸湘区就业功能逐渐增强，而石鼓区和珠晖区居住功能日益强化。从微观视角来看，衡阳市珠晖区居民就业与居住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3.33km，通勤时间一般在30min 以内，通勤方式以步行、电动车、公交车为主，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相比还未出现严重的职居分离现象。从社会经济属性来看，年龄在50 岁以上、职业为公务员、有单位分房或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就业—居住空间匹配状况较好，而家庭规模大、学历高、企业员工等容易产生职住空间分离。

　　以“风土组织——空间形制”合一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村镇建筑保护策略的各个流程。通过对以宗法制度为核心要素的血缘性组织、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主导限定的地缘性组织、以行俗文化为主体特征的业缘性组织下的历史建筑保护实践的考察，强调贯穿于历史村镇建筑保护流程中的“形制修复”概念，同时探讨不同风土组织文化作用下历史村镇建筑保护策略的差异性，并指出历史村镇建筑保护策略的普适性只存在于特定风土组织文化之中。

　　主街策略（Main Street Approach）是美国应用最广和最成功的历史街区复兴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其运作机制和发展模式已日臻成熟，而国内学者对其研究尚且很少。本文通过主街策略形成的背景、内容的介绍，剖析该方法的思想内涵和主要特点，提出对我国旧城区街区复兴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以周庄古镇为例，通过构建居民文化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情感因素、认知因素、利益因素、政策因素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情感因素、认知因素、政策因素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影响显著；利益因素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影响不显著，在古镇保护开发的过程中，由于居民不参与利益分配，导致居民收益和文化保护行为无明显相关性。

　　本文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首先对我国1994 年以来的城镇住房调控政策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然后从保障房供给、市场租赁、市场购房三个方面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空间正义的缺失，其中保障性住房调控力度虽大，但因数量有限、供给方式单一、位置偏远、分布过于集中而加剧了居住空间分异和弱势群体边缘化，公租房对夹心层缺乏吸引力，而对于租房市场的调控政策长期乏力，租客仍然属于市场租赁的弱势群体，房地产市场也是政策调控重点，但存在着房价—收入比例失衡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此外，住房调控领域空间正义的缺失也间接推动着住房私有化进程，这又进一步表现出政策调控的失衡。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成都市已经进入城市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和关键攻坚期。对城市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和思考必须立足于对城市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科学研判。文章重点聚焦城市空间，在客观分析成都当前城市转型发展背景的前提下，对现状特征进行研判，并根据成都市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出从优化全域空间结构和构建新型城镇体系两方面探索全域空间转型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