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最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曾极其坦率地说，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切依据“苏联标准”，演变到80年代的“专家与领导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但现在日益令人担心，“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

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病”。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所谓“中国特色”，是因为“城市病”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通病，作为后发经济体的中国并未幸免。不仅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还患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明显表现出来的特殊病症。

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的扩张，几乎就是完全建立在对传统的破坏之上的。30多年来，我们已经令人痛心地拆掉了太多无价的古迹，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许多温暖的记忆，而我们所收获的只是一条条宽阔却缺乏人性的马路、高耸却不伦不类的建筑，并且千城一面，体现不出任何地方文化特点。一位出生在广州老城的学者因此把这种城市扩张中不顾人性的豪华膨胀称为“城市剃刀”。

不仅如此，由于加入了具有显著“权贵”色彩的扭曲市场化元素，城市被进一步“碎片化”。在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所谓“黄金地段”，我们都能看见被铁栅栏包围得严严实实、到处安装了摄像头、配备了警觉保安的“孤岛”或“碉堡”式豪华小区。它们一方面将城市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地“俱乐部化”占有，另一方面又与城市的其他部分相互敌视。从根本上看，这种因严重的不安全感而导致的碎片化趋势，体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危机，也是与我在前文中论及的城市价值南辕北辙的。因为城市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营造了一个对一切陌生人开放的自由的公共空间。

在我看来，相对于一些城市表现出来的排水、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薄弱，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精神价值的背道而驰，才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更加本质的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究竟因谁而生？有评论敏锐地指出，对城市发展有着决定性话语权的人，还没有想清楚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也不知道我们要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道理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人，也就是城市中的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对城市规划最关心、与它具有最直接的利益关系的，是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然而在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很少得到公众的参与，这是目前体制上的最大弊病。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想要克服上述大多数弊端，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真正追求真善美的城市规划也要走自下而上的路，要更多依靠民主和法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