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部分城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科学评估疫情背景下的城市活力复苏特征，解析其时空格局与机制，对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因地因情施策、保障城市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采用2020 年1 月1日至5 月7 日的全国疫情数据、百度迁徙大数据，结合DTW 算法，对我国城市活力恢复的时间序列曲线进行聚类分析，揭示城市活力变化的时空格局，并采用Logistic 模型探讨城市活力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新冠肺炎疫情演变经历了疫情突发—暴发式增长—零星散发等3 个阶段，城市活力恢复经历了冲击停滞期—恢复调整期—活力恢复期3 个阶段。疫情输入高风险地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呈“一环多点”的空间格局。②城市活力复苏的模式大致可分为4 类，武汉、北京等地的活力复苏最慢，沿海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活力复苏较慢，西南地区城市活力复苏最快，其他中小城市活力复苏速度居中。③确诊数量、外部输入风险、城市行政等级、城市人口规模4 个影响因子中，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活力复苏的影响最大。

　　新冠肺炎（COV ID-19）疫情发生后，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城市群发展战略区域之一，所受影响最为显著。在全球疫情仍在肆虐的当下，为探究疫情重灾区城市群疫情时空演变规律，文章通过搜集整理长江中游城市群2020 年典型时段疫情统计数据以及路网交通与经济社会等数据，利用GIS 可视化、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动态变化过程与空间演变特征，并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系统分析城市群疫情发展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总数呈现S 型变化态势，先后经历缓慢上升、快速上升和逐步放缓3 个阶段，之后疫情总体由紧急防控阶段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2）城市群新冠肺炎发病率空间差异显著，累计确诊病例数呈“一主多次”、由北至南分层级扩散的空间分布及演变格局，新增病例地理分布经历先快速蔓延后逐步缩小的阶段性变化。（3）城市群新冠肺炎发病率和疫情受人为干预初期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具有较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4）城市群疫情发展演变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密度、经济与收入水平、公共卫生条件、行政区划和防控干预措施等。受疫情扩散阶段和跨区人口流动管控影响，空间距离回归系数显著降低。应主要从实行传播通道严格管控和加强医疗卫生防治能力等方面采取强有力措施，并构建综合协同与长效机制，同时不断优化完善防控手段和疫情风险管控标准，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针对常态化防控视角下单位大院中社区聚集性空间难以定位而亟待优化的现象，引入实地调研与空间句法评析相结合的手段，清晰地量化揭示社区聚集性空间的属性与特征，发现社区聚集性空间并非完全依照开放场所或功能节点的设置产生，而是由适宜的空间形态引导居民进行自发聚集，另外社区聚集性空间也是常态化防控视角下潜在病毒传播的主要场所之一，对其定位与优化能够有效优化社区防疫韧性。研究通过空间句法参数与实际活动情况的曲线拟合，深入而可度量地评估了社区聚集性空间的属性特征，并基于常态化防控视角下的防疫与栖居需要，提出有效定位并改进社区聚集性空间的适用性思路。

　　文章基于2020 年4—10 月的微博、大众点评、高德地图等多源大数据，定量化地分析了在疫情冲击下南京市青年人休闲活动的类型、时空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发现：（1）青年人休闲活动集中在20:00—0:00。（2）亲近自然、读书学习、艺术体验等个体、分散、户外活动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期青年人休闲活动的重要选择；随后青年人休闲活动的空间分布从分散化向集中化转变。（3）各类活动受到建成环境、活动内容、心理因素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对城市智慧化疫情防控和促进有活力的城市建成环境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应急治理网络结构特征是其治理路径优化的重要参考依据。论文以《城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为研究材料，以参与应急处置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提取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网络结构特征，并从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 视角提出治理路径优化对策。结果显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网络由56 个 成员单位组成，所构网络整体密度较低，具有小世界特征；节点相对度数中心度较低， 仅7 个成员单位与60% 以上其他单位产生联系，存在节点频次与应急处置功能定位不 匹配现象。结构洞指标显示应急指挥部、卫健委、市政府办公厅、事发地县（市、区） 人民政府是治理网络核心节点，市委统战部、文化和旅游局、外事办（侨办）、海洋发 展局、心理干预机构等成员单位所受限制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高度专 业性，要求治理网络不仅需要强中心性的领导型节点，更需要应急处置专业性的关键性 节点，以强化应急治理网络整体韧性；在具体应急治理过程中，应做好信息甄别与共享、 资源整合与分配、行动贯彻与执行、善后公平与正义，实现协同治理的地方协同、区 域协同、内外协同。

