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转向下，城乡连接呈现新的特点。文章以有机食品生产与消费为切入点，剖析城乡新连接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食物消费带来的城乡新连接可被视为一种集合的状态，具有连接主体的多元性、动态性和权力关系的非决定性特征。城乡新连接具体表现为加深了功能连接和生态连接，新增了社会连接和道德连接，多维连接关系相互交织，总体上呈现物质空间的重叠、城乡距离的拉近等特征。城乡新连接由新的空间媒介和主体促成，以有机食品供求关系为基础，是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与价值认同触发，乡村新生产模式推动，并由多重网络支撑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动态性循环过程。文章揭示了城市与乡村空间连接中的社会关系建构与文化道德价值嵌入，展示了以食物为纽带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内涵。

　　“网红空间”作为新兴的视觉消费空间，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基于抖音平台数据定量测度了杭州市主城区内“网红空间”的热度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杭州市主城区内“网红空间”分布呈现出多核集聚的格局，空间热度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城区递减；“网红空间”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功能节点，不同区域内部空间的集聚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文章利用小红书“打卡”笔记数据，探索性地分析社交媒体对长沙城市消费空间的影响，讨论虚拟消费社会空间的新特征。研究分析发现长沙小红书上的“网红打卡地”笔记存在大量的重复，从存留笔记的残留和消失轨迹看，平台内容呈现“滚动式更新”特征。小红书推送的打卡地形成“商业地标”“旅游名片”“历史街巷”“休闲娱乐”“餐饮美食”“文化公园/ 艺术场馆”“特色小店”七大类型，并在空间上集聚成“核心”和“外围”两大圈层。分析的数据样本中，小红书的用户—笔记数分布呈典型的 “长尾分布”，即拥有极低值的个体数量总和却占总体的绝大多数，“分众”特征明显。同时，其“头部用户”发布内容涉及商业消费空间居多，不同程度体现企业运营和团队营销特征。从对长沙小红书“网红打卡地”探索分析看，社交媒体成功拓宽了城市消费空间的层次和领域，构建了一个复合“个性”与“从众”的新消费空间，并涵盖了极大的消费者社会阶层跨度。研究指出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二者的叠置与传导不断刷新时空观，对新的消费空间现象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迫切需要开创性思考。

　　在文化和体验愈加被重视的语境中，审美化已经成为空间生产和消费领域变革的重要特征。文章尝试提出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环境美学的视角理解“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背景下人们的空间经验。主体部分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以文化、遗产和旅游为主题的更新街区——田子坊为案例，阐释了访客—消费者对空间的感知、想象以及相伴随的身体在空间中的状态。与访客想象性的、带有浪漫伦理的审美体验相比，仍居住于田子坊的原住民在整体的审美秩序中处于边缘地位。文章还就应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进行空间经验分析的方法论基点和前景进行了探索。

　　随着我国城市由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提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提升社区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从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治理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讨论的社区消费场景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路径。社区消费场景是场景理论在社区消费领域的实践与运用。自2017 年起，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不断地把场景运用到城市与社区发展治理实践当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分析较少，理论成果比较薄弱。文章以青年社区消费需求数据为依据，采用因子分析，在26 类舒适物集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社区消费场景的4 个维度：公共设施、生活服务、社区零售、文化娱乐；然后，通过聚类分析形成4 种社区消费场景的理想类型：“低需求—无侧重”“中需求—侧重社区零售”“中需求—侧重公共设施”“高需求—侧重生活文娱”；并通过非线性典型相关分析（OVERALS）等方法，了解不同社区消费场景对应的重点青年群体特质，为满足青年群体需求与社区消费供给的精准对接提供理论参考。文章认为，对青年社区消费需求的关注和满足，不仅有利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社区服务体验和城市生活品质，而且还有利于增进青年群体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

　　消费社会学中的“资本操纵论”与“消费者抵抗论”固定化了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但是，一个针对户外失控垃圾的环保项目“捡拾中国”却展示了社会组织、公众、资本合作创造消费新意义的经过。捡拾中国项目执行者和参与公众在资本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城乡社会空间中成功地创造了户外活动的新方式与新意义。但是，这一新方式与新意义项目的产生过程非但不排斥资本反而欢迎它的加入。资本加入此消费新意义创造过程的方式有３类：资本付费让其员工参加户外捡拾活动，资本以物料、资金支持户外捡拾活动的举办，资本在其产品中融入户外捡拾活动。“资本操纵论”与“消费者抵抗论”从高高在上的学者立场压抑普通人的真实消费体验。文章认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亲近普通人的消费体验，探索宽阔、深厚、丰富的日常生活。

　　村镇道路网络与建设空间协调发展是促进村镇地区健康发展的关键手段之一。以山东省招远市14 个乡镇单元为例，构建路网通达发展度、空间扩展发展度和“路网—空间”协调发展状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其协调发展规律。研究表明：招远市村镇道路网络建设较之空间扩展呈现滞后特征，主要表征为路网成熟性和对外联系便捷性较差，层级结构失衡与层级衔接较差是其主要成因；招远市村镇道路网络建设与空间扩展作用关系可以抽象为“两圈层，三类型，三传导”结构模式。文章可以为我国村镇地区道路网络与空间扩展协调发展规律的研究提供参考。

　　随着国内各地对历史街区开发力度的加强，视觉景观的更新设计产生模式化、同质化现象。面对历史街区更新中的这一共性问题，以听觉感知为切入点，选取重庆市弹子石老街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声环境测试和声景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历史街区更新设计的总体规划思路中应当合理组织声景序列，建议以地域文化特色声景为媒介，唤起历史空间的文脉记忆，营造历史街区场所感，凸显地域特色。

