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在最近几年都陷入严重的、全面性的、常态化的交通拥堵困局中，这种困局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城市交通未来前景的广泛担忧和争论，态度也从数年前的揭示问题和相互指责发展为现在的些许悲观和茫然。可以说，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带来的不仅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活质量下降等技术性问题，也被上升为民众普遍关注、政府举步维艰的社会问题。

我国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产生的原因虽然复杂，但也可以从问题的推手和问题的顶手两个方面一窥究竟。

从问题的推手来看，主因在注重投资建设的短期GDP效应，而有意忽视交通拥堵的长期负效应。对交通负效应视而不见，首因是短期内投资正效应的吸引力极大，而利益回报机制明确，次因是其损失几乎被所有人分摊，而且没有办法讨回损失，这种无法追责的局面在我国目前这种社会大转型期法纪缺失、道德不彰的形势下最易被牺牲、消耗，再次因是一些拥堵成本被计算成正的GDP，而被隐性屏蔽。

本来应该成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却未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传统上以用地和建筑规划为主导，交通规划在观念上被看作是附属性规划。这种观念在低机动化时代和小规模城镇情况下问题并不凸显，但当大型城市跨入普遍机动化时代时，其落伍性就危害无穷。同时，城市交通管理在城市管理中难度最高，投入却相对不足，供需矛盾异常突出。问题的推手力量远远大于化解的力量，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理论之辩

综合最近社会各界、各方对于我国大型城市交通的讨论，可总结为以下几种典型观点：

城市化悲观论——我国未来的城市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这种局势下的城市交通现代化会带来自然界都无法承受的能源、资源、环境负担和根本性的交通拥堵问题；

城市规划大变革论——我国的城市规划科学性差，问题巨大，唯有从城市规划上“洗心革面”，才能保证未来城市交通长治久安；

社会体制转型论——应该考虑应用中国擅长的强大行政手段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使我国城市交通实现公有制、计划性的“社会主义转型”，严格控制公车和私人客车拥有和使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

经济学家主张——相比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更应该考虑用科学的经济手段有力调节广大市民的交通方式选择，以达成各负其责、各得其便的城市交通理想；

公民教育主张——应该大力提高市民交通意识和交通素质，应该大力强化交通管理，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制止城市交通的乱象；

科技派主张——应该大量采用智能技术，提高城市交通智能化程度，自然而然地减少拥堵，改善环境。

上述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相互之间也有颇多差异甚至矛盾，如何取舍是非常复杂的战略选择问题，而选择结果产生的影响会远远超出城市交通范畴，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城市面貌、大交通产业、能源战略乃至社会关系格局。