　　客观衡量居民日常需求与住区公共资源间的匹配关系，了解封闭式管理期间居民对住区生活的满意度影响要因与需求，是提升住区防灾防控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文章以长春市为例，采用SEM-Log it 模型与I-S 评价等方法，探讨了封闭式管理期间住区公共资源要素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及其提升策略。结果表明，不同住区类型下居民整体满意度存在分异现象，资源管理水平更能影响新建住区居民的整体评价，而空间环境的条件品质对老旧住区居民的满意度影响更为显著。

　　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测度与识别是城乡规划研究的热点议题。对此，论文首先从功能、等级、形态3 个维度概述了多中心城市研究的内容；其次分析了用于多中心识别的数据类型，包括地理信息数据、位置大数据以及经济社会数据；最后将识别内容与数据类型进行关联，认为数据类型的选择应同识别中心的功能、等级、形态相一致，而数据类型、规模、更新周期则限制了识别类型的多样性。基于此，对我国多中心城市研究提出展望和优化建议。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论文以浙江省长兴县为研究对象，通过2010—2017 年度长兴县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获取其碳排放数据，结合县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土地利用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并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筛选出与碳排放具有相关性的土地利用类型。然后依托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构建土地利用对碳排放影响的数学模型，以模型为依据得到结论：在各类用地中只有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林地和园地规模变化对县域碳排放总量有直接影响。其中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对碳排放总量影响较大，工矿仓储用地、林地和园地影响较小。除此之外，产业布局方式、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合理性、生态体系完整性同样对县域碳排放总量有明显影响。最后依据结论提出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的低碳视角下小城镇土地利用优化策略。

　　基于平衡计分卡（BSC），从社会公众、财务、组织政策、资源环境4 大维度建立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绩效评价体系，采用模糊综合理论构建适用于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绩效评价模型，并选择山塘历史街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山塘历史街区整体绩效水平接近良好等级，其中财务维度和组织政策维度得分较为乐观，但社会公众维度和资源环境维度还存在提升空间；（2）游客产品体验满意度、居民居住条件满意度等8 个指标为山塘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急需改进的指标，同时得出各优势指标、非重点改进指标以及可适当减少投入的指标，为后续保护与更新工作指明方向。

　　随着教育全球化发展，来华留学生数量迅速增长，并在大学周边聚集从而形成独特的社会空间现象。通过对南京市金银街的长期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获取丰富一手资料，揭示了在大学、政府以及市场的共同推动下，“留学生街”萌芽、形成以及演变的过程。金银街具有人口异质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季节性、高频率人口流动的社会特征。然而，不同于西方国家留学生聚居空间的日益扩张，我国留学生政策、大学管理制度以及城市更新等多重因素却导致了金银街逐渐“去留学生化”。该演变折射了中国城市空间重构语境中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与角力的复杂机理。这致使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受限，不利于其地方融入和文化适应。未来我国城市政府和大学需要重视留学生活动空间的规划与治理。

　　居住满意度是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共同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文章结合文献整理和因子 分析，将居住满意度的指标细化为住房品质、服务与管理、社区生活3 个因子，对广 州市278 名保障房居民的基本特征、居住满意度和参与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有 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上述3 个因子对参与意愿均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中 服务与管理的影响最大。根据计算结果从提高居住满意度的角度提出了改善保障房居 民参与社区共同治理意愿的措施建议。

