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注保障房建设的核心议题，即保障房住区及其居住环境建设，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国外的保障房住区建设已有丰富的历史经验，相关研究因而较为深入，对保障房住区居住环境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清晰的理解，并已经展开了保障房住区居住环境改善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相比而言，国内保障房住区建设的时间较短，居住环境的研究较为薄弱，少量研究一方面主要是对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简单借鉴，另一方面，研究缺乏深入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对保障房住区居住环境目前存在的客观问题、居民的主观感受、住房保障性人群的真实需求，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匹配等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首先对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以及“十二五”时期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已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分析预测“十二五”时期末及后“十二五”时期住房保障比例，得出“十二五”时期保障性住房20% 覆盖率规划目标并不能满足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的结论；针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土地供应、资金、建设管理以及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策略建议，为后“十二五”时期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参考。

　　土地和建设资金是当前各级政府持续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面临的两个主要瓶颈，容积率奖励作为一种规划激励手段，有可能成为破解这两个难题的有效政策措施。围绕容积率奖励机制，本文首先探讨其在我国“狭义”层面的应用现状，并基于北京市某项目的案例分析，证明容积率奖励是提升开发企业配建保障性住房积极性最有效的配套措施之一。在此基础上，针对在“狭义”层面应用中存在的两大局限，从丰富容积率奖励对象和引入容积率转让机制两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广义”层面上更充分发挥容积率奖励机制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的作用。

　　保障房建设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公平。引入工业工程中的大规模定制理论，探讨大规模定制在我国保障房建设中应用的可行性，从经济性、个性化和规模性来分析大规模定制应用于保障房建设的优势，给出了大规模定制条件下保障房供应链组织形式和保障房建设的运作流程，构建了大规模定制条件下我国保障房建设的指标评价体系。

　　本文在对我国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的问题和建设模式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三方博弈的角度，探讨了低收入居民的社会需求、开发商的经济诉求和政府对综合效益的平衡，指出我国保障性住房边缘化集中布局、职住分离、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等问题根本上是源于因为政府主导、开发商偏向和低收入居民话语权缺失而失衡的三方选址博弈机制。最后通过借鉴美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角色激励的经验，提出了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对开发商采用制度激励、强化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引导和控制能力等重构策略。

　　随着全球城市化扩张的加剧，乡村聚落景观发生了巨大改变，乡村聚落格局在乡村城镇化的浪潮中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分析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中外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进展，包括乡村聚落格局的美学价值、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研究采用的主要学科与技术，探讨了该领域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城市开放空间是儿童户外游憩、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纵观中国目前城市，却未有从儿童层面考虑，如果把儿童看作弱势群体的代表，那么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是否得以体现堪忧。论文从城市开放空间的定义入手，通过国外规划设计实例，探讨儿童友好型城市开放空间的规划应对。

　　随着我国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进入大规模发展的阶段，规划学界对于地下空间规划控制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开展之中。本文从城市生态学角度出发，阐述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控制地下空间开发密度的重要性，并从影响因素、控制建议、开发模式、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景观设计的本质是“看”和“被看”，道路景观设计应汲取城市意象、环境心理和动态视景的相关理论知识，建立“道路—视景”的概念；本文综合考虑整合一体、环境契合、个性鲜明等景观视觉要求，从城市环境意象的构成要素入手，在视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适应不同地段环境特征的道路景观设计策略。

　　基于网络数据，对中日韩市辖区规模进行分析。结果总体呈现：中日韩市辖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增加，用地规模随城市规模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与日韩相比，中国城市设区数量普遍较少、市辖区规模普遍较大、城市内部市辖区间分异大、市辖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不同城市的市辖区分异也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自然历史、经济社会阶段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市辖区的设置必须因地、因时、因市而动，不能一刀切。

　　中国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奇迹促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作为流动人口目的地的大城市，城中村一方面保留着乡村传统接受被动城市化，另一方面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主动城市化的低成本生活区和缓冲带。城市化前期政府提供公共品和服务缺位，而在建设用地等资源稀缺加剧时政府治理城中村又面临重重困境。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为例，对典型的宝安区城中村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追踪观察和实地调研，分析了城中村困境形成的人、财物、组织和体制因素，并给出多中心复合治理模式等对策建议。