　　伴随对“缝合铁路割裂，促进城市品质发展”的高品质开发的呼唤，铁路与城区融合发展已成为众多城市中心区铁路站点地区规划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综合开发作为一种盘活铁路土地资源、提升中心城区空间品质的创新路径，将成为我国铁路站场区域发展的重要模式。文章从决策合作组织、土地制度及出让、规划设计与实施、运营收益平衡等方面对香港西九龙、重庆沙坪坝这两个中心城区铁路站场案例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得出站城紧密融合的空间组织逻辑、立体出让的土地制度灵活设计、跨部门多主体的协作共商平台、打造“铁路+多方”利益共同体对于保障和推动铁路综合开发的关键作用等经验，以期为今后中心城区铁路综合开发的研究与规划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以快速城市化前杭嘉湖丘陵山地区传统聚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古籍、舆图与田野调查等途径，从自然环境和人文要素两方面分析聚落景观成因，将之划分为圩㘰型聚落、畈田型聚落，从区域尺度、片区尺度与村镇尺度总结各类型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点，并分析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水利建设、交通条件、文化传统对聚落格局形成的影响机制，为三角洲丘陵山地区传统聚落景观的保护、研究及现代聚落景观的发展提供参考。

　　风环境研究作为城市“气候—空间”耦合规划的基础，在新时代生态语境下愈加具有“尺度弹性”。以我国西安为例，梳理规划建设中“风因素”的影响，总结城乡下垫面类型与基础通风潜力的对应关系。选取气候问题较为凸显及通风需求较大的夏、冬季做为时间范畴，在都市区尺度下对各季中相邻月份地表温度、冷热岛分布进行提取与叠加，并根据叠加结果反映的热辐射变化差异，得到地面空气流动潜力。结合下垫面通风潜力，得到城市综合通风潜力等级分布，并在叠加现状绿地格局及各频率主导风向后总结出“通风特征分区”。最后提出城市通风优化的绿地协同规划策略，并选取一处关键通风分区（风口与风道衔接地带）尝试绿地与景区的概念规划设计，在保证城市通风顺畅的同时，能够达到人们游憩活动与风环境感知的和谐效果。

　　基于2013—2017 年福建省各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 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模型对其区域环境效率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面板回归分析讨论了其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福建省区域生态全要素效率以年均2% 的速度增长，但是内部发展质量不高，区域全局性规模无效和技术供给不足是主要限制因素；②环境效率在市级尺度上出现显著的空间分异，且各市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③经济集聚和扩大科研投入可显著提高区域环境效率，而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开放程度对区域环境效率产生负向影响。最后提出梯度集聚、优化规模，差异发展、适度均衡，转型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的发展建议。

　　近年来，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在我国全面加快推进，成效显著，但是“回潮”现象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性。文章根据我国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的政策内容和相关文献，确定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基于网络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可持续性评价模型，并应用于南京市玄武区一枝园小区，进行案例研究，结合指标权重、案例研究和政策关切，提出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可持续性提升的措施。

　　近20 年来，我国城市化蓬勃发展，进步神速。然而，城市概念之多、乱、杂，令人眼花缭乱和困惑不已。文章从城市管理体制分割背景、学科分化背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3 个方面对一些城市概念进行了讨论与辨析，并示例说明了若干尚欠规范的城市概念。最后，提出了城市概念规范与整合的若干建议。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场景“单位大院”逐渐解体，大量单位大院中的居民逐步迁往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主要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异质社会，大院居民在融入城市社区时存在文化和情感上的隔阂，邻里关系较之单位大院疏远很多，使“交流何以重构”成了一个重要议题。文章结合“单位”视角，扎根于中国城市空间特有的发展历史及社会脉络，以一个已经破产重组的煤矿单位的底层居民安置生活点——宁夏回族自治区J 市L 社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探讨在重组的社区空间中，底层居民如何重构交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底层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利用甚至改造了L 社区中的各种交流空间，在交流中形成了重叠多样的社会关系纽带，巩固并拓展了他们在老单位时的社交网络，最终形成了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影响他们交流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偏远的位置与完善的设施、社区外部空间政策的倾斜、单位居民多种关系的交织重叠与大量的共同行动。文章最后探讨了该案例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的启示。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风险视角审视北京城市副中心治理，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面临着公共安全、城市病、治理主体能力不足等风险。为此，应做好“四位一体”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精准靶向风险目标；持续推进人文副中心建设，夯实风险防范的基石；进一步优化科技副中心建设，筑牢风险防范的防火墙；高度重视绿色副中心建设，织好风险防范的生态屏障；稳步推进法治副中心建设，健全风险防范的法制保障。以持续增强风险防范的支撑力、聚合力、驱动力，最终实现城市使人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以武汉市新洲区212 户被征地农民家庭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了征地拆迁前后被征地农户生计资本及可持续生计信心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征地拆迁后物质资本指标值大幅度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总水平有所提高，但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却没有明显改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被征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信心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突出。建议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允许农户分享被征土地的项目红利，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帮助被征地农户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城市空间因素对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健康与城市都是内涵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的复杂巨系统，长久以来健康人居研究对城市空间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界定是含糊不清的。文章提出了将“健康位”概念作为健康人居研究的基础，认为健康位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自然环境、城市空间、社会经济等因素的集合（超体积空间），个人健康位通过自组织和涌现形成群体健康位，进而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位。城市空间与健康人居的联系得以建立，城市空间因素导致健康结果的因果关系得以清晰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