　　城市居住分异是城市社会学、地理学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而聚居纽带是解读城市社 会群体“类聚群分”特征与机理的关键。以聚居纽带为切入点，通过分析黏合城市社 会群体聚居于特定空间的社会关联及变化规律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聚 居纽带主要有业缘、地缘、族缘、产缘、趣缘等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主导作 用的聚居纽带有所不同。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大院”“工人新村”为典型代表的业缘 型聚居为主，改革开放初期以同乡、同族外来人口聚居区为代表的地缘型和族缘型聚 居为主，市场经济时期以具有相似经济社会地位、家庭属性、生活需求和居住偏好等 特征的群体，通过自由择居而形成的产缘型和趣缘型聚居为主。城市居住分异的聚居纽 带发生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强纽带到弱联系、由社会资本主导到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主 导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工业化技术进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引发了乡村传统建造体系的消解。文章综合运用文献综述、社会调查、田野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等方法，总结苏南乡村住宅建造模式的现状特征与转型趋势，同时提出影响建造模式建构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乡村建造是一定社会情境下进行生活再现的模式建构及重新建立与外界环境感知的重要途径；第二，苏南乡村住宅已由传统自主建造转变为村民自建，政府、企业统筹及社会精英试验为主的建造形式，村民自建的自主转型是模式建构的主要动力；第三，社会文化、建造思想、社会组织及技术选择是制约乡村住宅模式建构的主导因素。

　　文章以自然资源资产评估为切入点，以广州市麓湖公园、大源村、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等3 个森林资源为例，测算出其自然资源资产价值量及其内部结构，对比分析影响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生态空间规划策略。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的资产价值受空间区位、保护利用程度、资源质量等因素影响。文章从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的角度，提出基于空间区位、保护利用程度、资源质量视角的生态空间规划策略。

　　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城镇化战略被视为助力资源型城市规避“资源诅咒”的重要路径。文章以山西省临汾市为例，探究城镇化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效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将城镇化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接续的“增长工具”，不仅难以实现发展路径的切换，还将出现“激励不相容”及核心动能转型困境，从而加剧“资源诅咒”。在此基础上，文章借鉴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循环”理论，进一步探究为何城镇化战略难以规避“资源诅咒”。在辨析资源部门资本投入区别于制造业部门的特征基础上，文章建立了资源型城市“资本积累循环”框架并剖析其过程特点。研究发现，循环回路的断裂与失衡是导致资本流动不畅、生产回路过度积累并引发“资源诅咒”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源型城市的多重结构锁定并不能通过城镇化战略短期要素投入一蹴而就地解决，其转型路径需要在增长主义价值观转变的前提下进行长期探索。

　　文章通过对日本现行文化遗产干预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原始规划文本进行解读，从“空间”与“社会”两个维度对文化遗产的关联性干预进行分析，揭示日本文化遗产干预的运作逻辑。文章提出“社会维度的关联性干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与“文化遗产认知教化”是实现理想干预的有效路径，能够对我国构建文化遗产干预体系提供可供参照的经验及思路。

　　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作为解释性框架洞察社会空间的主体结构和权利关系，适用于老旧小区更新的治理机制分析，结合徐州市单位社区案例，探索了老旧小区治理过程存在的共有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认为：单位社区主要面临社会职能移交缓慢、行动主体定位不明、社区资源有限、居民参与信心不足和意志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导致行动者网络存在失灵与解构风险。据此，建议在结构层次转换行动逻辑、匹配主体权责、配备保障策略，在实施层次转变关键行动者、介入新异质行动者、更新阶段核心问题和发挥国家政策优势，重构社区更新的转译过程和治理机制，为提高居民生活福祉提供实践参考。

　　产城协同是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产业新城模式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广泛出现，标志着政府与市场正在构建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文章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产城运营商C 集团产业新城PPP 项目为例，研究发现在产城协同发展目标下，中小城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形成的PPP 产业新城模式的治理结构和互动机制与传统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内生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但中小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启动尤其困难。该模式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促进中小城市产城协同发展，但由于其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复制中仍存在较高的风险。

　　当前日间照料中心存在服务内容供需失调、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状况。文章调查了绵阳市老年人对日间照料模式的养老意愿和服务需求，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对养老意愿和服务内容需求度进行研究，发现有持续稳定收入、无主干家庭照料以及对日间照料了解程度高的老人选择意愿更强；高龄、失能、孤独程度严重的老人对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服务需求较高；非高龄、孤独程度较轻的老人对精神层面服务有较高需求。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将日间照料中心依据不同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