　　今后30-50 年，无论从国家政策导向还是从区域资源特色而言，我国西部城市必将承担起带动西部地区整体崛起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的历史使命。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特大河谷型城市——兰州在推进东西合作与双向开放、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增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所承担的任务，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在快速扩张和重构中面临的用地限制、产业空间重置、生态环境约束等特殊矛盾，从都市区、市域、中心城区三个层面提出了未来30 年兰州城市空间格局重构的战略方案，并对城市生态、文化空间的建设进行了探讨，认为兰州在城市空间重构进程中应重点关注水资源短缺、高效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多元产业体系构建等关键问题。

　　以湖南省为例，运用中心地理论与聚集分形模型分析了“3+5”战略规划下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与等级体系。结果表明：“3+5”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兼有市场原则(K=3) 与交通原则(K=4) 的双重性质，且服从K=133 的勒施市场等级指数，属第46 级市场区；同时，“3+5”城市群以一级中心地为中心，其二级中心地空间分布紧凑合理，三级中心地较为松散，四级中心地呈现内松外紧的双分形结构。

　　为积极打造创意城市，“文化区”成为时下城市管理者积极采用的空间政策。首先梳理了创意城市话语对城市的空间和产业的要求，接着讨论了“文化区”的概念辨析和类型划分，继而对三类“文化区”在欧美国家的典型实践案例进行了讨论，重点关注其对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及创意形成的影响。最后对我国的文化区建设与运行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几点启示。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指示空间单元的符号，亦是地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递者。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和区域之间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地名更改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增强城市影响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寻求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在分析地名和地名景观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对地名和地名景观研究的成果，梳理了中国地名更改的演化过程和当前中国地名更改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出发，指出了未来中国地名更改的解决思路和方向，以期为城市经营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研究目的：将城市的两大元素——文化与空间结合起来，实现城市空间发展与大遗址保护的协调。方法：通过实地考察、访谈与座谈获取一手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当前城市空间与大遗址保护的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城市不同区位大遗址在文物保护、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以及社会环境方面面临不同的发展境遇。结论：通过促进大遗址区空间“再生”、构建大遗址区多元特色开放空间、建设大遗址区和谐社会空间、发展大遗址特色文化产业空间等路径实现城市空间与大遗址保护的协调发展。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新时期的历史城区保护应强调将“保护”和“发展”相结合，以动态的眼光看保护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以POD、SOD、AOD 理论为核心的“3D”历史城区复兴途径：以公众意见为指导、以提升城区公共服务能力为基础、以构造城市核心吸引力为提升，创造宜人、宜居、宜赏、宜业的整体环境，从社会、文化、经济三方面为历史城区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本文将“3D”模式应用于汕头老城区的城市更新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对于完善我国历史城区保护理论体系、指导历史城区保护的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 多年，政府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财税政策进行梳理和回顾，分析政府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理解经济发展中政策的影响和作用，以期对未来经济发展及政府职能转变理清思路能有所帮助。

　　本文以兰州市主城区2008 年至2013 年新建楼盘和同期所有公交站点及线路为研究数据，以统一半径缓冲区中乘客所能选择的公交线路的数量作为楼盘公交便捷性优劣的评判依据，运用相关分析法计算出楼盘房价与公交便捷性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1）兰州市新建住宅价格与公交便捷性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兰州市新建楼盘房价与公交便捷性间的相关性表现出四种类型，即以高房价- 高便捷性（H-H）与低房价- 低便捷性（L-L）类型为主，零星分布高房价- 低便捷性（H-L）与低房价- 高便捷性（L-H）类型楼盘；其中，H-H 型楼盘向各自辖区的中心城区集聚分布特征明显，L-L 型楼盘表现出向城市中心区外围扩散的边缘化分布；（3）兰州市新建住宅价格水平受到包括公共交通状况在内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