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公共空间变迁的动力机制为主线，对建国后不同时期乡村公共空间的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了乡村公共空间变迁的原因。经过研究认为，计划经济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中国家力量呈现“全面渗透→退场→弱化→回归”的转向，乡村公共空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异化”，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走向“复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日趋“衰亡”，新时期乡村建设中对村民需求的忽视以及乡村文化的丢失，导致乡村公共空间的“迷失”。最后，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现状进行了反思。

　　本文以马鞍山市博望镇村庄布点调整为实例，以问卷、访谈、座谈等方法调查公众意愿，通过研究发现：各主体之间存在多样化利益诉求的矛盾，以政府、部门、农民与开发机构为主的四类利益主体围绕土地流转成本与收益展开博弈。农地产权缺失、征地程序缺陷、政府与开发机构联盟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薄弱是导致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利益非均衡博弈是导致村庄布局调整遭遇实践阻力的根本原因。最后针对如何实现利益有效协调提出相关建议。

　　乡村规划建设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单向需求导向下的建设模式致使乡村规划建设一度遇到瓶颈并流于表面。本文以当涂县龙山村美好乡村规划为实践基础，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人居、生态、公共服务设施、体制和产业五个方面探求政府和本地乡村居民对村庄规划建设的多维期许，并基于总体和详细两个规划层面探讨了乡村规划中双向需求的落实与协调策略，以期能为目前的乡村建设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重大项目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具有投资数额大、建设强度高、工程时间短等特点，而近年来大量传统村落则在快速的城乡规划建设中消亡，许多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濒临遗失。本文以广州小谷围岛练溪村为研究案例，总结其在村落选址与区域格局、空间布局与肌理、历史建筑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梳理了在广州大学城选址小谷围岛实施建设中对文化景观特色保护与传承的做法，包括开展历史建筑调查研究、纳入文保体系、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探索兼顾村落文化保护与功能置换的共赢模式、引入民营资本与运营机制等，最后文章从项目背景、运营体制、物质景观保护、文化传承等角度进行了反思。

　　古村落作为乡土“耕读聚落”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我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对“产业集聚、人口聚居、资源统筹、产业升级”的快速发展，乡村空间将再次面对聚落村寨空间的结构整合，这对古村落以及周边环境风貌的保护与发展将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文以楠溪江芙蓉古村为例，分析村落环境景观的构成要素，结合芙蓉村风貌保护的现状问题，探讨“自然· 古村落· 人”整体保护策略，以期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新颁布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通过明确混合用地定性原则、拓展部分用地兼容性及增强分类系统开放性等方式体现了土地混合使用理念，但在指导混合用地的规划编制与管理实践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借鉴相关成熟经验，结合新版用地分类标准和我国规划体系特点，从总规、控规、修规三个层面初步探讨了混合用地的规划应对方法。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26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用地效率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目前我国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普遍偏低，且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大城市高、小城市低，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高、传统工矿城市低的分布规律；2. 我国城市工业用地效率低的最主要表现是工业企业利润较低，其次是资金投入的利用不足，再次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投入冗余；3. 我国多数城市处于工业用地规模效率递增状态，且城市规模等级越低，规模效率递增城市所占比例越大。

　　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是两种主要的住房保障模式，二者各有优缺点。影响住房保障供给模式选择的外部约束条件主要有四个：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城市建设土地资源、城市住房存量以及城镇化不同阶段。本文以住房保障供给模式的成本收益为视角，基于我国35 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分析了不同外部约束条件下当前各城市最优和次优的住房保障供给模式。

　　分析研究“小产权房”产生的原因及背景，从出房群体、购房群体、房地产市场以及国家战略的角度分析“小产权房”带来的影响，研究目前小产权房问题解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着重从保障性住房的视角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研究“小产权房”与保障性住房之间的联系，着重于房屋产权、土地性质、开发主体、受益群体、房价、区位、购房群体、出让类型以及其法律性9 个层面，分析“小产权房”是否有融入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从保障性住房体系的视角，解决“小产权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发展绿色住宅已成为节能降耗、建设低碳房地产市场、打造生态城市的重要发展趋势。文章先通过对绿色住宅的内涵界定及潜在价值和需求进行浅析，借鉴陈红等建立的生态住宅需求模型，运用银川市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对2011-2015 年银川市绿色住宅的需求量做出预测，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对银川市住宅产业的发展及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市场需求的理论分析依据。

　　城市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所引发的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是一个急切而现实的问题。文章基于济南市1970-2012 年夏季平均气温、年极端最高气温资料对济南近43 年来夏季高温变化态势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均呈显著上升的趋势，且1997 年来≥ 40.0℃的极端高温出现频率较之前明显升高。为此，建议济南通过建设“三横两纵两环”绿色空间网格、适当控制主城规模、落实“公交都市”战略、完善高温预警机制等规划措施增强其对极端高温的适应能力。

　　以南京市1990、2000 和2010 年T M 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选取合适的景观格局指数，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R S、G I S 技术，揭示南京市20 年的景观格局演变特征。通过生态源点信息提取、最小累计距离耗费模型，构建南京市廊道生态网络。结果表明：① 1990-2010 年，南京市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在斑块类型尺度水平上表现为农田面积大量减少、破碎程度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趋向集聚化发展，林地面积增加、斑块形状复杂化，水体景观比例先减后增、形状趋于规则化。在景观尺度水平上表现为景观整体多样性、破碎程度增加，自然景观空间异质性增强，各景观类型斑块形状相似化发展；②在累计耗费距离大的源地间构建垫脚石，可以有效增强景观的连通性、优化生态网络结构、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

　　城市政体理论认为影响城市发展的资源性要素分别由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掌控，三大主体共同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然而主体话语权的差异使得其对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从城市政体动态视角，对旧城改造中三大主体在改造效益侧重上的特征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其博弈关系在效益偏向上显示出较大波动并逐渐趋向均衡的时空特征。文章最后就主体角色作用进行了概要探讨。

　　针对汕头在城乡发展中的“弱政府”现象，提出“弱政府”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并存的公共服务设施供需模式，并以汕头市潮南区为例详细分析了该背景下公共服务设施面临的特殊困境，将其总结为空间分布、设施门类、与其他设施、与政策法规四个“错位”，在此基础上指出政府缺位、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缺乏协作以致公共服务设施被动市场化是导致困境的根本原因。

　　智慧城市已成为我国目前热门的发展战略。本文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指标体系基础上, 分析了影响公共数据库构建的主要技术因素, 并从数据采集与更新、数据查询与分析等方面阐述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对高铁枢纽站房及交通广场布局型式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由于轨道交通与高铁枢纽之间的强换乘关系对高铁枢纽立体化布局的影响，提出机动性交通工具三种立体化分层模式。界定了换乘空间和换乘界面的概念，设计了基于换乘空间的枢纽换乘设施的布局流程，并给出了高铁枢纽换乘设施的平面和立体化典型布局模式。

　　区域道路穿越城市的负外部性显著，传统的“修复型”应对方案存在道路建设总量和城市交通成本大幅增加的弊端。本文基于交通流分解和城市功能组团化布局提出了“分流型”交通方案，并通过模型计算证明“分流型”交通方案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分流型交通方案可以实现控制交通总成本和提高交通运行效率的双重效益；（2）城市功能的组团化布局是分流型方案得以实施的关键；（3）区域道路在规划建设时应充分考虑地方城镇的发展诉求。在应对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导致的城市用地破碎问题方面，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北京文化资源综合评价体系，从文化资源条件、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发展条件、资源传承能力5 个方面筛选出24 个评价指标，对北京文化资源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对文化资源单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独特性、资源消费人群、知名度等因子是北京文化资源及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弱势在于保存状态、民间风俗礼仪、地域组合度、交通运输便利度等方面；在空间分布上，北京市文化资源总体上呈“两带一点”的分布格局；在北京市文化资源结构中，北京极品级文化资源和优良级文化资源数量突出，是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并依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北京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相关建议。

　　无障碍设计法规建设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保障，体现着城市建设的文明程度。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无障碍设计法规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其法规发展历史较长。两国无障碍法律、规定和标准体系构成完善，均已发展至信息无障碍和通用设计阶段，覆盖保障对象广泛，相关的无障碍设计科研开展较早，公众参与较多，并各自具有自身特色。总结美国和日本无障碍法规发展趋势，将其发展特征与我国加以比较研究，最终得出推进我国无障碍法规建设的建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